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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8日星期二

辛亥革命旗帜谈 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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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图】百年前,天安门的历史性的瞬间
zhaohq
发表于 2013-10-15 13:59:50
本帖最后由 zhaohq 于 2013-10-15 14:06 编辑

【贴图】百年前,天安门的历史性的瞬间
第1图,疑似1913年拍摄。
图内,近景处千步廊御路两侧是两行小树。
图内,远景处可见天安门城楼处悬挂着四面旗帜。

本帖最后由 zhaohq 于 2013-10-15 14:14 编辑

【转帖】
赫晓夫的关于辛亥革命旗帜的介绍文章链接:http://blog.sina.com.cn/s /blog_658087420100xmjj.html

辛亥革命旗帜谈
赫晓夫

按:本文分两次刊载于《总统府》杂志(内刊,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主办)2011年第二期、第三期。新华网南京9月10日电(记者顾烨)称: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最直观的就是易帜。据考证,革命前后曾经出现的旗帜有12种之多,相对晚出的五色旗在1912年最后胜出,代替黄龙 旗成为当时中国的国旗。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展览研究部部长刘刚说,据考证,辛亥革命前后,各地出现了白旗、九星旗、八卦太极旗、井字旗等 12种旗帜……。"些微研究成果,既蒙媒体关注,笔者索性将原文在新浪博客发表(错漏之处未作订正,比如旗帜的数量实际上就远不止12种),权当 引玉之砖,希冀对处于初始阶段的辛亥旗帜研究有所推动。

辛亥革命旗帜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映衬下精彩纷呈,是中国近代旗帜史上极具研究价值的一个篇章。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尚 处于初始阶段。
于是乎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民国旗之历史》便成为多数论者的蓝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旗帜冯氏如是说:
"清季革命党所用国旗之方式有数种:最初为兴中会所用之青天白日旗,次为中国同盟会所修订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迄辛亥武昌举义,更有共进会所用之 十八星旗、上海光复所用之五色旗、惠州陈炯明所用之井字旗。……武昌起义之后,各省革命军所用旗章计有四种:(一)为共进会焦达峰、孙武之十八黄 星旗,即武汉义师所用。(二)为上海江苏军政府之五色旗,乃宋教仁、陈其美所提议。(三)为广东军政府之青天白日三色旗,此为革命军历次所常 用。……(四)为陈炯明在惠州举兵之井字旗,此旗式原为丙午年廖仲恺在东京所提议……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后,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 闽、滇数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
亲历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费时十余年完成《革命逸史》,自视"所载均属最有根据及最有价值之正史材料"。孙科赞其"取材精审,考证确切"。 冯氏对辛亥革命时期旗帜的说法因此被一再征引而几成定论。然而睽诸史实,且不说若干旗帜被冯氏遗漏,即便是提及的几种旗帜,在其性质及应用时空的 认定上亦颇多可商榷之处。
本文拟将所知辛亥革命旗帜一一列出略加考证。限于资料、学识,言之未必成理,然拂去时光尘埃,与历史本来面目有所接近是笔者的企望。

一、白旗
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即以白旗为标识。如1905年5月,秋瑾制定光复军军制,规定光复军"旗用白色,中书黑色汉字"。1906年12月,萍浏 醴起义爆发,起义军"皆用白布裹头,白衣白旗,旗书革命军字样。"
《易经》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武王伐纣,妇孺皆知。"武王左执黃钺,右秉白旄以麾。……以黃钺斩纣头,悬太白之旗;斩(纣之 二嬖妾)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百夫荷素质之旗(即白旗)于王前。"正义之师,白旗如林。这正是革命党人寄情于白旗的主要原由。且看湖北军 政府的檄文:"本政府痛彼酋之无状,哀汉胄之式微,特举义旗,振此困厄。白麾指去,群丑倒戈;黄钺挥来,罪魁远窜。"加之,白色在传统中同 "凶"、"丧"联系在一起,这更赋予白旗报仇雪耻、光复山河,义无反顾、愿为鬼雄的悲壮色彩。
辛亥革命期间,尤其是各地光复之初,白旗无疑是全国应用最为广泛的旗帜:
湖北武汉,"革命党既占武昌,周围城楼盖悬白旗"。湖南长沙,"全城已落入革命军手中……到处飘扬着白旗"。江西南昌,"内外响应,枪声不绝,全 城尽挂白旗"。上海,"警局及各军营已皆易帜反清,……于是白旗飘扬城内外。"浙江杭州,"各处均光复,悬白旗"。江苏苏州,"各门城楼均已高悬 白旗。如观前街阊门街……类皆白旗招展,有书新汉、大汉字样,或书光复"。福建福州,"城内商民一时白旗遍悬户外"。安徽安庆,"安庆咨议局宣布 独立,所有省城一律悬挂白旗"。广东广州,"通告全省水路部队一律改树白旗"。江苏南京,"狮子山炮台上悬挂着白旗,……到处是许多白旗"。
从主动方面说,白旗是革命、光复的象征;而从被动方面来说,白旗则是响应、归顺的表示。挂不挂白旗兹事体大,是对革命的态度问题。上海光复后,军 政府发出传单:"本军政府现认定,三日以内,凡商家铺户上悬白旗者,即为吾民欢迎光复之证据。"杭州光复后,军政府也致电省内各地,要求"已经归 顺各属,所有城寨、炮台、商埠,一律悬挂白旗"。白旗成了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鲁迅印象里,光复的绍兴县城"满眼是白旗"。沈从文则记住了他十岁 时湘西凤凰"各处悬上白旗,写个'汉'字"的景象。
二、青天白日旗
青天白日旗是兴中会制定"国旗",由被孙中山称为"吾共和第一烈士"的陆皓东于1895年设计。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次年秋冬间,制定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在讨论国旗时发生严重分歧,孙中山坚持沿用青天白日旗,黄兴则诟其与日本旗相类而主张井字旗。尽管孙中山在青天白日旗上 增加红色,将其改造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三色旗),同盟会的国旗案仍未形成决议(同盟会自始至终没有经正常程序确定的国旗),青天白日旗也因此未 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而得以保留。由于孙中山"共主"地位,两种旗帜后来都在实际中得以应用。然孙中山新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名分既难确定,青 天白日旗的地位未免更为尴尬。《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确定的"军事用票"图样上端仅印"国旗"(无旗式)一面,既证明了"国旗"的暂付阙如,也证 明了"国旗"外别无其他名目的旗帜。
辛亥革命时期青天白日旗现身较少。武昌起义有一例。率先起义的炮八标赵楚屏"将准备的白布袖章和蓝布旗子交给孟,孟华臣扯起蓝布旗子,并将白布袖 章分给正副目佩戴"。此处的"蓝布旗子"当为青天白日旗。
1912年11月7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海军旗章条例》,青天白日旗在兴中会后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身份——中华民国海军上将旗。这显然沾了海 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光。同时公布的中将、少将、代将、先任等4面旗帜,或镶红边、或剪燕尾,皆以青天白日旗为基础。
赘语:1914年7月,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明确青天白日旗为党旗、军旗。1924年9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 告: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及军旗(陆军旗)。1929年12月,国民政府明定青天白日旗为海军舰首旗(原舰首旗为五色旗)。海军将官旗相应调整,仍 以青天白日旗为基础。
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辛亥革命时期,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各省较多应用的革命军旗。由于同盟会党人历次起义使用及秘密渠道传布,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爆发,广州、广西、福建(似不包括云南),甚至十八星铁血旗的产地两湖、五色旗的产地江浙,光复之初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都曾被作为革命军旗 使用,并非如冯氏所言为广东军政府独家垄断。如:
湖北武汉,"京师闻革党占据武昌后即于城上树三色旗";"汉口华界已被革军占领,悬挂红蓝白色旗";"革命军所用之旗帜为红白蓝三色旗。"上海, "有革党二百余人,均袖扎白巾,一人持白旗,一人持红旗白角并白令箭跳跃率领……";"(总商会)扯下了清朝龙旗,升起了同盟会制定的青天白日旗 (民国成立后的海军旗样式)。"浙江杭州,"税务司拒绝悬挂白色旗帜或共和旗帜……共和旗或'光复'旗是红色的,右上角有一块白色方块,其中嵌入 一个用蓝色勾画的太阳"。福建省城,"遂告光复……改悬青天白日旗"。广西南宁,"恒益、公益两商行挂起青天白日的旗帜,第二天全城各处才纷纷仿 制悬挂起来"。
要说明的是,上述武汉的"三色旗"、"红蓝白色旗"、"红白蓝三色旗"都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海的"红旗白角"和杭州"红色的,右上角有一块白 色方块,其中嵌入一个用蓝色勾画的太阳"也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细节不同的是青天白日变成了白天青日。历史照片"上海革命军开设兵站招募新兵"清 晰地展示了这面异版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对照杭州旗帜的描叙,二者竟完全吻合。至于照片上"用蓝色勾画的太阳"光叉的数目是8个而不是12个,这与 青白色对换皆属特定历史环境里的图像差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有一幅"辛亥革命上海起义时的吴淞光复军旗",其实正是这面异版青天白日满地红 旗。光复军旗为秋瑾设计,"白色,中书黑色汉字"。在上海光复过程中,光复会"散布光复军白旗于军警,……送光复军白旗于吴淞";"巡警总局白旗 已挂起,上有光复二字……占领制造局后,传令升悬白旗,大书光复"。光复会用白旗史实甚明,不可能另有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如出一辙的旗帜。不过光 复会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却大有可能,起码光复会的主要骨干几乎都参加过同盟会。
1911年12月4日各省留沪代表会国旗方案(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铁血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提出后,全国旗帜开始趋向统 一。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坚持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打到底的只剩下广东在唱独角戏。直到5月,"广东此时尚用天日旗,于全国国旗未能统一"。民国元 年广东军政府发行"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通用银票",新鈔正面上端便赫然印着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冯氏"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后……粤、桂、 闽、滇数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之说与史实不符。
孙中山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往情深。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归国途中抵伦敦,"当地华侨请制国旗,遂手绘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并附尺寸,成五十幅, 悬城东唐人街。"然而,到达上海,迎接他的却是满眼的五色旗。1912年1月9日,南京各省代表会(代行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军商各旗暂仍 其旧)。10日,孙中山在复函中列举以五色旗为国旗不当之点,以为从旗之历史、旗之取义、旗之美观而论,则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宜,提出"俟满虏既 亡,民选国会成立之后,付之国民公决",否决了各省代表会的国旗案。但据1912年1月7日《申报》:"孙大总统现将国旗标本暨陆军旗帜军服图样 颁发各省。"可见,尽管国旗案被否决,既成事实已经让孙中山无力回天。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虽有过海军旗的提议,海军方面却并未实际应用(另有其 旗),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它实际上是一面"留作纪念"之旗。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次日,孙中山践诺请辞,荐袁世凯继任。3月10日,袁世凯如愿在北京宣誓就任。5月4日,北京临时参议院在第一 次会议上即提出"国旗统一案"。后经数次讨论,直到6月8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公布临时参议院决议:"以五色旗为国旗,商旗适用国 旗,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指三色旗)为海军旗。"纷纷扰扰的国旗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在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的过程中,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遭遇两次危机。
一是海军部的特派员提出以五色旗为海军旗。理由是:"考世界共和国国旗即为海军旗,如法美等国皆然。至于君主国体则国旗与海军旗不同。我中华民国 既为共和国,则国旗即应与海军旗一律。"所幸参议员们认为"国旗为军旗乃各国历史之不同","海军部以青天白日旗有妨共和,实不成为理由",未予 支持。
二是临时参议院议决:"五色旗左方上角缀以青天白日,其大小亦居于全旗四分之一,即定为海军旗主旗"(陆军旗亦如此处置)。袁世凯接到参议院的咨 文,要求临时参议院复议。袁大总统认为参议院搞出来的海陆军旗难以识别、破损国旗,而军旗继国旗之后"自然联贯,本不必以同缀一幅之上始相关 连","兹拟仍以星旗为陆军旗,天日旗为海军旗,不必加入国旗之内。两旗通用已久,既可免于更张,取义各殊,亦无嫌于并重形式,得归于纯一,采色 亦足壮观瞻"。后临时参议院采纳袁世凯的意见。对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完整保留袁世凯可谓功莫大焉。
赘语:1914年7月,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明确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1924年9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 告: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1928年11月,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以青天白日为国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1929年 12月,国民政府明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与国旗同式)。
四、九星旗
九星旗或为华兴会制定的革命军旗,与黄兴有关。辛亥革命期间为武汉、上海等地采用。据亲历者回忆,"有同志携带革命九星红旗,此旗是黄兴同志在华 兴会时期所制出,武汉军政府就挂此旗"。偶尔能在画册上看到这面革命军旗的设计图,它或被称为"起义前设计的革命军旗之一",或被称为"革命军起 义时的军旗",惜乎语焉不详。其实,在最早报道武昌起义消息的报纸上就能看到这面革命军旗:
"黎元洪为大统领,……并告以不用大清旗号,换太极图旗";"旗帜皆变为众星向日形式";"革党改换七星旗,布置周密,举黎元洪为大统领";"是 时九星旗、白布巾弥望皆是"。
与前面的军旗设计图样对照,笔者认为"太极图旗"、"众星向日"旗及"九星旗"正好拼合出一面白色九星旗:白地、太极图外九星环绕(所谓"七星 旗"显然是九星旗的误读)。在美国摄影家施塔福拍摄的辛亥时期上海老照片中,笔者意外发现了白色九星旗。它不仅证明了九星旗的存在,还证明了九星 旗不止为武汉一地采用。
白色九星旗在武汉的存在时间很短,仅有五六日。"革命军先用太极图之旗号,刻已废用,一切旗帜悉有'新汉'字样";"湖北革命军现在旗帜均换红 色,……其红色旗上,载有'兴汉灭□(满)'字样"。笔者推测就在此时,白色九星旗完成了向红色九星旗的转化。10月19日《时报》刊登"革命军 旗"图样,注明"红地、黄日、黄星"。红色九星旗以红色为地,太极图被简化为黄色圆,周围环绕九颗黄色五角星。日本印制的明信片及画片上,红色九 星旗十分清晰。
1911年11月11日,上海军政、民政各行政署"一律改悬红色九星国旗"。这里的"红色九星国旗"极有可能即红色九星旗。上海光复当日已打出 "上列十八星"的铁血旗,如此时仅为沿用自不必称"改悬",又岂有将明明白白的"十八星"改称"九星"之理?笔者认为正是上海方面在五色旗产生之 前为彰显其独特态势,才摈弃十八星铁血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改悬"红色九星旗(此时湖北已不用)。辛亥革命时期旗帜先后改易、数种并存的情况 武汉、上海最为突出。《申报》为我们记录了"今日旗式未定之时"上海的有趣景观:"甲用甲式,乙用乙式,或且用亡国朝鲜之八卦旗等,五花八门,各 式其式。"笔者推断,所谓"亡国朝鲜之八卦旗"可能即指白色九星旗或异版白色九星旗,因为两者的主要特征"白地"、"太极图"皆相吻合。
笔者还在"江苏都督府"的徽章上发现了类似红色九星旗的九星向日图案,毗邻上海的苏州街头或许也曾红色九星旗飘扬。
五、十八星铁血旗
辛亥革命时期,十八星铁血旗是影响最大的革命军旗之一。湖北军政府一度被光复各省尊为中央军政府,它称之为国旗的铁血十八星旗一段时间内无疑可视 为代国旗。至于十八星铁血旗的使用时空,冯氏之误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类似。一是武昌起义之后,并非"武汉义师"独家使用该旗;二是南京临时政府建 立后五色旗成为国旗的大势已定,"鄂、湘、赣三省"以及其他省份虽继续使用该旗,却是作为代陆军旗使用的。
1907年,鉴于孙中山策划的南方起义收效甚微,同盟会东京本部纠纷不断日趋涣散,一些长江中下游省份的同盟会员倡议结纳会党另组革命团体,谋求 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8月,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十八星铁血旗即产生于此时。十八星铁血旗"用大红色为底布,由中间辐射出来九个黑色锐角,每个 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九个共十八个,以表示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1908年冬,共进会孙武、焦达峰等先后返国,逐 渐将活动重点转向新军。1911年,湖北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发动武昌起义,湖南共进会和会党率先以长沙起义响应,江西共进会则参加了九江和南昌起 义。光复之初,十八星铁血旗在共进会主要活动地区鄂、湘、赣等省得到应用。如:南昌军政府于11月1日建立时,即宣布"以铁血十八星旗代替国 旗"。
十八星铁血旗是武昌首义所揭旗帜,其影响自然会超出共进会活动地区。如:上海。11月4日,"晚八点钟又有民国军一队……苛枪列队入城,持红色、 白色军旗各一面(上列十八星与前报刊印者一式)"。浙江。11月7日,杭州"都督分府高悬红质白星之新旗";11月10日,嘉防"全军鼓噪倒戈, 一律改悬星旗"。
现在要讨论的是十八星铁血旗何时取得独尊地位,成为湖北军政府的"国旗"?10月26日《时报》:"革命军所用之旗虽种类颇多,类为红地。革命军 之长官旗为红地白星,周环九星,每星上又有小点,十八点以示十八省,由天默佑之意。"而10月28日《申报》第一次刊登"中华民国国旗"图样,并 注明:"红地,由中心外射之线九、色蓝,线之两端各缀一小星,其数十八,或云以表十八省焉。"迟至武昌起义半个月后,十八星旗方见诸报端。笔者推 测此前十八星旗尚不能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不足以引起人们重视。但这一来与武昌起义自始至终只用十八星旗的传统说法就有了分歧,姑存疑待考。
12月4日,留沪各省代表提议十八星铁血旗为陆军旗,因为新的代国旗——五色旗已经出现,十八星铁血旗的使命遂由代国旗转换为代陆军旗。1912 年6月8日,十八星铁血旗寿终正寝,由它衍生出的十九星旗被公布为陆军旗,
尚有一面被人忽略的异版十八星铁血旗:白底,上端内侧占旗面四分之一的红色块内嵌黄色十八星(一面小十八星旗)。它是辛亥革命时期海军实际使用的 海军旗,"上海未制定以前海军人员已自行制定","上海制定后(指留沪各省代表提出国旗案),海军军舰以此旗为未合,特因国家尚未决定何种旗式, 仍用自行制定之旗式"。直至法定海军旗公布,海军部选定1912年8月1日"为正式悬挂海军旗之期",这面代海军旗才正式下岗。
六、十九星旗
1912年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审议"国旗统一案",十八星铁血旗引发了议员们的激烈争论。理由是铁血旗的十八星系指关内十八省,全然不能代表南 北统一后的全国版图。东三省籍议员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起义因不仅止十八省,自去年九月以后,东三省志士奔走呼号亦曾非常戮力,虽不敢云与十八省 同时做到,究亦有功于革命,蒙藏诸地亦五族一家同归平等",要求将十八星改为二十六星。
更有议员提出"十八星"有碍国土完整:"现在若仍用十八星,则是否有抛弃土地之虞?况某国野心甚著,设因此旗未能表示完全而遽施其进行之手段,岂 不于民国前途大有危险。"他们大声疾呼:"断不可为此星点之故,酿成民国前途之祸患。"
最后的变通办法是:"审查会拟将十八星中加一星,其形稍大。一则可以破十八省之疑,二则众星拱绕又足表示中华民国统一国家之意。"随即又有议员修 正:"将十八星中之大星缩小与他星一律,一则免中央集权之意,一则可以表示平等之意。"最后付诸表决,议员起立鼓掌赞成。
临时参议院送交袁世凯公布的方案为"五色旗之左方上角缀以星旗,其大小居于全旗四分之一,即定为陆军旗主旗","星旗原系十八星,兹于旗之中央增 绘一星,合成十九星。其星点大小则中央与内外四周均为一律,庶众星环绕,既昭统一之规,而薄海大同,兼寓平等之义"。袁世凯同意"星旗中央增绘一 星合成十九星",反对"五色旗之左方上角缀以星旗"。经过复议,临时参议院一致赞成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不必加入五色旗之内"。1912年6月8 日,临时大总统公布十九星旗为陆军旗。
赘语: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十九星陆军旗在全国范围内被青天白日旗取代,与五色旗同时退出历史舞台。
七、八卦太极旗
八卦太极旗为辛亥革命时期山西省独家使用。1911年10月29日,军政府组成,"年号仿武昌用黄帝纪年为四千六百零九年,门前悬八卦太极图 旗。"武昌起义后不及二旬太原光复,山西军政府既"仿武昌用黄帝纪年",所用旗帜样式仿照武昌亦有可能。由于具体旗式不详,笔者推测"八卦太极图 旗"有可能是异版九星太极旗,或者就是九星太极旗。
八、黄旗
黄旗为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偶尓使用,或为白旗的补充。实例如下:
湖北当阳,"甫入其境,丁妇旄倪,欢呼雷动,黄旗轰天,爆竹豗地"。云南个旧,"各界遂于5日也遍插'汉'字黄旗表示反正";"厅议事会在十五日 全市遍插汉字黄旗的当天,即自动地成立革命军三营"。广西桂林,"饬人缮写独立黄旗数百面,大书'大汉广西全省革命军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广西前途 万岁'二十四字"。奉天省城,"咨议局门前悬挂黄色旗,中书奉天国民保安会字样"。
九、十八星汉字旗
十八星汉字旗为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省独家使用。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打出的"国旗"是十八星汉字旗。 "民家皆树白旗,中署汉字,周以圆规十八,盖取十八行省之义。"李劼人在其历史小说《大波》中写到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的成立大会,"至公堂 高高的前轩檐口外,撑出两面写有红汉字,画有十八个墨圈的大旗,是白大绸缝制的,在太阳光下闪出缕缕射眼毫光。"目击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大会 的美籍教师路得·那爱德,则为我们留下了十八星汉字旗高悬的老照片。
十八星汉字旗应该与共进会对四川的影响有关(共进会首任总理张百祥便是四川人)。尽管它与十八星铁血旗在形式上差距很大,但表达的意思却基本一 致。《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宣言》称"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之宗旨,基于世界之公理,人道之主义,组织共和宪法,以巩固我大汉联邦之帝国而与世罔 极。"这个"大汉联邦之帝国"即由关内十八行省构成。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对该旗作如下评判:"宣布成立军政府之后,接着升起了新的旗帜。那面旗帜 (我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红字(汉),周围有十八颗星绕成的一个黑圈,形状象是太阳,但颜色是黑的。……旗帜上'星'的 数目是十八颗,而不是二十一颗或二十三颗,这个情况表明把东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尔)排斥在联邦之外。"
十、五色旗
1911年12月4日留沪各省代表、社会名流及江浙沪三督会议,首先提出以五色旗为国旗,尽管程序的合法性曾受赴鄂各省代表会的质疑,却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其时关内各省大都光复,国旗是与筹组临时政府同时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五色旗是政治智慧的物化,它的出现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旗帜由纷乱走 向有序的开端。五色旗被广泛接受,意味着"五族共和"思想逐步占了上风。至1912年1月9日南京各省代表会议决五色旗为国旗,说明五色旗成为国 旗的大势已无法逆转。
五色旗是相对晚出的旗帜,不宜与其他旗帜相提并论。冯文称五色旗为"上海光复所用",就象孙中山说五色旗是"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同样与史 不符。上海1911年11月4日光复,五色旗12月4日问世,时间上两者相差一个月。南京为江浙联军攻克在12月2日,亦在五色旗产生之前。上 海、江苏军政府成立之初自无缘使用五色旗。五色旗为各省代表会提出,渐次为各省所承认。既未独享专利,冯文称"上海、江苏军政府之五色旗"显然不 确。冯氏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孤立的看似乎不错,但结合"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数省用 青天白日三色旗"则不能成立。南京各省代表会通电全国,确定1911年12月29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凡我国国民应于是日悬挂国旗以誌庆典"。各 省代表会已视悬挂五色旗(国旗)为理所当然。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各省基本上都已承认五色旗为国旗,不用说广西、福建、云南,就是铁血十八星旗诞 生地的湖北亦随了大流,1912年1月9日,黎元洪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正朔已定,国旗及军商各旗式应即划归一律,请速颁发定式,以便遵行。" 参议院复电:"沿江各省现在皆以五色旗为国旗,经本院议决,请大总统通告各省,国旗即用五色旗……"此时,南京各省代表会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的理 由正是"各省几乎一致,故从多数"。1912年2月12日,清帝刚宣布退位,北京即遍悬五色旗。这也充分显示了国内对五色旗的普遍认同。
尽管五色旗不专属于产地上海,但对于五色旗的推广应用上海确实身体力行。1911年12月18日,沪军都督府通告规范国旗式样,"先行用五色布制 就二万方"。12月31日,沪军都督通告:"自明日起各界一律悬挂国旗,以昭庆贺而光大典。""沪军都督府派员运送国旗五百面往宁,分给各团体悬 挂,以申庆贺。"
孙中山始终对五色旗持反对态度。但既在就职临时大总统时宣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他对五色旗 的反对必定苍白无力。孙中山在否决南京各省代表会国旗案时,批评五色旗:"一、清国旧例,海军以五色为一二品大官之旂,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 旗,未免失体。二、其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三、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首先,五色旗与清朝海军 "一二品大官之旗"并不相同。清海军全军统领旗五色自上而下排列为黄白黑绿红(上角钉单锚),而五色旗自上而下排列为红黄蓝白黑。其次,某颜色自 不必与某民族具体对应,"五色固含五族同等之意,究非以何色分配何族"。再次,颜色既不与民族具体对应,"上下排列仍有阶级"自无从说起。数年 后,孙中山对五色旗的否定更为彻底:"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廷之一品 武官之五色旗,为我民国之国旗,以为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而革命党人亦多不察,而舍去吾共和第一烈士陆皓东先生所定之民国之青天白 日国旗,而采用此四分五裂之官僚旗。予争之不已,而参议院乃以青天白日之旗为海军旗。呜呼!此民国成立以来,所以长在四分五裂之中,而海军所以有 常常主持正义也。此民国之不幸,皆由不吉之五色旗有以致之也。夫清廷之黄龙帝旗,我已不用,而乃反用其武员之五色旗,此无怪清帝之专制可以推覆, 而清廷武人之专制难以灭绝也。"这绝对是篇"国旗决定论"的妙文。
1912年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在审议国旗统一案的过程中,五色旗首先获得一致通过,"议长用五色旗为国旗之意询众议员,众议员全体起立表决,拍 掌欢呼民国万岁"。提请临时大总统公布施行的咨文对五色旗推崇备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就道德上、历史上、习惯上、政治上种种方面观察, 非惟足以代表全国精神,且为中华民国永久不磨之特色。现友邦公使、外域华侨,函电所通均已共晓。而外人并有目次旗为虹旗,谓中国驱除专制、建设共 和正如彩虹亘天,阴霾尽扫者。此尤可见此旗荣誉中外欢迎,应即定为中华民国国旗。"
"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五色旗是古老中国结束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的第一面国旗。"千秋汉业同天水,五色雄旗映日殷。"朱德 1916年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赘语: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五色旗在全国范围内被青天白日旗取代,退出历史舞台。日本侵华战争中,五色旗一度成为几个日本傀儡政权的 "国旗"。
十一、循军井字旗
井字旗为广东惠州革命军独家使用。1911年11月1日,陈炯明得清军管带洪兆麟为内应,进占惠州,将所属革命军改编为七旅,号称循军(惠州古称 循州)。11月29日,广州光复,循军进入广州。循军以井字旗为军旗,旗帜红黄蓝三色,红底,旗面上端内侧正方形黄色块内有蓝色"井"字。"此旗 式原为丙午年(1907)廖仲恺在东京所提议,廖陈同隶惠州籍,陈闻同盟会本部尝有此提议,遂采为己军之标识,嗣会师广州,始废置不用。"
赘语:中国致公党于1925年10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成立,陈炯明为首任总理,井字旗成为致公党党旗。
十二、大元帅、副元帅井字旗
1911年12月4日,留沪各省代表会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井字旗作为元帅旗再次亮相。7日,在鄂各省代表指责上海方面越权。8 日,黎元洪致电各省都督称:"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17日,黄兴力辞大元帅,推荐黎元洪担任。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 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决定"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未往南京筹组临时政府。27日,南京各省代表会 代表会见甫到上海的孙中山。代表表示拟推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表示:"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国外 并非国家之元首。"双方就选举大总统达成一致意见,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的职能历时20日无疾而终。
大元帅、副元帅旗用井字旗,或多或少与黄兴同盟会时与孙中山的国旗争论有关。既选举黄兴为大元帅,借用黄兴当年提议的井字旗为元帅旗也是顺理成章 的事。据当时报纸刊登的"中华民国旗式图样",大元帅旗:红底,上端内侧占旗面四分之一的蓝色块内嵌白色"井"字;副元帅旗:红底,上端内侧占旗 面四分之一的白色块内嵌蓝色"井"字。(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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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辛亥革命: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
万里如虎 于 2013/8/26 22:29:09
张永


日本人绘的辛亥革命图

    清末革命派中存在着基于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的以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为目标的革命建国思想,而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 地,这客观上为日本黑龙会等国外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导致国内满、蒙、回、藏各族对革命充满疑惧因而产生离心倾向,这使得国家在辛亥革命过 程中面临领土分裂和由此引发大规模民族仇杀的巨大危机。但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大多能够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为重,终于使江浙一带象征五族共 和的"五色旗"取代武汉军政府象征十八省汉族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标志着五族共和代替了狭隘的汉族立场被确立为国策,这是使 国家转危为安的重大决策。南北议和以清帝退位,将其主权及相应的疆域完整移交民国政府而完成,保持了主权和领土的连续性,使得五族共和真正得以实 现,避免了国家分裂和大规模民族仇杀的灾难,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要在十八行省范围恢复建立汉族国家,而视满、蒙、回、藏等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尽人皆知的中国同盟会誓词,但对这八个字的解释却历来并不清晰。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1906年在日本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 方略"中有这样的解释:"一、驱除鞑虏:今之满州,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 奴隶,……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 二、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这个阐释的含糊之处在于没有说清其中的地域概念,历来人们往往把誓词理解为推翻满清政府,在旧政府原有的全部领土范围内建立新国家,但实际上这种理解并不 准确。"驱除"并不等于"推翻",当然也不是"灭绝","驱除鞑虏"自然是要把"鞑虏"驱赶到某个地方去,按照明朝开国的旧例,是把异族赶回其祖 居之地,就是要把满族赶回满洲,如当年朱元璋把蒙族赶回蒙古草原,这里就含有分裂的意味;"恢复"自然是回到原来的情形,汉族被满清灭国前的情 况,也就是明朝末年的汉族居住地区,大致相当于十八行省的范围,因此"恢复中华"主要是在这汉族聚居的十八行省范围恢复建立汉族国家(这个范围没 有包括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只相当于当时中国领土的不到一半),而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

    "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思想的第一个来源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孙中山一向以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事业自勉,在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 中山说到:"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这是我汉族四万万人 最大的幸福了。"1912年2月12日南北议和成功,清帝刚刚退位,孙中山就决定于15日在南京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亲率民国政府各部部长及右都尉 以上将校参谒明孝陵,异常隆重地祭祀明太祖朱元璋,祭文中有:"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 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以共和国总统的身份,率领整个共和国政府,以如此规格祭祀一位封 建王朝皇帝,其追怀崇敬之情可以想见,实际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来源于朱元璋讨元檄文中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

    关于恢复建立汉族国家的土地范围,虽然也有不同的说法,但还是以"十八行省"最为普遍接受。孙中山认为这就是汉族的传统疆域:"且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 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1905年秋与汪精卫谈到军政府时孙中 山说:"洎乎成功,则十八省之议会,盾乎其后,军政府即欲专擅,其道无繇。"当时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邹容《革命军》也称:"昔之禹贡九州,今之 十八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武昌起义后,军政府以象征十八省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为国旗,对全国 发出的文告也都以"十八省"为号召,详见后文。

    偶而也有"十九省"的提法,不过影响不大,比如章太炎也是主张要收复汉族故土,不过可能是追溯到了汉代班超、班勇在西域的事迹,把新疆也算进来成为十九 省,似乎忘记了新疆到晚清才成为行省:"自渝关而外,东三省者,为满洲之分地;自渝关而内,十九行省者,为汉人之分地。满洲尝盗吾汉土以为己有, 而吾汉人于满洲之土未尝有所侵攘焉。今日逐满,亦犹田园居宅为他人所割据,而据旧时之契约界碑,以收复吾所故有而已。"实际上"满洲之土"已经有 大量的汉族迁入"侵攘",但章太炎作为一个南方人似乎并不太清楚。

    要之,革命派中流行的思想,是并不把满蒙等少数民族区域当作中国固有的领土,所以在革命后建立新国家时可有可无。1908年《民报》文章"仇一姓不仇一族 论"中批判满清政府时称:"甲午之役,括吾民之膏血以赎其长白山之故巢,亦既无赖极矣。"这等于否认辽东半岛是需要保全的中国领土。1908年 《民报》章太炎"排满平议"中有:"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 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认为从中国版图把少数民族区域分割出去,更加利于建立良 好的政治秩序上,对双方都有好处。

    "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欧洲从十九世纪开始日益发达的所谓"民族建国主义"理论,即认为民族独立建国至为正大,在民族国家竞争 的世界里,惟有单一民族的国家才能强固有力,否则必然分崩离析,这种思想在《江苏》、《浙江潮》、《民报》等当时著名的革命派刊物上广为宣扬,影 响很大。1903年《江苏》"新政府之建设"一文中有:"试一翻近世史,二三百年来此等惊天动地之大风潮,龙拏虎掷之大活剧,连篇累牍纷陈眼帘, 何一非民族主义所激荡所演出者耶!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立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之政局乃大变动,而所谓民族建国主义者磅礴膨胀不可 消磨。"

    当时革命派中甚至有非民族的国家不算国家的论断,1903年《浙江潮》"民族主义论"一文阐发颇为透辟,严厉批判合众多民族为一大帝国的思想:"非民族的 国家,不得谓之国。……集多数人民,以公同之力之志意,向公同之目的,发公同之行为者,则曰国。而置一国于此,其内容则键结无数之异族焉,其思想 不同,其语言不同,其风俗习惯不同。因此四者,而利害乃相驰焉,而感情乃相背焉,而欲键而结之,而出于公同,无已则以政府之威压力。虽然,自古及 今,有不亡之国者矣,未有不亡之政府者也。及政府之能力衰,而民族的反拨性起。吾证之于远,则罗马是也。彼虽能键无数民族于一国下,然一时而已, 不转瞬而亡也。吾证之于近,则蒙古是也。彼能并欧亚二大族而统一之,然泡影焉。"清王朝的广阔疆域是在康熙、乾隆之世,由"十全武功"的征伐奠 定,由上面的思想推论,大清国当然也不得谓之国,自然也难免解体的命运,革命创建的新国家当然也不可能完整继承清帝国的版图。

    明确提出在"十八省""建民族的国家"的,是1903年《江苏》"政体进化论"一文:"如吾前所举民主政体成立之四因,吾国实有其三焉:(一)十八省得天 然之地势,远胜美之十三州,以地理论可独立而民主也;……(三)同胞四亿万,同文同风同利害,群策群力何事不成,以民族论尤可独立而为民主 也。……二十世纪中,必现出一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耳!……以我民族建我新国,全权在我……呜呼!建民族之国家,立共和之宪章,凡我同胞,其矢 斯志。"

    综上,可以看出革命派中存在着以在汉族聚居的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的革命建国思想,对于满、蒙、回、藏等族聚居区,则认为在新国家中可有可无,偏激一 点的甚至认为没有更好。当然,受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影响较深的只是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而且即使是这部分人后来在立宪派的舆论攻势之下,也不 得不把这种对于国人来说过于激烈的主张隐藏起来。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贯反对革命派的种族革命学说,以为满汉早已融合,革命必遭瓜分,特别 是杨度1907年在《中国新报》上发表的"中国新报叙"一文,论述民族革命必然引起国家分裂,至少可能分裂为汉、蒙、回、藏四国,分裂则必然遭列 强瓜分以至于亡国,颇能言之成理,迫使革命派不得不正面回答。《民报》相继发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汪东"革命今势论"等文章,加上前一年发表 的汪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算是对立宪派的回答。然而,汪精卫完全以美英"门户开放"政策立论,回避了民族分裂问题;章太炎、汪东则一相情 愿地认为蒙、回、藏各族发展程度不足以自立,畏惧列强则必然依附中国,回避了由激烈民族主义对各族的冲击而产生的离心倾向;总之,革命派的回答说 服力不强,似乎只是表面上的应付,内心深处仍是以为少数民族区域的去留是次要问题,不必在革命胜利之前重点加以考虑。

    二、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为日本黑龙会等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日本黑龙会1901年2月3日成立,其宗旨是:"回顾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实行兴隆东亚的经纶,挫折西力东渐之势,目前的急务是先与俄国开战,在东 亚将其击退,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黑龙会的创建者和领袖是内田良平。

    从黑龙会的宗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凶恶的侵华组织,其目标是先击退1900年庚子之变中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俄国势力,进而吞并东北三省、蒙古和俄国的 西伯利亚,这一地区有著名的大河黑龙江,所以定会名为"黑龙会"。黑龙会通过公开的舆论鼓吹和私下游说高级军政官员,对推动日俄战争的爆发起到了 重要作用,日俄战争的结果终于使日本侵华势力侵入我国东北。值得一提的是,黑龙会的领袖内田良平1894年就曾经建立"天佑侠"组织,深入到朝鲜 东学党起义军中,对推动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起过一定的作用,可以说是日本对外侵略的急先锋。

    然而就是这个凶恶的侵华组织黑龙会以及它的领袖内田良平,却与中国同盟会以及孙中山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内田良平1898年就通过宫崎寅藏与孙中山 相识,1900年到新加坡帮助孙中山组织广东惠州起义。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再到日本,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中国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就是于7月 30日在东京内田良平家中召开的,会上内田良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不久当时的黑龙会会员后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灵魂北一辉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内田良平在《日本之亚细亚》一书中提到孙中山1906年以来曾对日本朝野人士游说,以中国革命后在长城以南建国,满蒙让给日本,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报 酬。1912年2月初南北议和成功的前夕,孙中山、黄兴通过森恪与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山县有朋等商谈由日本提供给革命党一千万到二千万日元的援 助,换取中国以某种形式把东三省让与日本,由于2月12日南北议和成功,这一意向无形打消。实际上,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巨大的反对力量,这一意向 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孙中山、黄兴曾有这样的意图,经由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和中国学者俞辛焞的考证,应该是确实的。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中国同盟会是伟大的爱国团体,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何以孙中山和同盟会与日本一部分侵华势力能够形成如此密切的关系呢?有些学者难 以理解这一点,曾经竭力加以辩驳,但黑龙会是公开的政治团体,以黑龙江命名,有各种公开出版物宣扬其侵略主张,内田良平更是通过著述不遗余力地宣 传他的侵略思想,如果说孙中山和同盟会不了解内田良平与黑龙会的侵略立场,那就过分牵强了。既然了解其立场,而又过从甚密,必然要对合作的基础和 条件达成某种共识,这与同一时期康有为坚决拒绝与孙中山见面形成鲜明对比。那么,要和以并吞满蒙为根本目标的黑龙会达成合作的共识,除了出让满蒙 还可能有什么合作条件呢?

    实际上,孙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虽然是坚定的爱国者,但仍然不免有其思想和认识上的局限,正是这种局限给日本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一,革命派 中流行着狭隘"民族建国主义"及由此产生的在十八行省建立汉族国家的革命建国思想,把满蒙置于可有可无之地。其极端的表现是认为"两民族必不能并 立于一政府统治下",这一方面是受欧洲民族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认为满蒙历史上不是传统的汉族聚居区,或许也因为看到日本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 的迅速崛起;第二,不了解我国北方汉族在清代大规模扩散,因而形成广阔的民族杂居区域的国情,因此对国家和民族分裂可能给各族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缺乏认识。由于巨大的人口增长,清代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汉族人口向东三省、内蒙、新疆等地大规模移民,形成了广阔的民族杂居区,革命派中 大多是南方人,孙中山长期漂泊海外,对南方沿海人口移居海外的情形非常熟悉,而对北方人口分布的重大变化认识不清,因此对国家和民族分裂可能造成 的后果估计不足。第三,可能还有为整体利益牺牲局部的想法,这与列宁和德国签定代价很大的布列斯特条约有些类似。

    三、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

    到革命大规模爆发时,上述思想局限产生的危害就会集中表现出来,造成很大的危机。1907年孙中山在南洋忙于组织两广的起义,东京同盟会本部呈现涣散状 态,一部分来自长江流域的革命派为联络会党,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发展,在东京成立了"共进会",其中重要人物有张百祥、焦达峰、刘公、居正、孙武 等,共进会的革命旗帜定为"十八星旗":"用大红色为底布,由中间辐射出来九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九个共十八 个,以表示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 "十八星旗"可以说是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具体结果。

    1908年冬,共进会孙武、焦达峰、彭汉遗等先后回国,但联络会党很不顺利,而工作重点转向新军后,进展神速。1911年9月14日湖北的共进会组织与新 军中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决定实行合并,发动起义的条件接近成熟了。9月24日,新军中的革命情绪已经难以抑制,意外发生了南湖炮队暴动事件,总督瑞 澂开始严密戒备。革命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0月6日(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发动起义,同时议决"东京共进会预拟的国旗图样和大都督印钤,更应早 日制就,以备应用。会上决议以李白贞既长美术,又懂化学,一并交他办理。 李白贞接受了这两项任务,就在党人所设的机关文艺俱乐部密室把国旗图样放大画好,购买了红黄黑三种色布,照图裁剪粘贴,交他的夫人陈氏缝就。"

    可以看出,虽然后来"十八星旗" 被定为陆军军旗,但当时是把它作为新国家的国旗的,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时也是把它当作与"五色旗"、"青天白日旗"并列的确定国旗的三种选择之一。10 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十八星旗" 高高飘扬在蛇山黄鹤楼头,成为革命的象征,激励着革命军民的斗争意志。但它同时也是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十八星旗"仅仅代表十八个行省, 黑龙江、吉林、奉天、新疆四个行省以及内外蒙古和西藏等广大范围的区域被排除在外,这使国家的领土完整受到重大威胁。

    军政府成立不久即发出《布告全国电》,转载刊布于全国各报,影响很大,其中动辄以"十八省"、"汉族"、"汉人"为号召,痛斥满人则云"我十八行省之父老 兄弟诸姑姊妹,莫不遭逢淫杀",号召革命则云"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 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大约同一时期发出的《布告海内人士电》则称:"为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报二百六十年 之仇……我汉人四万万之生命,死活在此一举,成则与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再享万万世世之福,否则堕于地狱中永无超生之日矣……今日之举,是 合十八省诸英雄倡此义举"。可见在武昌起义初期,军政府完全被"民族建国主义"的狭隘思想所控制,以在十八省建立汉族国家为号召,还没有民族团结 和国家领土完整的考虑。

    共进会的排满立场在革命派中本来就较为偏激,加之两湖素以民气刚猛著称,故而当时武汉革命军中民族主义情绪甚为狭隘激烈,革命军中的两个流行口号是"不准 侵犯汉民"和"不准危害外人",也就是说中国汉族之外的各民族是不在保护之列的,因此武汉满人被杀者有数百人之多,虽妇孺亦有所不免,当然后来在 西安被杀的满人还要更多。

    《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收有以中华民国军统领黎元洪名义发布的《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影印件,这篇檄文产生于武昌起义之初,虽然流布不广,但 可以生动地反映当时民族情绪偏激的程度。檄文的后半部分是以发表于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上章太炎撰写的"讨满洲檄"为底本,略加改动而 成的,结尾一段的改动令人震惊,竟然是把原文只是针对满人,扩大到以满蒙回藏四族为敌:"又尔蒙回藏人,受我华之卵育者二百余年,尺布粒粟,何非 资于我大国。尔自伏念,食土之毛,不怀报德,反为寇仇,而与我大兵抗……尔若忘我汉德,尔恶不悛,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蹀足謦欬,与外蒙响 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如律令布告天下,讫于蒙古回部青海西藏之域。"这一段对1907年 章太炎原文的主要改动在于:(一)原文"又尔满洲胡人"改为"又尔蒙回藏人";(二)原文"尔胡人之归化于汉土者"改为"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 者";(三)原文"与外胡响应"改为"与外蒙响应"。)可以看出,武昌檄文的民族主义立场比章氏檄文更加狭隘激烈,简直带有与满蒙回藏四大族决裂 的气味,而且满人之外特别针对蒙古族。

    四川省也是共进会影响较大的省份,共进会在日本成立时四川会党首领张百祥曾被推选为总理,1911年11月27日蒲殿俊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大汉四川军政 府的旗帜也是"十八星旗",不过形式和湖北似乎略有不同,英国驻成都总领事是这样描述的:"那面旗帜(我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 上面有红字(汉),周围有十八颗星绕成的一个黑圈,形状象是太阳,但颜色是黑的。……旗帜上'星'的数目是十八颗,而不是二十一颗或二十三颗,这 个情况表明把东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尔)排斥在联邦之外。"可以看出,四川"十八星旗"颜色不同,还多了一个代表汉族的"汉"字,但无论如何 它们向外界传达的信息是明确一致的,就是要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扩展,越来越多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进来,加上革命党中原有的温和派力量,革命开始变得温和起来,湖北黎元洪、汤化龙、湖南谭延闿、江 苏程德全、浙江汤寿潜等相继进入革命领导层,特别是11月底汉阳失守和12月初苏浙联军攻占南京以后,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南京。江浙一带是立宪派实 力雄厚的地区,温和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渐渐取得了能够左右整个革命形势的地位。此种转变使辛亥革命难以真正进行彻底,使得保守势力大量地保存 下来,以至于后来危害民国,这是勿庸讳言的,但同时也使革命派中一部分偏激的民族主义倾向得到矫正,减少了革命的破坏性,为保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 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1月初江浙一带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由于当时江浙立宪派和旧官僚在社会上地位声望很高,因而转向革命后大量进入了领导层。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顺应革命形 势,在苏州宣布江苏省独立,一变而成为江苏都督。同日,浙江独立,汤寿潜被推举为都督。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为都督。12日江苏代表雷 奋、沈恩孚、浙江代表姚桐豫、高尔登通电全国,请各省派代表来上海,会商组织临时政府。20日,各省到沪代表议决,承认武昌军政府为民国中央军政 府,也就是说此时"十八星旗"是民国中央政府的旗帜。

    12月2日苏浙联军攻占南京,12月4 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沪军都督陈其美,以及各省留沪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 兴甲、赵学臣、朱福诜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开各省代表会,列席会议的还有章炳麟、赵凤昌、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顾忠琛、彭锡范,从与 会名单可以看出,著名的立宪派人物和与立宪派接近的革命派人物占有明显优势,大会议决"公电孙中山回国主持大政,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 帅,国名定为中华民国。黄兴等建议规定国旗式样。经过反复研讨,取五族共和的意义,决定以五色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 藏。"虽然这一决议由于当时大部分代表已去武汉而并不具有完全的效力,但"五色旗"的出现标志着在革命阵营已经开始把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问题 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加以考虑。

    而后"五色旗"被江浙一带的革命军采用,任鸿隽12月31日搭孙中山专车去南京时,在上海车站"看见车站中人行道两面排列了沪军士兵,军队的每一枝枪上均 插上一张五色小国旗(五色国旗是当时江、浙一带所采用的旗帜),大有目迷五色之感。孙中山先生的青天白日旗,竟一面也没有看见。"当时 ,"青天白日旗"被两广革命军采用,"十八星旗"被两湖革命军所采用,是为辛亥革命中影响最大的三种旗帜。1911年12月12日,在武汉和上海的各省代 表齐集南京,1912年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在南京正式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但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毫无革命历史的"五色旗"并不满意,他个人在感情上当然倾向于"青天白日旗",1907年还曾经为"青天白日旗"几乎和黄兴闹 翻,同时认为"十八星旗" 的主张也很正大。孙中山1912年1月12日复函代行参议院:"贵会咨来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等因。本总统对于此问题,以为未可遽付颁行。盖现时民国各省已 用之旗,大别有三:武汉首义则用内外十八省之徽志,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今用其一,必废其二。……至于取义,则武汉多有极正大之主张,而青天白 日,取象宏美,……今日适得武昌来电,则主张用首义之旗,亦有理由,非经将来大会讨论,总难决定也。"

    然而"五色旗"1911年12月初产生于江浙一带并不是偶然的,当时南方革命阵营里,立宪派、旧官僚和温和革命派的主张已经占压倒优势。立宪派虽然和革命 派一样都是政治上的革新派,但其与革命派分歧的一个根本点就是立宪派主张满汉早已融合以及民族革命将导致国家分裂以至灭亡,这在清末立宪派与革命 派的论战中表达的十分清楚,在立宪派对清政府绝望以至于参加革命以后,它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主张并未改变,而且一时极能博得舆论界的同情;温 和革命派如宋教仁等原本就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比较注意民族团结和领土问题,宋教仁还著有《间岛问题》,专门论述东北中朝边境的延吉主权问题,甚 至为清政府在对外谈判中所借重;旧官僚更是反对一切激烈的思想,认为变动越少越好。

    即使激进革命派如孙中山等,也认识到共和力量已占优势,清王朝的灭亡已经不成为主要问题,开始把民族团结和避免国家分裂问题放到重要位置,因而顺应形势发 展接受了五族共和以及保持领土完整的主张,并在1912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特别加以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 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 领土之统一。"

    既然承认五族共和为立国之本,且认为维护民族团结和领土统一为当务之急,就很难否认以"五色旗"为国旗的主张,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决定以"五 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标志着五族共和的建国思想已经在南方革命阵营里取得决定性胜利。

    四、论南北议和对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重大作用

    然而,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定"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南方革命阵营达成以五族共和为建国之本的共识,并不能保证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的理 想真正实现。

    北方以袁世凯集团为主要支撑的清王朝还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如果坚持抗拒革命,南方的革命武力很难在短期内统一中国,受清末革命派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 满、蒙、回、藏等各族对于革命都心怀疑惧,甚至北方各省很多汉人对共和革命也很不理解,加之日本、俄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假如南北战事 延绵,长年不决,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将难以避免。

    当时国家和民族分裂的危险是十分紧迫的。日本和俄国本来是为侵略我国东北发生过大规模战争的死敌,然而一旦经1907年和1910年密约划分势力范围,双 方竟然一变而成为以瓜分中国领土为目的而密切合作的伙伴,武昌起义爆发不久的1911年10月2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就与俄国总理大臣商议 瓜分中国满蒙,谈话纪要中有:"根据一九O七年及一九一O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 即可根据一九O七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10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议:"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 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为此,帝国政府必须经常策划,不遗余力;一旦遇到可乘之机,自应加以利用,采取果断手段,实现上述目的。"10月28日 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密电给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 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1912年1月1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 致电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俄国总理大臣态度相当激越,锋芒所示,颇有一欲时机既由日、俄两国协商,一举分割满洲、蒙古之势。" 可见日、俄两国趁火打劫的决心是很大的,中国国内动荡时间越长,它们实现阴谋的机会越大。

    鞑靼长期以来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因此"驱除鞑虏"的口号给蒙古族的心理冲击不亚于满族,蒙古王公对武廷芳的质问最足以反映这种疑惧心理:"共和国 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如诸君子欲合全国共谋组织,则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 不知何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即使诸君子所见不远,怀挟部落思想,谓我蒙古去之不足惜……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 布。"1911年11月30日,外蒙古在俄国的策动下,以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宣布独立,而后哲布尊丹巴在亲俄派杭达多尔济等的怂恿下登极称 帝,中国官员被驱逐,汉族商民倍受虐待。1912年1月3日,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汉宣布独立。在外蒙几次派兵侵袭和日、俄两国的策动下,内蒙古 也渐渐呈现不稳迹象,1912年1月中旬乎伦贝尔盟在俄国策动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也积极准备叛乱。1912年1月底,变乱已经蔓延到北 京附近,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的策动下,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接受日本贷款,谋划发动叛乱:"关于蒙古举兵事,刻已步步准备就绪。喀喇沁 王已决心于数日脱出北京(三万发子弹已于昨日领取运出)。喀喇沁王与川岛之间所订密约以及借款合同抄本,今日寄上。此项借款,约定以卓索图盟五旗 内(注:指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在今天赤峰市附近)所有矿山为抵押,贷与日金二十万元整。因该区将成为举兵之根据地,故贷与款额较他项借款为 多。……此次所贷款项,大部分将使其用于举兵。"在川岛浪速与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订立的十条契约中, 规定独立后任川岛为总顾问,一切文武事宜都与川岛商量决定,未经日本允准,不得与俄国往来,这实际上是日本阴谋建立"伪满洲国" 的第一次尝试。

    国家民族的分裂往往要引发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和种族仇杀,这对各族人民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分裂意味着要在两个民族聚居区之间的民族杂居区域中,人为划出一 条原来并不存在的国境线,这时杂居区中的甲族必然想要驱逐乙族以使本地划归甲国,相应的乙族也想驱逐甲族以使本地划归乙国,民族仇杀就这样难以避 免地爆发,几乎每一条新划出的边境线,都是由大量的鲜血凝成。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分治,举国狂欢,但是从这一天开始,沿着 一条在36天里匆匆划定的边境线,两侧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向相反的方向面对面地奔逃,1400万人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即使在英印国军队的监视 下,仍有大约50万人在相互的沿途劫杀中丧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无道理最悲惨的灾难之一,而且在双方有争议的克什米尔,战火绵延半个世纪至今未 熄,且不用说由敌意而产生的军备竞赛给两个国家带来的沉重负担了;最近南斯拉夫的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引发了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大的冲 突,已经使数万人丧生,这一地区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

    辛亥革命时期在内蒙古的变乱地区,大量汉人遭到驱逐和烧杀。当动乱波及西藏时,拉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不久冲突爆 发,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西藏各地汉人处境极惨,"参赞陆兴祺及师周自印度迭电中央及川、滇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 及,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中国难民避藏番屠杀,流亡于哲孟雄(注:今锡金)、印度各境者,为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分 起资遣回国,至四年冬始毕。"如果不是全国政局很快稳定下来,灾难无疑还会蔓延更深更广。

    在这样的民族冲突中没有胜利者,冲突各方都要遭受难以愈合的重大创伤,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的严重负面作用。清代三百年,汉族人 口出现巨大增长,相对的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宗教(约40%男性当喇嘛)、婚俗、性病等原因,人口依旧很稀少,汉族人口大量移居少数民族区域的压 力虽封禁亦不能阻止,特别是晚清改封禁政策为放垦政策后,移民过程大大加快,形成了大范围的民族杂居区,因此一旦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很可能以非常 大的规模爆发,给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将是不堪设想的。

    不仅仅是满、蒙等少数民族,即使是很多北方汉人,由于受共和思想影响很少,对革命极不理解,一时也是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最具危险性的是当时握有奉天军 权,能够左右东北三省去向的张作霖的态度。1912年1月26日,南北和谈已接近完成,张作霖主动访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称:"目前东 三省兵马实权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断不容许革命党之类南方人任意蹂躏,如北伐军之类,何足挂齿;即袁总理,如有确实迹象证实其已附和共和,本人绝不 听从其指挥……日本国如能以德相召,则东三省民众,必将人心趋向,有所依归。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予外人更为了当。"1月 31日张作霖再次传言落合:"袁世凯终已逐渐附和共和,皇帝退位当不可免,东三省亦将失去足以拥戴之主宰。身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 本人宁死亦不屑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为佳。"2月3日张作霖第三次传言落合,称:"日昨已以统领名义致电袁世凯,阐明如下立场:如果皇帝退 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张 作霖对日本人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但对比起来,当时似乎革命党更令他感到不安。

    那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形势判断颇为准确:"皇帝将早日退位并由袁世凯建立临时政府。但是这个转变可能带来严重的困难;有迹象表明,蒙古人和北方各省都 不愿意心平气和地接受这项解决办法。"2月12日清帝退位后,东三省继续悬挂龙旗,不久以后张作霖在袁世凯的重金笼络之下,才逐渐改变了态度,可 见作为旧官僚的袁世凯不管其动机如何,确实为说服北方各省赞成共和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在民国初年才会被称为缔造中华民国的四大伟人之一。

    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对革命党的疑惧是由革命派长期的狭隘民族主义宣传和革命初期的暴烈行为造成的,虽然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 阐明了五族共和的国策,1月28日还特别致电劝慰正在策划叛乱的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其中甚至有"汉、蒙本属同种" 的亲切表示。但是,"驱除鞑虏"载在誓词,"八月十五杀鞑子"言犹在耳,一纸宣言、几封电报怎能化解多年形成的隔阂。满、蒙、回、藏各族的取向基本上由其 上层人物所左右,南北议和成功使革命军北伐得以取消,以清王朝的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使各族上层人物多少感到获得了一定的安全保障,觉得 旧日的地位利益仍可保持不变。而袁世凯对一直蒙古问题极为重视,软硬兼施,充分玩弄其笼络手腕,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的蒙藏事务局总裁,晋封亲 王,对其他蒙族上层人物也大量加封,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终于使内蒙王公们放弃了分裂的图谋,而且不少逃往外蒙的蒙族也 陆续返回内蒙,后来经过谈判外蒙也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承认中国宗主权,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

    清帝退位意味着将清朝政府原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连续性,所以英国和俄国虽然阴 谋策动西藏和外蒙古的分裂,但仍然不得不声明承认中国在这两个地区的主权,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主权。清代中央政府与各大少数民族的政治关系向来由清 帝在理藩院的协助下直接处理,为此清王朝特别在承德避暑山庄行宫附近修建了外八庙,以接待各族上层人物,而理藩院例来由满蒙王公大臣主持,汉族与 各族的政治联系一向很少。直到退位,清帝一直以蒙、回、藏族的保护者自居,1912年2月3日清帝"授权袁世凯与民军商酌退位条件旨"中还特别提 出:"蒙古、回、藏之待遇,均应预为筹划。"因此2月12日清帝以退位上谕中:"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 一大中华民国"的表示正式和平退位并承认中华民国,对抑制各族分裂倾向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不可低估。

    革命爆发之后,国内外各种促使国家分裂的力量都在急速地化合作用,南北统一迟一天达成,国家分裂和由此引发的民族仇杀的危险就增大一分。所幸经过全国维护 国家统一的绝大多数政治派别的共同努力,南北议和终于取得成功,使国家转危为安,顺利实现统一,当时唯一激烈反对南北议和的只有头山满、犬养毅、 内田良平、北一辉等与中国革命派关系密切,来华参与革命的日本人。以往的论著多强调南北议和的妥协性,强调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当然是一个重要 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世事向难两全,惟其妥协,惟其不彻底,才能够容纳国内多数派别的意愿,使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得以大体维持,避免了国家分裂和 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因此南北议和的重大历史意义是应该得到公正评价的。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原标题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十八省建国思想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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