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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7日星期三

MIT经管教授黄亚生谈中国与印度 政治自由、民主制度和经济发展

资料目录:
  1. 090604 金融时报亚洲版 访谈录像 黄亚生谈中国与印度的较量
  2. 090604 金融时报亚洲版 访谈录像 黄亚生谈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3. 090608 金融时报亚洲版 访谈录像 黄亚生:中国银行业潜伏危机
  4. 090609 金融时报亚洲版 访谈录像 黄亚生谈农村金融改革
  5. TED演讲集:黄亚生-民主是否遏制经济增长?
  6. TED演讲 黄亚生:[从中印看]民主是否阻碍了经济发展
  7. 1107 黄亚生:民主政治是否遏制经济增长?
  8. Yasheng Huang: Does democracy stifle economic growth?
  9. Riz Khan : Does democracy hinder economic growth? 
  10. Indian Democracy, Chinese Autocracy
  11. How is the growth in India and China different?
  12. India vs. China 中国印度不比不知道
  13. Yasheng Huang: The Architecture of Asia - INET Panel (4 of 7)
  14. CEN- Yasheng Huang's Speech
  15. 2005 《世界经济与政治》 黄亚生:中印经济增长中的软硬基础设施比较  
  16. 2004 《开放时代》 刘东岳:印度能否赶超中国?  
  17. 《21世纪》从政策夹缝中拯救中小企业——专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 
  18. 2003 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文版前言 给中国找个竞争对手
  19. 2003 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结语(一)
  20. 2003 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结语(二) 
  21. 黄亚生:为中国经济奇迹"寻根" 
  22. 060904 《中国企业家》 丁伟:黄亚生:给中国找对手
  23. 081223 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24. 090417 时代周报 黄亚生:大国争锋,中国向印度学什么
  25. 090413 南方人物周刊 黄亚生: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点都不高
  26. 090112 南方网 黄亚生:重启农村改革 应对全球经济危机
  27. 060215 《华盛顿观察》周刊 高斯:2006,印度年还是中国年?-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一席谈
  28. 070416 21世纪经济报道 黄亚生:有效率的政策是本土企业创新的关键 
  29. 071105 商业周刊 黄亚生:印度可能靠民营企业打败中国! 
  30. 061116 《21世纪》 黄亚生访谈 多对本土资本说是 
  31.  《21世纪》专访黄亚生:多对本土资本说是
  32. 060125 金融时报中文网 黄亚生:中国能向印度学什么? 
  33. 黄亚生打破FDI外资崇拜
  34. 《金融时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  http://lihlii.blogspot.com/2012/03/blog-post_8327.html
  35. 100501 立里:中共国现在政治上也更缺自由主义左派 http://lihlii.blogspot.com/2012/03/100501_16.html; https://profiles.google.com/104802289453542970648/buzz/TAYHnHWdrdj
  36. 090610 三妹:简评对经济学家黄亚生的访谈 http://lihlii.blogspot.com/2012/10/090610.html
  37. 0910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黄亚生: "民主妨碍发展"的观点得不到任何经验和数据支撑 中国政府应当将普遍存在的地下钱庄合法化 中国银行业潜伏危机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 http://lihlii.blogspot.com/2012/10/blog-post_16.html


http://www.ftchinese.com/video/421

090604 金融时报亚洲版 访谈录像 黄亚生谈中国与印度的较量

FT亚洲版主编 David Pilling 2009年06月04日

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认为,"民主妨碍发展"的观点得不到任何经验和数据支撑,一个集权政府做坏的决策可以和做好的决策一样快速。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q7tTPGOZ2U

相关话题:
民主 专制 印度 中国 黄 亚生



http://www.ftchinese.com/video/420

090604 金融时报亚洲版 访谈录像 黄亚生谈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FT亚洲版主编 David Pilling 2009年06月04日
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而政府仍然在经济行为中占主导地位。在高速的增长背后,中国经济发展 的质量却不高。

访谈录像下载: https://www.wuala.com /renyun.net/People/H/黄亚生/2009/06/

China: Communism/Capitalism? 當今中國,姓資還是姓社?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Yasheng Huang, MIT Professor
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談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R7JKQ5jrzE


http://www.ftchinese.com/video/426

090608 金融时报亚洲版 访谈录像 黄亚生:中国银行业潜伏危机

FT亚洲版主编 David Pilling 2009年06月08日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认为,财政刺激计划带来的信贷激增可能给银行业坏账增长埋下了种子;中国消费者尚无力拯救全球经济;中国经济由出口拉 动转向消费驱动,反而会降低中国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nUetW0UQZY

http://www.ftchinese.com/video/427

090609 金融时报亚洲版 访谈录像 黄亚生谈农村金融改革

FT亚洲版主编 David Pilling 2009年06月09日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中国最亟待改革的是农村金融体系。政府 应当将普遍存在的地下钱庄合法化,重建农村金融网络,鼓励 农民创业。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IdwY3biEYU


Yasheng Huang: "China should abolish rural migrants discrimination" http://youtu.be/VKq2uHn3Hr8

TED演讲集:黄 亚生-民主是否遏制经济增长?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zODcxODU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zNjU4OTU2.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0NzI0MTI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5NTY2Mzg0.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hHc7wq9Fes
http://v.ku6.com/show/ZLZ5-byDYPHyZqWBTXAwQg...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yNDUyNDky.html
黄亚生:民主or专权 哪条是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斯隆商学院的终身教授。代表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经济学人》2008年度书籍)
本次演讲黄教授总结了传统上拿印度和中国比较时存在的一些误区,指出什么才是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

靜 弦

本次演讲黄教授总结了传统上拿印度和中国比较时存在的一些误区,指出什么才是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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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前 来自QQ空间
blueyang小杨

从例子到思想都很棒,举例看似不支持其实更支持,说理的最高境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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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月前 来自新浪微博
何何何何何何文彬

挺赞成他的意见,经济的发展一开始确实需要专制,上海和孟买就是一个例子,基础设施并不是经济推进的原因,只是一个产物罢 了,中国该怎么做,很简单只要逐步将民主推进。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做计量经济报告时,变量中的T检验不显著的原因了。存在着一 个邹突破点,怎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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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月前 来自新浪微博
roselsy1992

赞赞translator啊~~~


http://yyyyiiii.blogspot.com/2011/10/ted_20.html

TED 演讲 黄亚生:[从中印看]民主是否阻碍了经济发展

核心提示:当人们比较中印的时候,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快于印度,于 是得出的结论是:独裁有利于经济增长。经济学家黄亚生告诉你为什么这个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原文:Yasheng Huang: Does democracy stifle economic growth?
来源:TED演讲
发表:2011年9月
本演讲字幕由TED志愿者 Zhangyi Liu 翻译,Felix Chen校对

看不到嵌入视频的请点击这里(中文字幕)

以下是演讲誊本:

我 演讲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并且一个我希望与你们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民主政治是帮助了还是阻碍了经济增 长。你也许会说这不公平,因为我选择了两 个国家来反对民主政治。事实上,我要做的事恰恰相反。我要用这两个国家为民主政治进行一个经济论证,而不是反对民主 政治。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 展的比印度快那么多。在过去的30年中,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看,中国是印度增长速率的两倍。在过去的五年中, 这两个国家开始在经济增长方面有些类 似。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毫无疑问的发展的比印度好很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有上海,印度有孟买。看看上 海的高楼大厦。这是上海的浦东。这张印 度的图片是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在这两张图片的背后,主要的想法是中国的政府可以在法律的制裁上行动。这就可以为国 家长久利益与过程设定计划,驱逐上百万 的人?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然而在印度,你却不能做这些,因为政府必须听从民众。政府被公众的意见所驱使。即使 总理辛格也同意这样的做法。在一次印度 金融界的采访中,辛格说道他想让孟买成为另一个上海。这可是一位沉浸在人文价值中的牛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然而他 赞同上海的高压政策。所以允许我称"上 海模式"的经济增长,为促进经济发展需要以下基础设施:飞机场、高速公路,立交桥等等。并且你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才 能做到,因为要这么做你不能尊重私人财 产权。你不能被公众的意见所左右。而且你要有国家公有制,尤其是土地资产去快速的建设和兴建基础设施。这种模式隐含 的是民主政治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障碍,而 不会促进经济增长。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增长有多重要?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你认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 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你就会证明一个强力的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是必须的。如果你认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没那么重要的话,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着重于强力的政府。为 这个问题举个例子,让我给你列举两个国家。为了简化,我就称他们为国家1和国家2。国家1在基础设施方面比国家2拥 有系统的优越性。国家1拥有更多的手 机,并且国家1有更长的铁路线。所以如果我问你,"这俩个国家哪个是中国、哪个是印度,又是哪个国家增长的更快?" 如果你相信那个基础设施的观点,那么你 就会说,"国家1一定是中国。他们一定是因为基础设施更好促进了经济发展。国家2应该是印度。"事实上拥有较多手机 国家是前苏联,这是根据1989年的数 据得到的。在前苏联报告了如此令人钦佩的手机数据后,这个国家倒塌了。这可不是好事。

这是一张赫鲁晓夫的图片。我知道在1989 年,他已经不是前苏联的总统了,但是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一张图片。(笑声)手机、基础设施并不能保证经济的增长。 国家2,那个拥有少数手机的,是中国。 自从1989年,这个国家以每年两位数字的速率成长了20年。如果你除了手机那件事之外一点都不了解中国和前苏联的 话,那你就对未来20年经济的增长做出 了个错误的预测。那个拥有更长铁路的国家1是印度。国家2是中国。这是个关于这两个国家很少为人知的事实。是的,在 今天中国比印度拥有巨大的基础设施优 势。但是在很多年里,直到90年代,中国的基础设施比印度还比印度不足。在发展中国家里,最常见的交通工具――铁 路,并且英国人在印度建了很多铁路。印度 比这两国都小,但是它却用更长的铁路系统,一直领先到90年代。所以明显地,基础设施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比印度在 90年达末之前也做得好。事实上,如果 你在全球寻找证据,证据反而会偏向显示基础设施事实上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在经济增中,政府积累更多的资源,并且政府 才能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 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这是个明显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

让我来更直接的看这个问题。民主政治对经济增长不好吗?现在让我们看看这 两个国家,国家A和国家B。国家A,在1990年拥有300美金的人均GDP,而国际B相比之下,它有460美金的 人均GDP。在2008年,国家A超过 了国家B;国家A有700美金的人均GDP,而国际B有650美金的人均GDP。这两个国家都在亚洲。如果我问 你,"这两个是什么国家?哪一个是民主国 家?你或许会说,"恩,说不定国家A是中国,国家B是印度。"事实上,国家A是民主印度,而国家B是巴基斯坦――一 个长时间在军事统治下的国家。并且我们 比较印度和中国是非常常见的。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着接近的人口。但是更加天然的比较其实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 国家在地理上是相似的。它们拥有复杂 的,但互通的历史。在这个比较中,民主政治在经济增长方面看起来非常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经济学家沉迷于独裁主义政府呢?一个原因是 东亚模式。在东亚,我们拥有很成功的经济增长的故事,例如: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些经济系统中有些在 69,70和80年代是被专制政府所统治的。 这个观点所带来的问题就像问中彩票的人,"你中过彩票吗?"他们所有人都回答,"是,我中过彩票。"然后你就下结 论:中彩票的几率是百分之百。因为你从来 不去问,也不想费心去问那些也同样买了彩票但是没有中奖的人。对于这些东亚成功的独裁政府,也有失败的对应。韩国成 功了,朝鲜没有。台湾成功了,毛泽东领 导下的中国没有。缅甸没有成功。菲律宾也没有成功。如果你看看全世界的统计数据,其实没有这个专制政府比民主政府在 经济增长上更有系统优势的证据。所以东 亚模式有它巨大的选择偏差――它被认为是选择一个被动的变量,这是我们一直告诉学生们要避免的。

所以到底为什么中国发展的如此之快 呢?让我带你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比较一下当中国发狂的时候和在英迪拉・甘地带领下的印度,这两个国家的绩效。在 这里的问题是:在那时这两个国家谁做的 更好,中国还是印度?中国那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结果是中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每年比印 度也要增长的快将近2.2%,人均 GDP。所以即使当中国发狂了,整个国家都疯狂了也是如此。这一定意味着这个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去克服 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中国当 时拥有的优势是人力资源――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人力。这是一个90年代早期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而且这是我可以找到的 最早的资料。成人的识字比率在中国是 77%,而与之比较印度是48%。中国和印度女性的识字率的对比可谓天差地别。我还没有定义什么是"非文盲"。在中 国,识字的定义是可以读也可以写中国 1500多的汉字。在印度,识字的定义,(准确的说)识字的定义是是可以用你会说的语言的文字写自己名字的能力。这 两国在识字方面的差别其实比这个资料所 显示得更大。

如果你去找另外的资料,例如人类发展指数,这一资料系列可以追溯的70年代早期,你可以看到一摸一样的对比。中国与 印 度相比拥有了人力资源方面。巨大的优势,如预期寿命。最早在1965年,中国拥有在预期寿命方面巨大的优势。平均来 看,中国人在1965年可以比印度人平 均多活十年。所以如果你有成为中国人或者是印度人的选择权的话,你肯定会想成为中国人,能多活10年。如果你在 1965年做出了这个决定,那这个决定的副 作用是第二年我们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关于这些决定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如果你不能选择你的国籍的话,那么你就会 想成为印度的男人。因为,要是印度男 人,你比印度的女人拥有大约2年长的寿命。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有这种模式的国家非常少见。这显示了在印度社会中 体系化的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好消息 是,在2006年印度已经没有了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寿命的差距。在今天,印度的女性比男性拥有相当大的平均寿命优势。 所以印度正在回到正常的状态。但是印度 在性别平等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这是两张在广东省服装厂和印度服装厂照的照片。在中国,都是女性。在中国的沿 海地区,60-80%的劳动力是女性, 然而在印度,都是男性。《金融时报》刊出了这张印度纺织工厂的照片,附加标题是"印度的纺织品已超过中国。"就从观 察这两张图片来说,我说,不,印度在一 段时间内还不会超过中国。如果你看看别的东亚国家,女性在经济腾飞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东亚创造经济奇迹方面。 印度要赶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 么问题是,中国的政治体系如何?你谈了人力资源,你谈了教育和公共健康。那么政治体系呢?一党的政治体制是不是真的 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呢?事实上,问题 的答案要比它微妙许多。这取决于你对区别政治体系的静力和动力的看法。静止的说,中国是个一党政治的系统,威权政 体,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动态的来说,它随 着时间而改变,成为较少独裁的、更加民主的政治系统。当你解释改变――例如,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关于改变的――当 你解释改变,你是在用别的正在改变过的 事来解释改变,而不是用一个不变的事情来解释改变。有时一个不变的作用可以解释改变,但不变的作用仅仅解释了在改变 事物上的相互作用的改变。在政治变化方 面,中国已经引进了村选举。中国增加了业主的安全感。并且中国增加了长时间土地租赁的保障。在中国农村也有金融改 革。在中国农村也有企业家革命。对我来 说,这种政治转变的步伐太慢了,太按部就班了。并且我的观点是中国将会面临一些实质性的挑战,因为他们还没有在政治 改革方面走得更远和更快。

然 而,这个体系已进入了一个方向更为自由的轨道,朝向更为民主的方向。你可以把一模一样的民主观点运用在印度。事实 上,当印度经济增长率,在增长是--大约 是每年1、2%的时候――那是印度最不民主的时期。在1975年甘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印度的政府拥有和操纵所有的 电视台。一个在90年代鲜为人知的事实 是印度不仅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印度还进行了政治改革,引入了村自治、媒体私有化和信息自由的行为。所以从方向方面来 看动态的观点对中国和印度都是合适的。 为什么很多人相信印度依然是个增长灾难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总是把印度和中国相比。但是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是个超 级巨星。如果你是个NBA球员而且你总 是被和迈尔克乔丹相比的话,你就不算引人瞩目了。但是这并不证明,你是个差劲的篮球运动员。与超级巨星相比是个错误 的标准。事实上,如果你把印度和平均的 发展中国家相比的话,即使在印度加速增长之前――现在印度每年增长8-9%――就是在这之前,印度在在新兴经济国家 中经济增长排名第四。这的确是令人印象 非常深刻的记录。

让我们想象未来:巨龙和大象,哪个国家拥有增长的势头?中国,我相信,仍然具有一些优秀的原始经济基本面――最主 要的是社会资本,公众健康,一种你在印度找不到的某种意义上的平等主义。但是我认为印度拥有增长的势头。它有正在改 善的经济基本面。印度政府已经在基础教 育、基础健康方面投资。我认为政府应该做更多,然而,这个方向已经慢慢拿成为了正确的方向。印度拥有经济增长正确的 制度环境,而中国仍然为政治改革而努 力。我认为政治改革是中国保持增长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且这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政治改革去广泛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

我不知道这到底会不会发生,但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愿,五年以后,我可以在TEDGlobal上作个演讲,说政治 改革会在中国发生。

非常感谢。

(掌声)

相关演讲:

TED演讲 杨澜:重塑中国的一代
TED演讲 约瑟夫・奈:权力的转移



http://www.ted.com/talks/lang/zh-cn/yasheng_huang.html

1107 黄亚生:民主政治是否遏制经济增长?

Filmed Jul 2011 • Posted Sep 2011 • TEDGlobal 2011
下载 http://download.ted.com/talks/YashengHuang_2011G-480p-zh-cn.mp4?apikey=TEDDOWNLOAD

520,284 Views

经济学家黄亚生那中国和印度做了比较,并谈到中国的独裁统治对惊人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引出一个大问题: 民主政治真的扼杀了印度的经济吗?黄亚生的答案或许会给你一个惊喜。

Yasheng Huang asks us to rethink our ideas about China and other large emerging economies. Lately he's been asking, Does democracy hinder or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Simplified by Zhangyi Liu

Reviewed by Felix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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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alk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Simplified »

Why do economists fall in love with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Yasheng Huang)

http://www.ted.com/speakers/yasheng_huang.html

Yasheng Huang asks us to rethink our ideas about China and other large emerging economies. Lately he's been asking, Does democracy hinder or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Why you should listen to him:

MIT and Fudan University professor Yasheng Huang is an authority on how to get ahead in emerging economies. The China and India Labs he founded at MIT's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specialize in helping local startups improve their strategies. His book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008) chronicles three decades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and documents the critical role that private entrepreneurship played in the Communist nation's "economic miracle."

Huang believes that China is moving away from Marxism (public ownership) but not Leninism (ideology of state control) -- and that strong social fundamentals are the key reason for its growth. He is a vocal critic of US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calling on American leaders to rethink their messages, which often do not resonate with the Chinese public, and to use technology to broaden their reach, overcome stereotypes and quash conspiracy theories.

He says: "For too long the US has not paid attention to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rise of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 This i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US approach in India."

"It's rare to hear such frank talk from someone born in Beijing, a person who goes on to say that the near-empty skyscrapers in the world's third-largest economy are "time-bombs" India shouldn't copy."
Hindusta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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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s by Yasheng Huang


http://youtu.be/UR-uWwvpn5c

Yasheng Huang: Does democracy stifle economic growth?

Uploaded by TEDtalksDirector on Sep 12, 2011

http://www.ted.com Economist Yasheng Huang compares China to India, and ask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rule contributed to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growth -- leading to a big question: Is democracy actually holding India back? Huang's answer may surprise you.

TEDTalks is a daily video podcast of the best talks and performances from the TED Conference, where the world's leading thinkers and doers give the talk of their lives in 18 minutes. Featured speakers have included Al Gore on climate change, Philippe Starck on design, Jill Bolte Taylor on observing her own stroke, Nicholas Negroponte on One Laptop per Child, Jane Goodall on chimpanzees, Bill Gates on malaria and mosquitoes, Pattie Maes on the "Sixth Sense" wearable tech, and "Lost" producer JJ Abrams on the allure of mystery. TED stands for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 and TEDTalks cover these topics as well as science,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the arts. Closed captions and translated subtitles in a variety of languages are now available on TED.com, at http://www.ted.com/translate.


http://youtu.be/gHFcj_A2kYk

Riz Khan : Does democracy hinder economic growth? 

Uploaded by AlJazeeraEnglish on Jun 9, 2010

China's economy is today three times larger than that of its Asian neighbour India. Prominent Indian economists look wistfully at China's shiny cities, its industries and highways, and blame India's chaotic democracy for its failure to keep up. Critics say that building a bridge or road in India often involves fractious political debate, whi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not face any political or legal challenges. So is India's democracy an impediment to its economic progress and has the absence of democracy in China fuelled its astonishing growth?


http://youtu.be/tAIzJoHditM

Indian Democracy, Chinese Autocracy

Published on Jun 21, 2011 by AgendaStevePaikin

Tiger vs dragon: China opened its economy to the world in the 1970s. India didn't follow suit until the 1990s. Despite China's 30-year head start, India's economy is quickly gaining ground, ready to overtake the Chinese economy. Who will win? And what does it mean to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http://youtu.be/h5XcR7AfCuU

How is the growth in India and China different?

Uploaded by ReutersVideo on Nov 14, 2011

Nov. 15 - Professor Ashutosh Varshney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dispensation and messy democracies.


http://youtu.be/4KN57Qushzc

India vs. China 中国印度不比不知道

Uploaded by Maxcoco2011 on Sep 17, 2011

This video had been viewed more than 360,000 times with 4000 comments before it was deleted in August 2011.

http://youtu.be/HZEcbw0cLsk

Yasheng Huang: The Architecture of Asia - INET Panel (4 of 7)

Uploaded by INETeconomics on Apr 11, 2011

Yasheng Huang i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at the 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a speaker at INET's Conference at Bretton Woods on April 10, 2011

INET Institute of New Economic Thinking http://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F80EC45731809AC0


http://youtu.be/e6Y4WyUwcfQ

CEN- Yasheng Huang's Speech

Uploaded by ChinaEntrepreneurNet on Dec 30, 2010

Entrepreneur Developments in China and India


China Economy http://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71A1A798B21AD523
economics http://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CE368E47A8D7905C

La démocratie étouffe-t-elle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PVD2cSCiA0


http://blog.163.com/zspp_001/blog/static/1628799200793013625953/

2005 《世界经济与政治》 黄亚生:中印经济增长中的软硬基础设施比较  

2007-10-30 13:36:25

[美]黄亚生

  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期

  经济增长的软、硬基础设施

  经济增长依赖于软件基础设施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水平与数量。硬件基础设施是指公路、机场、港口等。软件基础设施是指国家的法律体系、规章制度和 金融体系等。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都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但贡献方式是不一样的。投资建设硬件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的作用。这是因为,作为 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投资一旦增长,经济自然会随之增长。建设软件基础设施的经济回报不是立竿见影式的,它只会逐渐显现。另外,对软件基础设施投 资的回报不仅体现在增长的速度上,也体现在增长的质量上。

  二者的另外一个区别就是,建设硬件基础设施的成果比建设软件基础设施的成果更容易被看见。一个机场一旦建成,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但是,看出一 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否改进就要难得多。软件基础设施很难被衡量,它的主要作用是让个人更有投资及工作的动力,而这种作用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即 便是一位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能说出北京在1994年和2004年间硬件基础设施发生的变化。但是,如果没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一定的专业知识,一个 人很难说出这10年间北京的金融体系发生了什么变化。简言之,由于印度一直在软件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实质进步的同时,没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其硬件 基础设施,它的实力容易被低估。而中国则恰恰相反。

  以硬件基础设施为衡量标准的话,中国处于明显优势。据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评估,中国的高速公路网的里程是印度的7倍。2002年,中国对电 力、交通、通讯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就达到2600亿美元;同年,印度制造业的电力成本是中国的2倍,其铁路运输成本是中国的3倍。

  以软件基础设施为衡量标准的话,印度在一些关键层面上优于中国,如私有产权保护、私人企业融资及公司治理的有效性。需要格外重视的一点是,印 度在软件基础设施上的优势并非在每个领域都相同。在税务和劳动力管制方面,中国确实领先印度。这种比较是为了表明,中国和印度在不同领域内有各自 的优势,并非一方在所有领域都比另一方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占优势的领域(如产权保护、私人企业融资)是促进经济增长最为关 键的领域。印度的经济规章制度的确比中国更为复杂和更为官僚化,但大多数市场经济都有复杂的规则。印度比较突出的方面并非在于它有复杂的规章制 度,而是在于它能在人均收入如此之低的同时,有如此复杂的规章制度。

  金融市场

  世界银行设计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 ,WBES)提供了一些很有力的和很有代表性的依据。该调查的目的是要了解企业对于其经营有关的商业环境的看法。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创业型企业为重点。 这些企业中的绝大多数是私有企业,只有12%的企业属于国有。因此,该调查反映了私有企业的商业环境而非整体商业环境。调查在1999~2000 年之间开展,覆盖81个国家的1万多个企业。它首次同时包含中国和印度的调查,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直接比较两个国家。

  WBES有助于说明中、印两国金融市场状况的某些实质性差异。它包括关于企业融资、信贷有效性的诸多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请按对你企业 运营和发展阻碍程度高低,对企业融资环境打分。"在被调查的中国企业中,有80.21%的企业把融资作为阻碍企业发展的最大因素,相比之下印度只 有52.1%的企业为融资所困扰。中国企业面对更多融资限制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中国不但排名低于印度,而且低于许多国家,中 国在81个国家中名列第78位。三个在融资限制问题上排名低于中国的国家分别是:乌克兰、摩尔多瓦和吉尔吉斯斯坦。其二是同印度相比,中国有规模 大得多的银行业。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1年由银行提供的国内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为132.7%,而印度仅为53.8%. 如此看来,中国的银行业提供了2倍于印度的贷款,但中国的私有企业仍然面临更多融资限制。WBES的其他分析也确认了这一点。举例来说,接受调查 的中国企业中,企业留成利润占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的56%;而在接受调查的印度企业中,这一比率仅为27%.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统计数字,那就是尽 管中国银行业规模比印度大得多,在接受调查的中国企业中,由当地商业银行提供的固定资产融资仅占总数的9%;而在接受调查的印度企业中,这一比率 达到了22%.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中印企业都面临融资限制,尽管程度不同,造成这些限制的原因却大不相同。WBES就造成融资困难的原因 询问接受调查的企业。它提供了5个原因供被调查者打分:(1)抵押品要求;(2)银行手续;(3)高利率;(4)同银行的特殊关系;(5)银行缺 少可贷资金。在其中4个选项上,中国银行实际上比印度银行得分高。比如说,在被调查的印度企业中,有50.5%的企业认为抵押品要求是融资的"主 要"或"一般性"障碍,而只有20.2%的中国企业这么认为。印度企业强烈抱怨银行的手续繁多(50.5%)、高利率(81.2%)和需要与银行 有特殊关系(35%)。与之相反,中国企业在这三个原因上给出的分数的比例依次为29%、35.4%和25.3%.另外,印度拥有效率较高的金融 市场。这个优势的作用不是经常被低估,就是被误解。印度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比较低,并且整个印度银行业对外国直接投资和本国的私营资本都比中国更为 开放。

  印度银行业比中国银行业出色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它不像中国银行那样有偏见意识。第二,印度银行改革起步比中国早得多。而这并非出于政府 的积极政策,而是迫于压力。由此可以看出两国间的不同之处。印度的银行改革是被一桩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的存款者诉讼所推动的,存款者要求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有银行公开信贷标准。存款者认为,银行中各种不良贷款率不断提高,损害了其作为存款者的利益。正是由于这次诉讼,银行和国有银 行业开始明确公开其提供贷款的标准,由此增加了透明度。在中国,这种事还从没发生过,也很难想像会发生。

  产权保护

  在私有产权保护这一软件基础设施上,印度占有实质性优势。例如,根据WBES的调查,中国的报税诚实性不如印度。在该调查中所涉及的中国企业 中,只有11.9%的企业相信,其所在行业领域内的典型企业在缴税时是报告了实际收入数字。而在印度,这个数字是41%.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是接 受调查的国家中得分最低的国家之一;而海地的这一数字是11.7%、马来西亚为13%、孟加拉国为12%、吉尔吉斯斯坦为16%.中国和它们处在 同一个水平上,这一点让人吃惊。因为这些国家,除马来西亚外,没有一个被认为是可以效仿的经济模式。而印度的41%则与美国的45%、葡萄牙的 42%、西班牙的49%和瑞士的46.1%接近。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企业逃避国家的征税?首先,我们应当设定,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企业愿意公开运作,而非秘密运作。一个合法的企业更容易 生存;与顾客、供应商和债权人的合约,也只有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才具有可实施性。因此,地下经济存在肯定有其政策和体制上的原因。包括两种合理的 解释:第一,对企业家收入征税过高,降低了其投资回报。最有效的避税方法就是秘密运作。在许多国家,包括意大利和俄罗斯,这一问题都非常严重。第 二,企业家缺少产权保护。他们担心政府会占用其投入资金、精力和时间后所获得的税后收入及累积的财产。这种担忧降低了企业家如实报税的积极性。原 因很简单:如实报税,意味着告诉当局你有很多财产,有可能招来麻烦。

  产权不安全是导致灰色经济最主要的因素。高税减少了企业家的收入,但产权不安全会减少企业家的财产。很多经济学家都发现,缺乏产权保护是许多 发展中国家造成非正式经济的主要原因,而税率是非正式经济形成的部分原因。

  高税率和混乱的税务管理可能是导致印度人不诚实报税的主要原因,而在中国对产权保护的担心可能是报税不诚实的主要原因。接受WBES调查的中 国企业,对高税率和混乱税务管理规则的抱怨比他们的印度同行们少得多。在被询问缴税和规章制度是否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时,28.7%的中国企业回 答是肯定的,而39.2%的印度企业回答是肯定的。WBES调查所提出的针对缴税的具体的问题也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回答高税率和税务管理是否 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时,分别有50%和30%的中国企业做出肯定回答,而在印度则高达67.9%和41.2%.由此看来,税收体制方面的问题 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企业比印度企业更经常性地瞒报收入,那么产权方面的考虑可能更为重要。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重大差异之一是:中国的法律体系对外国企业的财产权保护同其对国内私有企业的保护相比要强有力。这可以从2004年提出的宪 法修正案中看出。2004年3月完成的保护私人产权方面的宪法修正条款,对中国的私有经济部门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修正条款是 对过去私营企业极端歧视的一种矫正。我们可以用1982年宪法来说明这个问题。1982年宪法已经提出对外资投资者的保护条文。这很能说明中国法 律体制的问题,因为绝大部分外资投资者其实也都是私营企业,只不过它们是外国的私营企业罢了。

  公司治理

  从公司治理层面来看,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比印度相去甚远。两国公司治理的直接比较材料不多。里昂证券有限公司在2001年4月发表的关于《迅速 发展市场中的公司治理》的报告是一个相当系统、超越了单纯数字排列的报告。下面摘要了其中一些关键结论。

  里昂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新兴市场的报告用7个标准来衡量公司治理的质量,并且用包括57个与公司治理有关问题在内的问卷来衡量重点公司在多个新 兴市场中的表现。这7个标准是:(1)管理纪律性;(2)管理透明度;(3)独立性;(4)可信任度;(5)责任感;(6)公平;(7)社会责任 感。

  在里昂证券有限公司以10分为满分的评分中,印度的公司治理得到了5.4分,而中国名次相当靠后,仅得到3.4分。在全部国家的排名中,印度 名列第6,中国名列第19.相对中国来说,印度的表现较为优秀,但绝不是最优秀的。在这次调查中,新加坡得分为7.4,中国香港为6.8.里昂证 券有限公司的报告给印度在公司治理的几个领域打出的分数比其总体得分要高。在公司治理规章条例、实施这些规章条例以及"制度机制和公司治理文化" 方面,印度比中国做得好。报告还赞扬了一些印度公司采纳了比法律要求更高的公司治理标准。

  2000年1月,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采纳了曼格拉姆(Mangalam)公司治理委员会提出的以下建议:(1)50%以上的公司 董事会成员应是非公司行政主管;(2)必须建立由非行政主管任主席的董事会,并且由其向股东以及投资者传达信息和听取投诉;(3)年度报告应有专 门对公司治理的说明,并且详细披露执行情况。

  里昂证券有限公司评级很低的印度公司中,许多都是国有公司。这非常能说明问题,也为解释中国公司的管理表现不佳提供了线索:中国公司治理最大 的问题是政府对企业的干涉。里昂证券有限公司报告认为,在下列领域内中国公司治理的问题最突出:第一,国家是最大的持股人,这使得政治议程最有优 先权。第二,很少有中国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公告或年度报告。中国公司没有创立优秀公司治理的紧迫感和强烈意图。第三,中国公司不具备恰当 的、有鼓励性的经理奖惩机制。第四,与投资者的关系不紧密。第五,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没有独立性,他们的职责更多的是管理企业而不是监督企业。尽 管多数私有公司的创始人担任着公司最高层并控制公司,但国有公司中的许多高层管理者还是由政府任命的。大多数董事会规模过大、成员太多,没有实 权。

  在中国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企业主要是由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缺少非行政性的董事会,公司的运作不是被内部管理层牢牢控制,就是被政府牢 牢控制。

  经济管理制度

  中国具备的一大软件基础设施优势在于其经济管理规章制度。例如,中国关于税务和劳动力雇佣解聘方面的规章制度远没有印度的复杂。在印度开办企 业的每一位企业家都知道,同印度烦琐的《劳动法》打交道是多么困难。在最近出版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在劳动市场灵活性方面印度名列75个国家 中的第37位,而中国名列第23位。在前文引用的WBES报告中,只有16%的中国企业将劳动力规章制度视为障碍,而在印度这个比率为 63.7%.WBES 发现,印度的税务和规章制度都比中国复杂。除去劳动力规章,WBES包括7个衡量税务和经济管理环境方面的问题。这7个方面是:(1)商业注册;(2)海 关;(3)外汇;(4)环境;(5)劳动解雇;(6)高税率;(7)税务管理。中国和印度的企业在商业注册上得分相近(27.7%的中国企业和 26.2%的印度企业将商业注册视为主要障碍),但在其他方面,印度的经济管理环境要比中国差。在税务管理上,41.2%的印度企业将其视为主要 阻力,而只有30%的中国企业这么认为。对50%的中国企业来说,高税率是主要问题,而有67.9%的印度企业这么认为。在规章制度上,中国有 19.8%的企业认为环境规章是企业发展的主要阻力,有14.4的企业则将劳力解雇规章视为企业发展的主要阻力;而印度企业对上述两项规章制度调 查持赞成意见的分别占40.6%和20%.这充分表明,印度企业比中国企业面临更烦琐、更没有效率的规章制度。

  我们应正确地分析一个没有效率的经济规章制度会对企业有什么影响。低效率的经济规章制度阻碍经济活动的进行,但是通常对于高效率的企业来说, 在复杂规章下仍有发展空间。只要企业家拥有产权保护并能够融资,他们就能克服糟糕又低效率的经济规章制度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仍然能够成长。一个低 效率的经济规章制度会抑制所有的企业的发展。但是一个没有产权保护的市场环境会更大地抑制有效率的企业。

  证明这点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和印度纺织业和成衣业的比较。有趣的是,尽管中国纺织业和成衣业的总体规模远远大于印度,但单个的印度企业却非常 具有竞争力,并且相对中国企业而言,印度企业在价值链上占据着更为有利的位置。

  印度具有和中国相似的劳动力成本,但它的纺织业和成衣业出口量仅相当于中国的一小部分。现在,印度纺织产品和成衣的出口额为150亿美元,而 中国的出口额为800亿美元。就像在其他出口领域一样,印度很难在数量和规模上同中国竞争。但在微观经济层面,印度却具有不可估量的优势。其出口 成衣的单位价值相当高。据格马瓦特和帕蒂班德拉(Ghemawatand Patibandla)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出口成衣的单位价值在5美元左右。近年来数据表明,印度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又进一步降低。 2002年1月到2月,印度向受限制国家出口的成衣总数达到7.145亿件,总价值达到24.97亿美元。也就是说,每件的价值为3.5美元。尽 管价格已经如此低廉,事实上这些产品的平均单位价值仍然比中国的出口成衣高。1999年,中国出口了91亿件成衣,总价值为244亿美元,单件价 格为2.67美元。2001年,平均单件价格下降到2.3美元。到2004年,这一价格仅为2.19美元。

  证据还表明,两国制衣业内的企业生产力相当接近。这里所使用的衡量标准是25家增加值最高企业的单位劳动力增加值的离散度与25家增加值最低 企业单位劳动力增加值离散度的比率。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按这一标准衡量,中国和印度水平非常接近:在成衣行业,中国的指标为5.6,而印度这一 指标为5.7.在电子工业,中国的指标要比印度的指标差得多。也就是说,印度的企业因为面对低效率的规章制度环境,总的规模不如中国企业,但印度 企业的个体规模要比中国企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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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开放时代》 刘东岳:印度能否赶超中国?  

2007-10-30 13:35:03|  分类: 黄亚生

黄亚生(Huang Yasheng)韩泰云(Tarun Khanna)

  译/刘东岳

  原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一期

  [内容提要]经济发展的捷径是什么?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如是说,许多政策专家也赞同。但是与长期以来相对落后的印度的比较却表明,外商 直接投资并非是走向繁荣的独木桥。实际上,靠发展本土企业的印度要比因银行资金短缺、金融市场疲软而受到重重限制的中国具有长期的相对优势。

  Abstract:What is the shortcu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any Chinese scholarsand policy experts would agree that attracting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s sucha shortcut.However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the long-time economicbackwater ,shows that direct for -eign investment is not the only path that leadstowards prosperity.In fact ,India ,which relies more on its national industryrather than foreign investment,shows a long-term relative advan-tage over Chinawhich is always limited by monetary shortage and a sluggish financial market.

  步入任何一家沃尔玛(Wal-mart),你可能不会因货架上琳琅满目的产自于中国的商品而吃惊:从鞋子到服装,从玩具到电器产品无所不是来 自中国。但是这种无处不见的"中国制造"的标签却掩盖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些商品中几乎没有几件是中国本土企业的的产品。实际上,要想找出哪 怕是仅仅一家依靠自身的力量把企业产品推向国际市场从而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中国本土企业并非是一件易事。

  这是因为中国的出口型加工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创造,而外商直接投资有效地替代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虽然在过去的20 年里,中国的经济已经腾飞,但是没有几家本土企业能够跟上这一步伐,造成中国私有制经济成分中未能拥有一家能够与大的跨国企业相媲美的世界级的一 流企业。

  印度吸引的外资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一方面,这显示了国际投资者们对中国投资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印度作出的有关自由市场改革的承诺所持的怀 疑态度。另一方面,这一差距也是关于这两个国家的海外侨胞故事的写照。中国拥有一个庞大而富裕的海外侨胞团,长期以来,这些海外华人一直急于帮助 自己祖国,而且其投资也得到热烈欢迎。然而印度的海外侨胞,至少是直到最近,其成功受到憎恨,因此也不太情愿向印度投资。新德里曾对其海外侨胞以 及整体上的外商投资不抱有希望,转而为本土企业提供了一个更加有营养的环境。

  在发展本土企业的过程中,印度成功地推出了一批能够与欧洲及美国的最佳企业在国际上竞争的企业。而且,许多这些企业属于最先进的知识密集型行 业,譬如软件巨人Infosys和Wipro ,医药及生物技术大王Ranbaxy 及Reddy 博士实验室等等。在去年公布的福布斯世界年度最佳200小企业排行榜中,印度有13家企业入选,但中国大陆仅有4家。

  不仅如此,印度还为支持其私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强有力的基础设施。一方面印度的资本市场运作要比中国的资本市场运作更有效更透明。另一方面, 虽然印度的法律制度仍有不少缺陷,但是仍然要比中国先进不少。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的未来主要力量。两个国家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大家一直公认中国走在发展的快车道上,并且相关的经济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印度发展速度",这一贬意的暗示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人口增长速度的说法,可能将会成为历史。当然就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它的重要 数据而言,印度仍然无法与中国同日而语。

  然而,统计数字只能反映出故事的一部分即宏观经济故事。在微观层次上,事情并非这样,印度在每一点上显示出了与中国同样多的活力。

  印度主要依赖有机成长,能够更充分利用其资源,并选取了一条比中国靠外商直接投资的模式更具持续性的道路。"印度能否超越中国?"从而也不再 是一个让人感到可笑的问题。

  如若事实能够最终证实印度的做法是比较明智的选择,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以及政策专家如何从整体的角度考虑经济发展,都将会产生重大的影 响。

  迫在眉睫

  印度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而中国采取的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这折射出两国政治体制的鲜明对比:民主体制的印度及非西方民主体制 的中国。当然,两国不同的发展策略也有其历史上的渊源。于1949年上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试图消灭私有制,并且很快地付诸实施。虽然现今中国已经 走在其自由市场改革的第三个十年,仍然需要与那一时期的遗风作斗争。刚刚过去的针对关于官方允许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议而引发的争议就反映了 这一遗风的影响。

  然而印度的社会主义却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的目的并非在于摧毁资本主义,而仅仅是减轻资本主义诱发的各种社 会弊端。它主张公有部门要在经济中占有"领导高度",一种由俄国革命者列宁首次提出并被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广泛使用的说法。然而,它并不能阻止 企业在国家的长手触及不到的地方繁荣开来。

  微观经济层次上看,中国的发展反映出其历史上的及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在对外改革方面,中国的胆子比较大,步子也放得比较开。但是却对本土私有 企业的发展设置重重法律上的和管理体制上的限制。实际上,仅仅在4年前,中国的本土企业才争取到与外资企业自20世纪八十年代初便已开始享有的同 等宪法保护。据国际金融公司的一份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期,20多种行业,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和营利最多的经济部门,譬如银行业、电信 业、高速公路、铁路等,仍然将本土私有企业拒之门外。

  当然,对私有企业设置这些限制,其目的并非在于防止中国企业同外资企业竞争,而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免受本土私有企业的冲击。在过去的20几年 里,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在改革机构膨胀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然不愿意放弃其对那些最大的行业比如中国电信的控制。

  同时,与之相对应的,中国政府一直采取严厉的措施保护这些行业免受竞争的威胁。在20世纪90年代,无数的中国私有企业以各种方式试图冲破这 些对其发展设置的重重限制,但都以失败告终。比如有的企业将自己注册为名义上的国有企业(也即所有的资金来源于个体,企业的管理也是私人管理), 但是一旦政府机关出现资金短缺而试图攫取企业财产时,这些企业家将会发现自己卷入一场名份纠纷战中。有相当几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就是以这种方式 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2000年的报告总结道:"因为长期以来的偏见及错误的观念,私营及个体企业在政治上享有比较低的地位,并且受到一系列的 政策上的以及管理体制上的歧视。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对他们而言是不公平的、不一致的。"

  对本土私有企业设置的限制却使得外国投资者成为最大的受益方之一。我们仅从一个例子便可了解外国投资者从中国表面上的经济增长背后所获取的巨 额回报:1992年,在中国企业里拥有股权的外国投资者的收入只有53亿美元,可现今已高达220亿美元。(这些资金并不一定流出中国,通常是被 再投资于中国。)

  富豪成为英雄

  对于后殖民时期民主的印度而言,以牺牲本土企业的发展而使外国投资者获取巨额利润的作法是行不通的。例如10年前安龙(Enron )公司与Maharashtra 省协商建立一个价值29亿美元的发电厂,激发了争议。最终虽然项目进行了,但是这是在经过对外商投资及其在印度的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长达几年的 辩论之后才进行的。

  当中国在为其本土企业的发展设置重重障碍时,印度却采取措施为自己的本土企业的发展创造舒适的发展环境。在过去的10年里,新德里已经放弃其 对经济进行微观管理的作法。

  虽然印度的私有化进程极其缓慢,但是印度政府已经放弃其对长途电话服务的垄断;逐步降低一些费率;政府机构也得到精减;一些部门已经对私人投 资及海外投资开放。

  印度企业家和自由企业因此而繁荣发展。以下例子便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远东经济评论最近对亚洲知名企业进行了调查,该问卷调查涉及到10余个 国家的2500多名企业总裁及专业人士。受调查人就企业的整体领导管理表现按照1-7分的标准给予评定。结果显示,印度企业所获的平均分遥遥领先 于该地区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实际上,只有两家中国企业获取了相当于可以名列印度前10名企业的分值。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所有的印度企 业都是私有企业,而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却有相当显著的国家成分。

  在这些知名印度企业中,有的是真正的创新企业,最著名的要数荣登远东经济评论调查榜首的Infosys ;其它的企业是印度老企业新成立的子公司。例如作为一家知名汽车配件生产商及通用汽车的主要供给商的Sundaram汽车公司,是 T.V.Sundaram 集团(印度南部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商业集团)的一部分。

  印度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得企业家们也成为了当地人心目中的英雄。尼赫鲁如若在世,他肯定会震惊于印度公众如今对企业发展领头人的敬慕程度。例如 56岁的Infosys 的创立人摩西纳日亚那经常被当地人比作美国的微软大王比尔·盖茨,并且已经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

  如若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满足不了摩西等印度企业家的需要,这些成功的故事将绝不会发生。但是印度的民主体制,企业传统,及其比较完善的法律体 制,为自由企业的繁荣奠定了必要的条件。虽然众所周知,印度的法庭效率极其低下,但是印度实施司法独立。另外虽然财产权并非绝对地受保障,但是相 对中国而言,印度保护私人所有权的力度要远远大于中国在此方面的作法。并且其仍然在总体上保存了英国所遗留的法治。

  印度的这些传统及机制,已被证实为印度资本市场的创立及发展提供了极佳的便利条件。

  尽管仍存在诸多扭曲,但是股票及债券市场整体上来说,能够满足那些具有实在的发展前景和信誉的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去年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表 明,在参与调查的企业中,只有52%的印度企业表示获取资金困难,而中国企业竞高达80%.由此导致印度企业对内部产生的资金的依赖程度要小得 多:印度企业资金中仅27%来源于营业利润,而中国企业高达57%.印度的公司制管理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这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摩西的努力,也 正是他使得Infosys 成为诚实财会的典范并为其他的公司树立了榜样。2000年亚洲Lyonnais信誉安全公司对25家成长中市场经济国家进行了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印度的公 司制管理名列第6位,而中国仅位居19位。投资阶层的出现,再加上资金供应商,比如发展银行,其自身也日渐受制于市场力量,提高了印度市场运作的 效率与信誉。除了为企业提供规范框架外,印度政府基本上对私有企业没有其它的过多的干预。

  与此对比,中国的政府机构仍然是"看门人":紧控资金调配,严格限制私有企业上市以及获取发展所需资金的能力。事实上,中国政府利用金融市场 主要是为了确保其国有企业的生存及发展。这些政策在造就了大量的扭曲的同时,限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及成熟(据广泛声称,中国股票市场总 资本超过四千亿美元,但实际上,去除由政府或政府企业拥有的非流通股,价值仅为一千五百亿美元)。这些均归因于落后的公司制管理及缺乏一个独立的 司法体制。

  美元及海外侨胞

  如果说印度已经在一些微观的方面超过了中国,但是为什么印度的优越性还没有从数据上显示出来?为什么两国的GDP 的差距以及其它的重要的指标间的差距还是如此之大?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印度的改革发展历史。印度的经济改革至早起步于1991年,比中国的改 革开放落后了10余年。除了经济改革起步晚外,印度的国民储蓄率也仅仅是中国的一半,而且,印度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也比中国少90%.除此之 外,印度的民主体制时常受到其国内种族及宗教冲突的冲击,印巴之间就克什米尔也时常发生冲突等。而中国享受了约二十年的平静,能够集中精力搞经济 建设。

  印度的年经济增长率已经达到中国的80%,并且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是否精确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印度得以赶超中国的速度,主要在于其能够有效地 利用资金,而中国却无效率,大部分的资金被分配给国营企业。而且,中国不均衡的资源分配很可能将会拖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后腿。

  20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的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向前发展时,政府将大部分的资金投资于国有企业。由于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并非是商业上行得通 的,给银行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总额可能高达银行资产的50%.在某一时刻,这些不良贷款需要被消化吸收,要么被勾销(由存款人承担成本),要 么是由政府重新注资,也即将资金从其他更有生产力的用途挪用给银行。这些作法可能会严重限制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

  印度的银行虽然可能不是诚信金融的典范,但是其并没有犯类似中国的大规模的错误。

  据最近安永(Ernst &Young )管理咨询公司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截至2001年,约15%的印度银行资产为不良资产。这一点表明了印度的经济建立于一个更稳固的基础之上。

  当然真正的问题并非在于今天的中国和印度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而是在于其明天的地位。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如何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在这一 点上,印度正做着更佳的工作。

  但是印度是否走在一条比中国更光明的发展道路上?许多年之后,我们才会知道答案。然而,手头的一些证据却显示出,印度采取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可 能真的更加明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证据来源于中国自身。

  请考察江苏和浙江的发展战略。江苏和浙江是中国的两个沿海省份,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处于类似水平。但江苏采取主要依靠外商直接 投资来促进发展,而浙江却更强调本土企业以及有机发展。在过去的20年中,浙江的年经济增长率要快于江苏一个百分点。浙江也由20年前两省中相对 比较落后的一个省份,变为如今无疑更富裕的一个省份。

  印度很可能很快就会同时受益于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在未来的几年里,印度将会吸引比目前更多的外资。在将自己的海外侨胞当作外人看待了几十 年后,新德里已经张开双手欢迎他们。过去,人们开玩笑地用NRI 代指印度的海外侨胞,即"不被需要的印度人"(notrequired Indians)。现如今,NRI 重新指"不在印度居住的印度人"(nonresident Indian)。

  这一态度上的转变可以从今年年初印度政府为印度海外侨胞召开的大会上体现出来,当时有相当一些很有声望的印度海外侨胞出席了大会。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成功,部分要归因于历史给其提供的机遇:一支庞大而富裕的海外侨胞。20世纪90年代,中国所吸引的外资中有一半以上 来自于中国的海外华人。但是,这些资金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少带来一个无法预料的后果。来自于香港、澳门、台湾的数十亿资金使得政府不可避免的从 政治上推迟其困难重重的内部改革。举例来说,由于外商正在收购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的财产,这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放慢其私有化的脚步。

  直到最近,印度海外侨胞对印度的投资额还不到印度所获取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的10%.随着印度政府打开大门欢迎其海外侨胞,毫无疑问,这将会使 得印度海外侨胞对印度的投资额呈上升趋势。虽然印度的海外侨胞不可能像中国的海外华人那样以资金的方式对印度注资,但是印度的海外侨胞拥有相当的 知识资本,这种投资可能将会具有更高的价值。

  长期以来,印度的海外侨胞以其知识密集型为主的企业而著称,在美国的硅谷尤为著名。

  如今,印度的发展潜力,加之其对自己的海外侨胞所采取的新的态度,不仅吸引了许多印度海外工程师、科学家回到印度,也吸引许多海外商人投资于 印度。中国在海外华人的帮助下给自己赢得了世界加工厂的地位,想必印度也会在其海外侨胞的帮助下成为世界的科技实验室。

  中国和印度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整体上来说目前印度还处在竞争的下风,但是在某些关键领域,印度做得更好。这些成功可能会使得印度 赶上并且超过中国。如果这将成为现实,它不仅表明发展本土企业对于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还会显示中国所采取的依靠外商直接投资的局限性。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from FOREIGN POLICY 137(July/August 2003)www.foreignpolicy.com.Copyright 2003,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黄亚生(Huang Yasheng ):麻省理工学院Sloan 管理学院/韩泰云(Tarun Khanna):哈佛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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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从政策夹缝中拯救中小企业——专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 

2008-05-19 16:53:27
21世纪网 2008-5-19

令人担忧的中小企业

      《21世纪》:今年是《劳动合同法》施行的第一年,从表面上看,这部法律对员工的利益偏向较多,因而获得了劳方的普遍认同。但一些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也每每 利用各种场合宣称,过高的劳动保护实际上抬高资方投资设厂的门槛,打击其投资积极性,降低经济增速,最终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是一部典型的好心办 坏事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大家也认为低工资和低利率形成了"中国制造"的一个重要比较优势。但在实际争论中,双方还是互不相让,对此您怎么看?

      黄亚生:现在中国面临着本地企业创新乏力、劳动者收入增长过缓等种种问题。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长期积累所致,像颁布法律提高劳动者地位这样一 些短期的解决方案,可能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使现状变得更加恶劣。2008年施行的《劳动合同法》人为地提高了企业的人力成本,要求企业与员工签 订长期的就业合同,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劳动合同法》可能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使中国的就业变得更加困难。过去低工资的方式至少还可以勉强解决就业问题,但是新法限制了企业家在就业方面的灵活性, 势必会减弱他们创造就业的积极性。而中国民营企业少有的亮点之一就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反过来又会打击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

      《劳动合同法》的本意是好的,希望提高员工地位,保障其利益,也希望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成本的方式来迫使企业向自主创新的方向转型,但实际上我个人比较 质疑其最终效果。原因在于,首先,这能否促进科技创新仍不确定。新法只能提高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让那些依靠廉价劳力运转的企业无法再继续生存下 去,但影响科技创新的其他因素,比如融资难和产权保护不力的问题,它都无法解决。其次,这可能会造成失业。在我看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企业创 新不够,而是就业不足。

      《21世纪》:您提到了就业的问题。现在不但在《劳动合同法》的问题上,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也出现了相似的争论。一边认为假如中国的宏观经济要恢复平衡, 那么人民币需要升值;一边认为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出口企业打击很大,因此要慎重。您对这样的争论又持什么观点呢?

      黄亚生:实际上,我对这些争论的观点和我对中国中小企业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先说明一点,由于中国的大企业主要是国企,因此这里的中小企业主要指的是民营 中小企业。在这次访谈中,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多重压力。首先是汇率压力,名义汇率现在主要看的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但由于通胀的因素,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可能对所有的货币都 在升值。而决定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是实际汇率,而非名义汇率,也就是说,无论名义汇率是否升值,中国那些从事出口生产的民营中小企业都面临着越 来越大的汇率升值压力。

      其次,原材料成本和能源成本在上升,工资上涨的压力也在增大,这里面就有《劳动合同法》的因素。

      再次,环保等标准的提升也在加大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

      《21世纪》:但很有趣的是近年来政府针对这些状况也提出了要走向自主创新,要做大做强中国公司,实现规模效应以参与全球竞争。但我们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看 到的往往是大企业,尤其是大国企,之间的并购或者重组等,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国航欲收购东航,以打造中国航空界的超级航母。大企业的一举一动很容 易吸引人的眼球,但实际上一国经济的活力往往决定于中小企业的状况,那么您认为现在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如何?

      黄亚生:你提到的这些情况是存在的,而且对大企业的重视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就已经开始了。从中小企业的运营环境来看,我觉得总体上是有改善的,比如贷 款方面。但这种改善是从比较低的水平开始的,因为过去的运营环境太恶劣了。比如2005年通过了准许民营企业进入某些行业的"非公36条" (2005年2月25日,新华社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由于文件内容共36条,因此也被简称为"非公36条"——编者注)。但实际上世界范围内对民营企业有这种限制的国 家是很少的,中国在2005年才取消了这样一些不正常的规定。所以我说现在的环境是有改善,但起点非常低。

      《21世纪》:那中小民营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黄亚生:全国工商联大概每隔两到三年会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做一次比较详细的调研。我仔细看了这些调研数据,结果是相当让人担心的。这点可以从几个指标的数据 上看出来,比如员工培训、科研项目、新产品和专利等,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民营企业在这些方面没有明显的改善。

      另外,最近几年国内对企业"走出去"的讨论较多,而大部分进行海外投资的都是国营企业,但我个人更看重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状况。从发展结果看,中小企业的 海外投资状况没有很大改变。其中,2006年这方面的数据最值得重视,因为200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开始升值。假如宏观上人民币会发生明显的升 值,那么企业在微观上的回应就很值得关注了。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当宏观货币环境改变的时候,企业会做一定的微观调整。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到海 外去投资,尤其是科技方面的投资,因为企业希望实现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但我把2004年到2006年的数据做了详细的比较,发 现在这方面中小企业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的微观行为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从日元升值的历史来看,1980年代中期以后,日元进行了幅度较大的升值,这使得日本国内很多不适应高币值的企业都倒闭了,最后成功的都是科技型的品牌企 业。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在新的货币环境下,广东等地从事简单加工制造的企业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如果不能,对这些地区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尤其 是在中国目前还缺乏像索尼和丰田这样的品牌企业的情况下。

      《21世纪》:但就像您之前说的,中小企业不是只面临汇率升值的压力,还有上游原材料涨价和工资上涨等压力,这说明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可能现在是很严峻的。

      黄亚生:是的,这里要强调一点,从科技发展的程度来看,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中小企业可能要远远落后于日本1980年代的中小企业,而当时日本的很多中小企业 都倒闭了。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可能会远远超过当年日本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从这点出发,也许整个中国经济在未来面临 的问题也会更严重,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大量的中小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

      《21世纪》:但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发展了30年,为何中小企业还是这样的状况呢?

      黄亚生:你去看看中国的企业,会发现大多数中国企业的技术含量是很低的。比如广东,按照正常的发展状况,30年的高速发展,广东现在应该会出现一批高、 精、尖企业,但现实是企业在技术和品牌上依然表现平平。我个人认为,这主要是由不合理的政策和体制造成的,不是经济正常发展应该出现的结局。

      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在动态上讲,广东的企业应该向高科技方向发展,但是结果并不是这样。我认为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发展这些行业的政策和手段是不适合市场 经济运作的。现在很多行业都是国家投资,或者地方政府投资的,在激励机制上,它们会比较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企业,而不是创新型企业。所以中国目前的 主要行业,如钢铁业和铝制造业,仅仅是在重复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轨迹,并没有什么创新,那些真正能够创新的民营企业却缺乏必要的法律和 金融支持,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假设中国具有良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在制度建设上保护真正创新,那么中国应该是可以与美国和非洲同时竞争的。因为上海和北京这些城市的人才实力、科技含 量,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和美国的波士顿、旧金山进行比较的。同时,贵州、湖南这些省份的人力成本优势,又是可以和非洲、墨西哥去竞争的。但现在我 们走的是美国和日本的老路,发展污染性很强的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导致的结果是GDP增长了,但并没有有效带动社会就业,而且造成了环境污染 等很多问题,在国民总福利上,可能是得不偿失的。面对这种结果,我们现在也许应该反思一下这种政府推动型的经济模式了。

      中小企业丧失创新机会

      《21世纪》:美国的技术创新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推动的,但中国的中小企业似乎并非创新的主体,这和美国是正好反着的。

      黄亚生:这种现象是政策造成的。我过去有一次在上海,希望那里的官员安排我接触一下当地的民营企业,结果对方的第一个反应是很惊讶,因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 一个美国的大学教授会对那些"卖茶、卖菜"的民营企业感兴趣。但在我看来,他的这种态度才有些奇怪。因为现在美国的很多知名企业,比如微软和惠 普,在早期都是"个体户",惠普甚至是从车库里发展起来的。而这些小"个体户"在美国之所以可以一步步发展成今天的大企业,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拥 有良好的法律和金融环境的支持。

      过去十几年中国一直在强调大企业,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是惨痛的。把大多数的资金都安排给了大企业,从而使得很多中小企业丧失了改进技术、创造革新的机会。而 大企业的发展往往依靠的是成本优势和高消耗的模式。过去我们提出过"做大做强"企业的口号,其实这是不合理的。比如2006年上汽集团进入了《财 富》500强,表面上看上汽销售额很高,利润也很多,但对全社会来说,它生产的桑塔纳汽车造成的环境污染是很严重的,而这个成本上汽并没有承担。 《财富》500强主要是以上一年度的总营业额为指标进行排名,但这就相当于全社会付出的成本跑到上汽集团的帐号里去了,然后上汽再用这个帐号争取 了一个财富500强的席位。

      《21世纪》:但政府这几年也一直在强调要推动经济转型,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发展,那你对这点怎么看?

      黄亚生:企业是一个有机体,它的成长要经历一个从低技术到高技术的自然过程。但高科技和低科技的划分,不是取决于企业做了什么产品,而是取决于企业怎么去 做这个产品。不能笼统地认为生产纺织品一定比制造计算机的科技含量低,例如我所任职的麻省理工学院目前甚至在研究衣服的形状和结构是否可以随着人 体温的变化而变化,而这是属于纺织的领域。但可悲的是中国目前在这方面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产品,生产计算机就是高科技,制造纺织品就是低科技。

      实际上,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划分不应由政府来做,而应由企业家自己来做。当面临激烈竞争的时候,企业家必然要选择高科技和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为此, 企业家也将会决定使用何种技术最为经济,最能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由此源源不断的推动科技产业化的发展。而由政府来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很可能会断送 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这将是非常可惜的。

      《21世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为了控制通胀,政府对银行信贷总量进行了行政控制。面对有限的信贷总额,银行作为一个理性的商业机构,自然会将资金更多 的贷给大企业,因为这样风险较小。但也由此造成了一种局面,就是中小企业成了信贷紧缩的第一个牺牲者。您对此怎么看?

      黄亚生:肯定是这样的。我讲两点,第一,在中国,给民营企业的信贷大概只占整个贷款总额的20%到30%。但这一指标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就已 经达到了40%的水平,十几年后这一比例到了80%。国内的经济学家过去总是说,1978年国内银行给民营企业的贷款是0,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了, 所以这些年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问题是1978年的0是非常反常的现象。实际上与其他类似的经济体相比较,中国这方面的发展是很缓 慢的。

      第二,从中国以往的经验来看,每一次中央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最受打击的肯定是中小企业,你刚才提到的贷款额度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实际上是面临着一 个微观和宏观的矛盾。微观上,要实行比较理智的经济政策,就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但这在宏观上又可能造成货币的过度供给,引起通货膨胀。因为很 难想象,银行会首先贷款给中小企业,而非国有的大企业。由于经济环境的限制,中国经济在微观和宏观上长期存在这样的矛盾:保持宏观稳定就要牺牲微 观的效率,提高微观的效率又可能牺牲宏观的稳定。如果不改变一些相关的制度,那么这种矛盾会永远存在。

      《21世纪》:现在政府在大力倡导要提高工业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许多地方政府都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此。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一些经济 学家就指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您怎么看?

      黄亚生:一个国家的经济肯定要从低技术往高技术发展,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问题是当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提这个口号的时候,往往容易出问题。其实市场经 济自然的发展结果应该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自发的选择高科技产业,而欠发达地区会自发的选择搞低科技产业,就像美国的麻省和北卡罗莱纳州,其产业结构 是自然形成的,无需政府进行调整。但中国的问题是贵州、广东和上海的地方政府都在搞高科技产业,这就有问题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口号本身没有错,关键是地方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需要界定清楚。政府本来应该起到的是间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公平的经济运行环境即可。如 果有一个好的环境,那么企业家自然会向高科技的方向去发展,这是我的一个信念。但现在地方政府可能存在职责缺位的问题,没有维持好一个公平竞争的 环境,就像过去我所提到的,政府总是"进场踢球",而没有当好"裁判"。地方政府时常将更多的机会和资金都分配给了辖区内的国营企业,而这些企业 往往存在着污染环境、缺乏创新和提供就业乏力的问题。

      长期问题要用长期手段解决

      《21世纪》:您刚才谈到了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利条件,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太低,人民币币值太低,这使得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中 小企业很容易养成依赖这些低成本生产要素的习惯,不利于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所以我们要通过升值和颁布《劳动合同法》等方式来鞭策企业转变生产方 式。您怎样看这种观点?

      黄亚生:原理上这是这样的,但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把一个发育还不成熟的孩子一下子扔到冰天雪地中去,那么这种险恶的环境能使他茁壮成长吗?我觉得很难。假 设这个孩子很健壮,那么外部环境的险恶对他来讲可能会有促进作用。但中国的中小企业有点像一个发育不成熟的孩子,它是在受歧视的政策环境下发展到 今天的,近几年宏观政策上的歧视虽然有所减弱,但并未消失,现在又出现了通胀、升值和更为严格的《劳动合同法》,我认为这对于中小企业的成长是非 常不利的。

      这里我要声明一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民币不要升值,相反,为了中国的宏观经济重新平衡,人民币需要升值。我也不是要求政府人为的保护中小企业,我希望的 是现在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过去的一些政策,认真仔细的想想其中的错误对中国经济现在造成的影响。这其中有些错误的影响在数年前并没有显示出来,因为 当时由于外需强劲以及人民币币值的低估等一系列因素,中国经济的一些内部矛盾并没有爆发和激化,中小企业的制度性问题也被掩盖了起来。而且那时候 中国还没有越南和印度等竞争对手,现在这些国家的竞争力变得更强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过去更大,而且这可 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是过去所犯错误的结果,能具体谈谈这些错误吗?

      黄亚生:一个错误是对内资的歧视。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和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有一定的相似之处。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签订,这 意味着此后北美地区的很多贸易壁垒都会被取消,因为墨西哥的人力成本非常低,所以美国工人可能面临着很多美国企业向墨西哥转移生产的问题。香港和 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也面临着如何应对大陆开放的问题,因为这对资方来说等于增加了一个劳动力成本非常低的选择。但结果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并没有 由此衰落,当然,美国的工人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然而,中国的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一些出口加工型企业较为密集的地区,例如广东,可能会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所产生的负面冲击。这实际上是中国对内资企业 长期歧视的结果。道理很简单,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美国工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但美国的投资者却大获其利,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出现了类 似的现象。在中国,估计到时候出口企业的工人会面对更多的失业和更大的就业压力,但中国本土的资本拥有者却不一定会获利,因为过去多年中国缺乏发 展本地民营企业的政策环境,这使得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本土资本集团。所以,届时中国受到的冲击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工资的冲击,第二方面 是资本的冲击。

      第二个错误我觉得是中国的"三农"问题没有搞好。为什么?从1978年到2008年,广东有30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把现在的广东跟美国的麻省进行比 较。20世纪初期麻省开始搞纺织业,五到十年之后,因为劳力成本提高,它转向机械行业,之后成本进一步提高,现在开始做生物制药行业。现在在麻省 你根本找不到纺织厂和电子加工厂,这已经转移到了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州去了。但是广东的发展轨迹跟麻省很不一样,它刚开始也是做服装加工,然后在服 装加工继续做的同时又开始做电子,后来又做汽车。这就形成了一个现象,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产业没有被转移或者淘汰,而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增 加新的行业。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是移动的,而工厂是不移动的,麻省则恰恰相反。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因为农村的经济环境不行,农民无法在本地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农村的金融环境、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法律社会治安等 方面出了很严重的问题,迫使农民无法在本地打工或创业,而只能选择去广东和江苏打工。这使得广东的企业家没有任何积极性去迁移工厂、改进技术和增 加投资,而且蜂拥而至的农民工压低了这些地区的人均工资,也使得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在广东一直保留至今。

      回过头来看,一方面中国的农村经济环境不好,导致农民工的大量涌向城市,人为的压低了城市的人力成本;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贷款又很难。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对 资金成本的比率大大下降,这样一来民营企业自然愿意采取多使用劳动力、少使用资本的生产方式。这种选择对企业来说是非常理智的,但却会造成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过低的问题。现在我们天天在说自主创新,天天在批评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企业,但我们恰恰忘了正是现实环境逼着它 们作了这种选择。

      这就是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现在政府开始强调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我觉得这是正确的。但这些问题是很多年积累而形成的,不会马上得到解决。我认为要解决这 些问题,不能简单的依赖汇率升值,也不能寄希望于《劳动合同法》,而是要去纠正过去的错误,创造一个适合民营企业发展的有活力的良性的经济环境。

      《21世纪》:问题是长期的,但现在形势却是日益严峻,也许没法子让我们很从容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了。您这么说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必须要进行非常痛苦的结构 性改革了吗?

      黄亚生: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肯定是要吃苦的。现在这些短期的解决方案,第一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结果,第二可能会使其他的问题变得更严重。要解决长期问题应该 通过长期手段,从短期来讲,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好的解决方案。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对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形势是有点悲观的。      (本报实习记者林美玉对本文亦有贡献。文章欢迎读者来信交流,邮箱 guchongqing@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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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文版前言 给中国找个竞争对手

2007-10-30 13:31:22|  分类: 黄亚生
黄亚生:给中国找个竞争对手

中文版前言

  (《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文版封面照片)

  我很高兴这本书能有机会和国内读者见面。中文版的出版日期一再拖延,主要原因是我一方面忙于其它事情,另一方面我也正和一家很著名的国营经济 专业出版社洽谈出书的可能性。断断续续谈了一年,最后的结论是:这本书学术性太强、无法赚钱。而本应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民营出版家却在几个月 内就将一本英文近400页的书翻译出来,排出版面,和完成所有其他的手续。这实在令人感叹不已。我从来认为国有体制既不公平又无效率。在出版这个 行业,看来,国有体制不但效率不足严肃性也是不够的。

  在中文版出版之前,国内有些刊物对这本书已经有一些介绍。我所了解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是2003年1月27日出版的《瞭望》周刊。文章是这样介 绍我的观点的(2003年我还在哈佛执教):

  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黄亚生正在研究导致中国大量引入外资的原因。黄先生得出令人惊诧的结论之一是:外国对中国投资有时是不合适的,它们往往以 中国国内企业的损失为代价,这也是中国试图支持国内经济领域中效率最低部门的直接结果。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外国投资实际有助于巩固一种对国内公司不 利的体制。更有评论说,外资的积极引进导致了如下一种经济的"温布尔登化"现象:虽然提供了场地,但是积极利用的却都是外国人。据统计,中国的出 口额2000年为250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50%;在当年的税收中,来自外资的税收占近20%。可以说中国已经形成了"外资依赖 症"。

  在此之后国内好几家出版物都把所谓"外资挤出内资"的观点归咎于我的研究。"外资挤出内资"的观点又近一步引发了两场讨论。一种观点认为所谓 "外资依赖症"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批评者说中国引进的FDI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不显得那么突出,英国、德国、巴西、墨西哥、爱尔兰在此方面 都超过了中国。这些国家的外资对内资的比例都比中国的高。另外一场讨论是由我同印裔教授韩太云于2003年合写的、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 《印度能赶超中国吗?》一文所引发的。国内很多评论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过分依赖外资而印度的希望来自于它对外资的限制。

  我在本文对下面四个问题作一个尽可能清楚而简洁的说明:1)中国有没有"外资依赖症?"2)如果有"外资依赖症"的话造成它的原因是什 么?3)印度的优势是不是来自于它外资的贫乏?4)中国的"外资依赖症"有没有成本?在这本书中我对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有很详细的分析。对第三和 第四个问题有所论述但没有展开讨论。我在这里作一点补充。

  中国的外资依赖症

  我在本书中讲的"外资依赖症的症"不是指外资对内资的简单比例,而是指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国外经济学研究表明,在任何地区,任何行 业,民营企业都比国营企业有效率,更有竞争能力。有效率的内资指的是民营企业的投资。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只投资的很小一部分。根据《2004 年中国统计摘要》,2003年私营和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是7563亿人民币,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的13.7%。同年,外国直接投资是 4441.3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是0.587(4441.3亿元除以7563亿元)。

  当然,有的读者会指出中国对私营经济统计不全,有很多集体企业也属私营的性质。2003年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是7806.9亿元。如果把中 国的私营企业定义人为地夸大而把所有的集体企业都算作私营企业,中国的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是0.29。用这个办法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外资依赖 的上限和下限。0.29是下限,而0.58是上限。真实的数字应是在两个数字之间。

  现在我们再来评论"中国引进的FDI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不如很多国家"这一命题。英国、德国、巴西、墨西哥、爱尔兰虽在外资/内资的总 比例上超过了中国,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国家是私有或者是大部分是私有的经济。它们所有的内资都是由私营企业进行的,这和我们中国直到今天为止大部 分投资是由国营企业完成的情况是不同的。国营企业投资是不计成本的,所以它们是过度投资。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如果有大量的国营企业存 在,FDI/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会自然地显得很低。

  更准确的比较方式应该是把中国的外资/私营企业投资的比例和其他国家相比。胡祖六先生在一篇题为<<关于中国引进外资的三大问 题>>的文章中提供了14个国家和地区的FDI/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2002年的数据。如果把中国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比例定位成 0.29,和这14个国家比,只有三个国家FDI/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比中国高:新加坡(0.34),荷兰(0.33),和爱尔兰(0.71)。如 果我们用0.58这个比例,那只有爱尔兰一家比中国高了。

  要注意新加坡,荷兰,和爱尔兰是世界上公认的外资依赖国。而它们是很小的国家,很容易依赖外资。(比如说在新加坡办两家航空公司,肯定有一家 必然是外资企业。)也就是说中国的外资依赖度已经和世界上公认的外资依赖国相接近了。这对一个大陆经济形体,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讲是非常反常 的。一般来讲,大的国家相对独立,较少依赖外资。比如在1990年代,美国FDI/内资的百分比只是6.2%,虽然流向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绝对数 额比中国大。加拿大是8.3%;巴西是5%。中国的FDI/内资的比例超出东亚经济的好几倍。1990年代,南韩的这个比例是1.1%;台湾省是 2.8%。

  便说一句,中国的对外贸易依赖度也达到惊人的高度。2004年中国的外贸/GDP的比例高达0.70。作为比较,美国在90年代的外贸额相当 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20。日本的比例是0.25。虽然美国和日本是全方位开放的经济,它们对外贸的依存的程度远远小于中国。

  外资依赖症的形成

  正确地分析中国为什么会有外资依赖症非常重要。错误的分析会得出错误的政策结论。有些国内学者建议政府去限制外资以保护所谓"民族企业。"这 种观点非常错误。我在本书第一章表1.2说明中国的对外投资政策在国际视角下一点不自由。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 足。换句话讲,中国外资/有效率的内资比例过高是分母的问题,不是分子的问题。中国的金融和法律体制严重地限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中国民 营企业发展的滞后人为地给外国企业造成了商业空间,导致外资的大规模的进入。这就是我对1990年代外资在中国的分析。

  我在本文后面和本书中会对这一分析再作详细的解释。在这里我想对两个问题进行一点说明。第一,我完全不同意"外资挤出内资"这种说法。中国的 民营企业根本不是外资企业挤出的,而是由中国自己非常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挤出的。1970年代我们一分钱外资都没有,但那时哪有什么民营企业?事实 正好相反。1990年代在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各种阻碍下反而是外资使民营企业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基金。我在本书第四章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分析。外 资对中国劳力密集产业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但它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外资起了一个给民营企业家提供风险基金的作用,而不是一般分析说外资带来出口市场。 1990年代中国幸亏引入了外资。来自香港,台湾和澳门流入中国劳力密集产业的外资种某程度上是代替了中国极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国内评论说我是" 外资挤出内资"这种说法的始作踊者是不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是要认清楚经济发展和外资进入的关系。很多评论者经常讲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使外国公司对中国市场前景看好,所以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 地增加。这种观点不全面。经济高速度增长可以导致外国投资在中国的绝对数额的增加,但不会导致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的增加。(绝对数额的增加指的是外 资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比如1990年,中国吸引了34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2003年中国吸引了535多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外资的依赖 指的是外资/内资的比例。)

  原因很简单。如果中国市场对外国企业有吸引力的话,那么它同时也应对中国企业有吸引力,所以中国企业也会相应增加投资。如果外国和中国企业同 时增加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占中国总投资比例应该不变,或者变化不大。中国在1990年代对外资依赖度增加并接近一些小国的水平说明中国企业,主要 是民营企业,因为制度的限制无法加大投资。

  中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宏观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微观经济表现差强人意。比如中国的GDP年增长在过去15年一直保持在8%以上,但中国的股票市 场的回报率在2000年以后一直是负的。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为什么中国企业竞争能力这什么弱。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实际上具有很多形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条件。中国的人力资 源相当雄厚,科技人员的总数、教育普及率不但超过很多发展中国家,而且也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也具有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 (MichaelPorter)教授认为培养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些重要条件。比如巨大和多样性的国内市场,很多生产要素可以自给自足。中国也并不缺 少资金,虽然中国人均收入不高,但中国的储蓄率是除新加坡之外最高的。实际上,中国每年都在大规模地出口资金。

  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体制。而所谓经济体制的问题就是国有体制的问题。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和扭曲的资源分配制度造成了中国企业整体竞争能力低 下。我在这本书里着重谈到三个方面。第一,虽然民营企业比国营企业有效率,但民营企业没有资金是形不成竞争能力的。从1980年代初开始,世界各 个国家与地区不但经历了经济全球化而更重要的是经济民营化。但在中国,从银行贷款、外汇供应、到商业机会的分配,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支持都是倾向于 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直到几年以前,民营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不能进入所谓战略性的,高营利行业。比如,1990年代,私营企业要想进入电子、 机械,汽车这样的行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政策限制。而像金融,电信服务,能源这样的行业在2005年以前私营企业根本不可能进入。银行贷款更是大 规模地向国营企业倾斜。私营企业虽然更有效率却面临着资金匮乏。

  国营企业的资源富裕和私营企业资源匮乏同时成为1990年代推动外资的微观因素。本书的第四和第五章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论述。国营企业依赖政 策支持购买了大量机器和设备,有的是相当先进的,积累了大量的资产。有相当一部分国营企业在80年代都是政府重点支持的对象。这些企业进口了相当 数量的、有时是全套设备。相当一部分企业和外国公司有技术合作项目,掌握着当时在中国属于先进的技术。但因为国营企业经营没有效率,亏损严重,国 营企业变成了收购对象。我们知道,当一个企业具有较好的资产但经营不良的话,这个企业就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收购对象。但是很长一个时期,如果民营 企业收购国营企业,就是私有化,是不容许的。而如果是一家外资企业进行收购,则被认为是"吸引外资,"是"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各级政府不但容 许而且给予大量的补贴。

  我在本书第五章解释了在1990年代,外国公司和国营企业建立的很多合资企业实际上是外国公司对国营企业资产的收购,根本不是我们讲的一般性 的合资。一般性的合资是两家企业合同出资去开发一种母公司不生产的新的产品,而在中国的和国营企业合资实际上使中国的母公司名存实亡。这些合资的 国营企业通过合资变成类似于金融机构型的企业,而已不是进行实业的公司了。这类的企业往往大部分的收益是来自于投资收益,而不是营业收益。

  对于资金匮乏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外资则提供了一定的发展资金。这就是为什么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欢迎外资,但它们欢迎外资的原因是截然不同 的。国营企业是有资产无能力,合资成为其掌握的大量但被无效地利用的资产变现手段。民营企业是有能力无资产,外资便成了它们获得资金的少数渠道之 一。

  我在本书第三章把民营企业和外资的结合比作一种风险投资。所谓风险投资是股本投资,它的发生是因为银行不愿贷款风险高的企业。在一个市场经 济,这类企业往往是生产未被市场检验的新产品或技术。在中国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没有什么产品或技术上的风险,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它们具有政治风险。 这种对民营企业家的歧视人为地给外商创造了投资机会。在美国,风险投资家具有很高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他们不需和银行竞争。他们控股的要求往往会 被满足,因为企业无法获得其他资金。在中国,因为银行不向民营企业贷款,使得香港和台湾很小型企业也能在大陆投资控股。

  中国经济体制的另外一个严重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国内对地方保护主义有很多研究,我在这里不重复了。我想强调两点。第一,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地 提高了外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国内企业只能在它们所处的地区选择投资项目,所以它们往往不能选择最优的项目进行投资。而外国企业不受这个限制, 它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投资项目。我在本书第六章分析了为什么象中策这样的公司能够在全国各地进行投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地区割 据。第二,地方保护主义相当程度上是由国营体制造成的。"分权让利"是国有体制大前提下提高企业效率的少数手段之一,而"分权让利"又是造成地方 保护主义重要原因。换句话讲,如果能改变国有体制,我们就不需要用"分权让利"来提高企业效率,就会减轻地方保护主义。

  印度的外资问题

  我从2000年起就开始注意印度。当时我在哈佛任教要写案例。我选了医药产业这个题目。我一开始就注意到印度的医药产业主要是由它的本土私营 企业带动的。这和中国以国营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印度在医药产业方面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我们不能将印度企业在医药行业的成功 单纯地归因为语言因素。虽然印度具有英语方面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在医药行业并不像软件行业那么重要。因此,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远远不 是文化和语言的差异能解释的。

  我在本书中也简短地提到了印度的发展模式,主要是突出它能造就一批杰出的本土公司的业绩。2001年11月我在Project Syndicate(http://www.project- syndicate.org/commentary/yashengh2)首次提出这一个命 题:和印度相比,中国经济起飞了但中国的企业却没有起飞。国内对中印比较的兴趣发生在2003年末。2003年11月中国官方网站发表了我同印裔 教授韩太云合写的、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印度能赶超中国吗?》中译文。之后多家刊物又进行了跟踪报道和讨论。(必须指出的是很多人不同意 我们的观点。)

  对中印两国对外资政策方面的讨论中流行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而有意思的是在我看来虽然这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但它们的误差的原因又惊人地相似。第 一种观点认为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说明它的经济业绩不如中国。第二种观点认为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说明它为了要 培育本土公司采取了比中国严格的外资政策。这两种观点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我们在检查第一种观点时应当记住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一国和另一国发生经济交往很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除了对外直接投资外,还有间接投资-既不带控 制权的股本投资-和外包业务。外包业务指的是订单或者是以合同式的境内和境外企业合作方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很多,而几乎没有任何间接投资和订单 合作方式。印度刚好相反。它的直接投资很少但它有大量的间接投资和大量的外包业务。为什么中印会有这个差别?原因在于印度的微观和制度基础比我们 强。

  很容易解释印度为什么能吸引大量的间接投资:它的公司治理水平远远超过中国。两国公司治理的直接比较材料不多。里昂证券有限公司在2001年 4月发表的关于"迅速发展市场中的公司治理"的报告是一个相当系统、超越了单纯数字排列的报告1。在里昂证券有限公司以10分为满分的评分中,印 度的公司治理得到了5.4分,而中国名次相当靠后,仅得到3.4分。在全部国家的排名中,印度名列第6,中国名列第19.里昂证券有限公司的报告 给印度在公司治理的几个领域打出的分数比其总体得分要高。在公司治理规章条例,实施这些规章条例,以及"制度机制和公司治理文化"方面,印度比中 国做得好。报告还赞扬了一些印度公司采纳了比法律要求更高的公司治理标准。

  里昂证券有限公司评级很低的印度公司中,许多都是国有公司。这非常能说明问题,也为解释为什么中国公司的管理表现不佳提供了线索:中国公司治 理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对企业的干涉。里昂证券有限公司报告认为,在下列领域内中国公司治理的问题最突出:第一,国家是最大的持股人,这使得政治议程 最有优先权。第二,很少有中国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公告或年度报告。中国公司没有创立优秀公司治理的紧迫感和强烈意图。第三,中国公司不具 备恰当的、有鼓励性的经理奖惩机制。第四,与投资者的关系不紧密。第五,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没有独立性,他们的职责更多的是管理企业而不是监督企 业。尽管多数私有公司的创始人担任着公司最高层并控制公司,但国有公司中的许多高层管理者还是由政府任命的。大多数董事会规模过大、成员太多,没 有实权。

  在中国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企业主要是由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缺少非行政性的董事会,公司的运作不是被内部管理层牢牢控制,就是被政府牢 牢控制。根据一份1995年对在上海证券交易中心和深圳证券交易中心上市的超过600个公司的调查所做的调查报告,三大持股集团——国家、法人和 个体持股人——分别持有33%的公司股票。2这种"三分天下"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当前证券管理规则下,国家和法人股是不能参与流通的。只要 企业和法人共同掌握居控制地位的、不可转让的股本利益,这两个证券交易中心就不可能起到买卖公司控制权(而不仅是买卖公司收益权)的作用。同时, 政府仍旧有不可争议的控制权。

  中印两国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差距影响了两国股票市场的运行。印度股票市场的回报一直高于中国。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莫克 (RandallMorck)、伯纳德·杨(BernardYeung)和余·韦恩(WayneYu)在所著的著名论文中指出,在那些公司治理 差、信息公开差、保护少数投资者措施差的国家,证券交易中心里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趋于一致运动而非单独运动。3根据他们的计算,中国得分为 0.8,这意味着80%的股票趋于一致运动,而印度的得分为0.695.与之相反,世界上最出色的股票市场得分相对较低。美国的得分为 0.579.

  要解释为什么印度能吸引大量的外包业务我们必须先解释一下外包业务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分。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股权安排(equity arrangement),通过它一家境外企业取得对一家境内企业的控制权,境内企业变成境外企业的一部分,成为境外企业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外包是一种合 同生产安排(contract production)。在合同生产安排的情况下,境外企业向境内企业下订单(product order),境内企业根据订单要求的质量标准、式样说明和供应量来自主安排生产。在合同生产安排下,境外企业和境内企业是两家独立的实体。

  很多人认为印度企业发明了外包,实际上是东亚企业将外包推上了国际舞台。二十世纪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的服装纺 织企业通过合同生产安排这种方式支配了全球的服装纺织品生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的服装、皮革皮毛、木材竹制品的出口中90%通过合同生产安 排提供,只有10%是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这种股权安排方式。而在中国,外包这些行业中只20%左右。

  我在本书第四章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不同,没有选择外包生产安排而是那么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最大的作 用是它能为信贷受限制的私营企业提供资金。这是外商直接投资与外包生产的一个关键区别:外包仅提供产品订单但外商直接投资既提供产品的订单又提供 了资金。产品订单本身不是资金,它只是一种未来提供资金的一个承诺。

  这就是为什么外包这种生产模式需要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企业家获得订单后,他仍然需要从其他渠道获得运营资金来进行生产。金融体系 有没有效率就决定了企业家能否及时地获得他所需的运营资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韩国、台湾和香港,小企业主只要能拿到订单就能从当地银行得到 贷款,有时以订单作为抵押。这就是为什么外包这种商业模式能在东亚地区大规模地开。而在中国,在金融体系严重地歧视私营企业家的前提下,外商直接 投资具有强大的优势,因为它既提供产品的订单又提供了资金。在一个不合理的金融体系下,外国直接投资使企业家减轻了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依赖。

  外包能在印度成功是因为印度有一个效率较高的金融市场。对这个问题我在下面还要详细说明。但我先评论一下对印度看法的另一个误差—即认为印度 不对外资开放。实际上,印度在金融方面比我们中国要开放的多。印度在1993年-1994年度采取的金融开放措施已经达到中国承诺在2006年金 融开放的措施,包括外国商业银行开展直接业务和容许外国金融投资对印度股票市场投资。需要指出的是,印度从来是对内对外同时开放,不像我们对外开 放对内限制。在1990年代,印度最好的银行是外国银行,而今天,印度最好的银行是本土私营银行。

  印度的银行改革起步比中国早得多。而这并非出于政府的积极政策,而是迫于压力。由此可以看出两国间一个有趣的不同之处。印度的银行改革是被一 桩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的存款者诉讼所推动的,存款者要求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有银行公开信贷标准。存款者认为,银行中各种不良贷款率不断提 高,损害了其作为存款者的利益。正是由于这次诉讼,银行和国有银行业开始明确公开其提供贷款的标准,由此增加了透明度。在中国,这种事还从没发生 过也很难想像会发生。

  世界银行设计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提供了一些很有力的和很有说明性的依据。该调查的目的是要了解企业对于其经营有关的商业环境的看法。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创业型企业为重 点。这些企业中的绝大多数是私有企业,只有12%的企业属于国有。因此,该调查反映了私有企业的商业环境而非整体商业环境。调查在 1999~2000年之间开展,覆盖81个国家的1万多个企业。它是首次同时包含中国和印度的调查。这也是它的一大优点,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直接比 较这两个国家。

  世界商业环境调查有助于说明中印两国金融市场状况的某些实质性差异。它包括关于企业融资、信贷有效性的诸多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请按 对你企业运营和发展阻碍程度高低,对企业融资环境打分。"在被调查的中国企业中,有80.21%把融资作为阻碍企业发展的最大因素,相比之下只有 52.1%的印度企业为融资所困扰。中国企业面对更多融资限制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中国不但排名低于印度,而且低于许多国家。 中国在81个国家中名列第78位。三个在融资限制问题上排名低于中国的国家分别是:乌克兰、摩尔多瓦和吉尔吉斯坦。其二是同印度相比,中国有规模 大得多的银行业。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2001年由银行提供的国内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为132.7%,而印度仅为 53.8%。如此看来,中国的银行业提供了2倍于印度的贷款,但中国的私有企业仍然面临更多融资限制。世界商业环境调查的其他部分也确认了这一 点。举例来说,接受调查的中国企业中,企业留成利润占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的56%;而在接受调查的印度企业中,这一比率仅为27%。4

  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统计数字,那就是尽管中国银行业的规模比印度大得多,在接受调查的中国企业中,由当地商业银行提供的固定资产融资仅占总数 的9%;而在接受调查的印度企业中,这一比率达到了22%。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中印企业都面临融资限制,尽管程度不同,造成这些限制的原 因却大不相同。世界商业环境调查就造成融资困难的原因询问接受调查的企业。它提供了5个原因供被调查者打分:(1)抵押品要求;(2)银行手续; (3)高利率:(4)同银行的特殊关系:(5)银行缺少可贷资金。在其中4个选项上,中国的银行实际上比印度的银行得分高。比如说,在被调查的印 度企业中,有50.5%的企业认为抵押品要求是融资的"主要"或"一般性"障碍,而只有20.2%的中国企业这么认为。印度企业强烈抱怨银行的手 续繁多(50.5%。)、高利率(81.2%)和需要与银行有特殊关系(35%)。与之相反,中国企业在这三个原因上给出的分数依次为29%、 35.4%和25.3%。

  印度企业对落后的银行体系的抱怨在发展中国家是常见的。在这些国家中,银行的风险评估能力差,并缺乏潜在客户的信息。为求保险起见,它们经常 对抵押担保提出高要求,强加繁重而又官僚的条件,并且实行过高的利率来降低风险。一个成熟的银行体系可以避免采取这些生硬的商业手段。比如说,世 界商业环境报告中提到,美国企业面临的融资限制要比印度企业少很多。因此,印度企业在信贷上受到限制是出于技术原因。而这种技术型的限制在具有不 发达银行业的发展中国家中很普遍。印度银行的问题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的和典型的问题。

  我们应该把不发达的银行体系和有偏见的银行体系区分开来对待。正如上文提到的,同印度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对抵押担保要求、银行文书工作、高利 率和与银行特殊关系抱怨较少。实际上,中国在这四个范畴内得分比美国还好。但是从这个数据很难得出一个中国的银行比美国的银行质量更高的结论。一 个更合理的解释是,直到1999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还明确被禁止向私有企业提供贷款。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中国的银行对私有企业采取 歧视政策,而印度的银行虽然贷款条件非常苛刻,但没有歧视政策。

  世界商业环境调查也能说明这个观点。调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银行是否缺少可贷资金。被调查的中国企业中有37%回答"是",而仅有18.5% 的印度企业这么认为。众所周知,中国银行有大量的存款资金,并且慷慨贷款。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前文提到,世界商业环境调查将重点放在私有企业 的意见上。这就是原因所在:整个中国银行体系都以服务国有企业为导向,而不是为私有企业服务的。因此,接受调查的中国企业虽然有很多为国内最好、 最大的私营企业,但在中国庞大的银行体系中被迫"靠边站"。对私有企业的金融歧视不仅存在于银行业,而是存在于中国的整个金融市场。世界商业环境 调查显示,中国企业中,股本融资占固定资产的2.6%,而印度企业中,这一数字达到了5.2%。

  外资依赖症的成本

  我坚信中国是有外资依赖症的,而且从政府最近拒绝统一外资和内资企业税率来看,我的担心是中国可能是已经有外资依赖顽症了。

  我在本书第二章把中国1990年代引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作是一剂药:它克服了中国金融体制的一些弊病使备受歧视的民营企业家获得一定资金。但 我也指出买药是要花钱的,是有成本的。在这里我讲一下中国这种欢迎外资歧视民营的模式的成本。

  第一,人民币升值时,这个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因为该模式仅仅产生了非常低的附加值,创造了一个数量的奇迹,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奇迹。国外总喜 欢把今天的中国和80年代的日本去比较。其实,由于国内多年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政策,中国的私营企业根本不能和1980年代日本企业在技术升级和创 新能力上相提并论。1980年代当日元升值后,日本的企业对策是加强产品创新,并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种类(比如丰田的lexus和日产的 infiniti)。我们的私营企业是做不到的。我们将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第二,压制私营企业的发展实际上也压低了外资的质量。北大学者路风完成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外资在中国汽车行业的研究报告。他的报告表明中国靠外 资引进技术这个模式基本上是失败的。外资引进很多但没有什么技术转移的效应。这个结论我非常同意,但我不同意他分析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外 资政策的失败。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内资政策的失败。中国的汽车行业—中国的金融行业也一样—最大的问题是长时间只对外资开放不对内资私营企业 开放。技术是竞争的手段。追求技术的原动力是市场,是竞争。中国的汽车行业过去20多年来技术和市场基本是脱节的,它是对私营企业开放最迟,最不 彻底的。它是国营企业的大本营,而国营企业本身是反竞争的。能够使外国企业转移技术的原因只有一个:竞争—包括来自其他外资企业和中国私营企业的 竞争。限制私营企业发展就等于限制竞争,限制竞争就等于限制技术转移。

  我们国家多年有一个口号:以市场换技术。这是一个又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的口号。一家外商只有在它认为要丢失市场的时候它才会引进新的技 术。如果它能稳坐市场它会认为它做得很好,它为什么要引进新的技术?1984年到2000年我们给予了桑塔那汽车市场的半部江山,换回了什么新的 技术?

  哪些领域越早对民营企业开放,哪个领域的技术就发展得最好。较早开放的家用电器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民营资本比较发达的浙江和广东地 区,民营经济越发达,该地区引进的外资质量越高。浙江的一些做衣服和鞋袜的民企已经不满足单纯生产加工的模式,正在并购一些颇具规模的海外贸易公 司,希望以此控制产品的销售渠道。正确的口号应该是:以竞争换技术

  第三,外资虽能弥补中国金融体制一些不足,但外资这种制度的功能只限制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但中国的农村拥有巨大的创业的人力资源。是"农民企 业家"通过提高农业产量和创办无数的小型企业造就了中国真正的经济奇迹--上世纪80年代快速的,公平的,依赖于内需的经济增长。改善中国的自身 的制度环境最大的收益者将是中国的农民企业家。帮助他们获得资金和掌握土地的所有权才是促进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公平的唯一途径。农民掌握了资源 后才能以企业家,创业者的身份—而不仅仅是以打工者的身份—参与和促进中国工业化的过程。

  第四,压制私营企业的发展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质量。中国的舆论界经常鼓吹外国直接投资的好处。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私人企业的经济贡献是外资企业的 几倍。2003年,城镇的私营企业雇佣了大约4800万名工人,而外企仅雇佣了860万。外来直接投资基本上尚未触及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而中国 的农民企业家创造了另外1亿个非农业就业机会。可是在2002年,国有银行向在华运营的外企发放了1720亿元人民币短期贷款,而就在同一年,它 向国内私营企业发放的短期贷款仅为392亿元。在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很难想象政府会这样对待为本国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企业家。

  最后,我想指出这种重外资轻民企的发展模式不单违背效率原则也是违背公平原则的。中国很多私营企业家座落在农村,出身微薄,做的是小本经营。 减轻外资企业的税负就要增加私营企业的税负。这是用世界上的穷人的钱去补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是极其不合情理的。

  在过去三年里,中国的新一任的领导已经开始解决这些历史积累下来的体制问题。2004年通过的有关加强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修正是一个很好的开 端。做为一个出生、长大在中国,关心和热爱中国的海外学者,我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通过出版这本书,如果我能够说服哪怕只是一位读者认识到体制 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要性,我的意愿就满足了。

  (2005年8月12日于美国波士顿。)

  【附录】《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简介

  在中国经济问题上,黄亚生正迅速成为美国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权威之一。正是这本书,将对学者产生重大的影响,实际上,也将深刻地影响到投资 者,甚至影响到中国本身。这本书一定会改变大学里传授和研究当前政治经济的方法。

  ——威廉·柯尔比,哈佛大学

  这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的全新、迷人的视角。黄认为较高的外资数量水平——部分地——源自中国未能有效地分配国内储蓄,这与人 们在中国问题上大唱赞歌不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这本书一定会使人们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热烈的讨论。

  ——苏珊·罗斯·阿克曼,耶鲁大学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它对100个更穷的国家的示范作用——的学生,应该研读黄的细致分析,该分析逻辑严密,学术性强,而且,它是目前市 面上对中国的外国投资的规模和数量进行了最好的量化分析的书。认为外国投资令人放心的商业经理、银行家和资本经营者应以严肃的态度阅读此书,从而 做出更好的准备以获得在中国经济改革下一阶段的成功。中国领导人也应研究这本巨著,但是,他们能够解决黄所说的"常常源自于制度"的问题吗?中国 的制度转型——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取决于所给出的答案。

  ——丹尼尔·罗森,访问学者,国际经济研究所

  中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投资目标国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年份,中国是全球性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大接受国。许多人为中国大量引进 FDI(外国直接投资)而欢呼,认为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成就。

  在本书中,黄亚生提出了一个引发争议的反诘:中国大量引进行FDI,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表现。

  黄的前提是:FDI——根本上讲——是一个微观经济现象,而非宏观经济现象。在一定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如市场的扩张或劳动力的成本低下,一个 国家获得的FDI多于或少于国内投资,取决于外国企业对国内企业的相对竞争力。FDI在20世纪90年代涌入中国,是由于中国国内企业不具竞争 力。而且,无法为新的商业机会提供资本,外国企业以"向中国投资"作为回应。

  黄界定了造成竞争力不足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企业的体制性主从次序,它将中国的大量经济资源分配给低效率的企业——国有企业,而没有将这些 资源分配给有效率的私有企业。其结果就是中国企业的普遍无竞争力。另一个原因是严重的市场分割——这是因国家所有制所致——它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增 长及投资选择,而对外资影响较小。

  中国的FDI所带来的主要好处与以下方面有关: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私有化功能、提供给受到信用约束的私人企业的风险投资,以及地区间资本流动性 的提高。黄认为,尽管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重要好处,但是,人们还是应该追问:为什么国内企业不能提供相同的功能?这个更宽泛的问题需要对中国的改 革策略进行评价。中国的局部改革——尽管它成功地扩大了市场范围——但至今却未解决中国经济中与分配无效率有关的许多问题。


http://blog.163.com/zspp_001/blog/static/1628799200793013239296/

2003 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结语(一)

2007-10-30 13:32:39|  分类: 黄亚生

  【编者按】黄亚生著作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中文版:《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新星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世纪中国》得到中文出版者独家 授权,刊登该书的第七章《结语》。

  在1987年时,邓小平在与来自南斯拉夫的政府访问代表团的谈话时,对中国经济改革给出了如下的评价1: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

  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局限性的极为深刻的看法。改革的最大成功就是允许在一个严格的静态的统制经济体系中存在巨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 为创新性的勤奋工作的企业家创业和企业扩张提供机会,这样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去除无效率的无用的国有部门。有一些特定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 施也是很重要的。包括价格自由化、向FDI和海外出口市场实施开放、中央银行业和税收制度(这些是有效的市场经济的本质)的建立、以及一个在经济 活中和企业政府关系中的规则倾向型的政府干预——尽管不是规则基准型的政府干预——的逐步出现。这些政府措施导致了宏观稳定性,消除了缺陷,取消 了反竞争的壁垒,所有这些都是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非常引人瞩目的成就2。

  尽管存在这些成就,但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支柱在中国还是不存在的,即:将私人所有权作为组织商品生产、提供服务和分配经济金融 资源的主要方法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私人所有权在中国经济是存在的,但是,它的规模——尤其是重工业和某些服务部门(如银行业、保险业和批发业) ——是极其微小的。尽管自1997年后SOEs的私有化是加速了,但是,直至今天,政府依然不支持大型SOEs的私有化。在整个改革的时期,与市 场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的速度来进行比较,国有部门的所有权结构的变化——象政策目标和经济现实——都是很一般的。国有部门的规模尽管相对于非国有企 业来说有急剧的下降,但是,在绝对值上却没有下降。企业的政治主从性次序自1997年之后开始有了巨幅的消弱,但是,因它它根植于许多根深蒂固的 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之中,所以,它是一直存在的。有一些政府政策和借施——象对SOEs进行大量投资——就违反了邓小平改革计划所引入的经济灵活 性的有益部分。

  在本章中,我总结了我的发现,并从我们对中国FDI现象的分析中得到了一些结论。我们还转向对中国改革策略和进程的更广泛的讨论。在许多方 面,FIEs的增长反映了经济的更大的发展。基本的经济因素——如市场扩张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FDI问题的一个部分;FDI自由化又是 另一个问题。但是对FDI的完整叙述应该考虑中国金融系统和经济系统有效地分配资本和更广泛的经济资源和机会的能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定 要不可避免地评价中国改革。这里的目标就是提出某些宽泛的推断,这些推断尽管是基于本书的分析,但是,没有使用经济证据进行严格的检验。因此,这 些推断本质上是启发性的。

  本章开头总结了我们的制度基础论的主要经验性发现。接着,我对更广泛的含义提出了某些假说性的观点。最后,基于我们对FDI现象的分析,我们 对中国改革策略进行了评价。

  制度基础论

  在相同的宏观条件下,一个国家得到的FDI相对于国内投资而言是多还是少,取决于国内企业对外国企业的竞争力。从理论上讲,对于所发生的 FDI来说,外国投资企业不必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组织复杂的MNCs。所需要的就是它们比东道国的本土企业更有效率。基于这个理由,本土企业 的竞争力,对FDI的发生所造成的影响,与外国投资企业的竞争力是一样大的。

  这里,中国金融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质量对于FDI是有影响的。在给定水平的市场规模或劳动力成本上,一个设计得较好的金融体制和经济体制,将使 本土企业更具竞争力。如果有效率的国内企业家,能够很容易地得到资本,那么,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FDI就可能是不必要的。小型的外国企业可能会发 现转而加入到合约生产中会更有利可图。但是,因为金融体制和经济体制设计不同,它阻碍了国内企业家不能得到国内外市场增长的好处,而这可能给外国 企业带来了更大的投资机会。因此,将制度基础论进行延拓一下,即:FDI——理论为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对稀缺的商业机会所进行的激烈的竞争——也 反映了外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与国内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相对效率水平。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详细讨论了中国金融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设计和运行。对于外国投资企业的技术特性和经济特性讨论得很少。对于一本名为FDI研究 的书来说,这种忽略可能会使一些读者觉得陌生。毕竟,FDI指出的外国企业所实施的投资行为;大部分关于FDI的研究侧重于外国企业的财务特性、 技术特性和经济特性。制度基础论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国的金融特性和经济特性的运行,也对FDI具有很强的影响。

  关于发现的总结

  本书开始时讨论了中国的一些反常的FDI类型。这些类型包括:(1)相对于国内投资和合约方案而言,对FDI的依赖性异常地高,(2)FDI 流入量急剧上升的同时,伴随着合约联合的急剧收缩,(3)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的生产和出口中,FIEs占据主宰地位,(4)在行业间和地区 间,FIEs具有普遍存在性,和(5)存在非常小的外国投资者。在本节中,我使用我们的制度基础论来解决这些异常现象,作为总结本书的理论框架和 主要经验发现的方法。

  相对外国竞争力。关于FDI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看法是:FDI是外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的函数。外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是外国企业的竞争力对国 内企业的竞争力的比率。在第2章中,我使用了一个简单的直观方程来说明这个概念:

  这个简写的方程式构成了制度基础论的分析基础,它与标准的产业组织理论的解释极为不同。我的兴趣就是解释为什么国内企业没有竞争力,而不是解 释外国企业为什么具有竞争力。进一步地,我没有将国内的无竞争力状态作为一个给定的现象,而是作为一个需要详细说明的现象,并且需要仔细分析。我 的结论是:中国企业的全面无竞争力状态,主要是由无效率的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及其实践和政策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固有的因素所造 成的。中国并不缺少企业家才华和倾向;毕竟,许多华裔企业家在国外做得极其地好,而且是中国境内的外国投资者的主导力量。而且,中国在传统手工艺 业也不缺少专家,因为中国已经领先了数百年了。在那些象服装鞋类制造的行业中,它们的专门化的详细生产子流程已经是路人皆知了,所以,中国也不缺 乏必要的组织技术和实施技术。如果说中国企业家和工人与土耳其、香港、台湾和韩国的企业家和工人相比,在象织毛衣、缝衬衫上的领子、缝袖子上的钮 扣、缝合鞋面和制造鞋底这些专门的生产子流程中,更加不能进行管理,这是明显不能让人信服的。而且,也不应该存在大量的资本短缺,这是因为中国家 庭每年都节约了大量的工资,并将他们的钱存在中国的银行里。

  但是,企业家精神并不等同于企业竞争力。企业家精神必须得到资金支持,必须能够进入市场,得到投资机会。企业家精神的成果必须得到安全,以推 动企业家勤奋地工作和进行创新。企业竞争力是资本和资源之间的互补关系的结果。中国有一句老话描述了这种互补关系的作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现在假定分配体系的运行如下:它系统性地将最精选的原料给了一个坏厨师,而最好的厨师得到的是劣质品或根本就没有原料。在这种体系下,烹饪的质量 就会始终如一地差。现在进一步假设存在一个国际性的锦标赛。来自这个体系的厨师将输给来自其它设计得更好的体系的厨师,即使前者的平均烹饪技术要 更高一些。这是我们的制度基础论的核心。

  SOEs的失败。中国的巨大的金融资源按照经济上无效率的政治主从性次序进行分配,它以私人企业为代价而偏向于SOEs。如果考虑到中国是如 此地主张这种做法,那么,这种分配的失败就特别让人烦扰。中国拥有供给丰富的资本、吃苦耐劳的劳动力、较高水平的基本教育、内在很大的国内市场, 以及基本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和稳定性。

  尽管SOEs拥有优势,但是,它不能创造价值,但是,通过多年廉价的银行信用、外汇的慷慨注入,和得到中国最富盈利性的市场机会的市场机会的 优先权,它们积累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中国最好的人力资本——的储备。资产的价值并不是由它们的购买价格来决定的,而是由通过应用而产生 的利润所决定的。SOEs拥有最好的内在极有价值的资产、品牌和营销网络,但是,它们产生的利润很低或者为负。这使得它们成为了完美的收购对象。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1992年至1995年间经济增长迅猛的时期,MNCs通过JV收购——有时按其部分重置成本——从SOEs中获得了资产。在 这个强劲经济增长的时期,另一个因素造成了资产价格的贬值:从逻辑的推理讲,政府要SOEs的竞标中有效地排除了中国的私人企业,从而使得资产价 格不能竞出高价。外国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但是,它们不与国内私人企业进行竞争。在这个时期大量出现的FDI,部分是限制私有化和积级地寻求FDI 这两者的综合结果。

  国内私人企业的边缘化。MNCs收购的SOEs,都是我们假设性描述里的无能的厨师,但是,因为它们得到了资源,所以天生有效率的私人企业家 得不到必要的资本进行商业扩张。因此,私人企业也就没有竞争力了。这解释了为什么FDI会进入一些中国领先了数个世纪的行业。传统的手工业、家俱 制造、服装和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产品,是私人企业家的据点,但是,中国金融资源——象银行信用和外汇——却没有给他们打开通道。这就产生了三个结 果。一个就是小型的外国企业在这些行业中具有微弱的竞争力,因此,尽管在中国投资和运营的固定成本相对较高,但是,它们还能够在产品部门可以成功 地进行生产。第二,中国私人企业家除了诉诸于代价最高的资本获得方法——将自己对企业的资产控制给予外国人——之外别无它法。第三,FDI可以在 这个政治上和法律上处于不利状态的体系内具有某些产权安全。

  劳动密集型且出口引导型的FDI带来了两样东西:商业机会即出口合约,和象融资和最高的法律地位这样的广泛收益。FDI是相应于效率增进机会 而产生的,以消除那些给天生有效率的中国企业所人为强加的信用约束。本质上讲,中国较差的分配决策创造了一些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在一个具有众所 周知的较差商业环境的国家中进行商业活动和投资活动,一般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因此,只有巨大的回报足以抵补这些交易成本时,才能吸引非常小的 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这些未被利用的当前利润机会和未来利润机会的存在,解释了为什么FDI流入量——相对于国内投资和合约方案而言——会这么 大,尽管中国的腐败程度较高,法律体系也不好,而且,一般的公共治理质量也不高——这些因素在其它国家阻碍了FDI(魏,1996b)。在20世 纪90年代时,外国投资者的商业环境是不好的,但是,它对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国内私人企业家还要差。这样一个动态,也解释了 为什么合约出口生产和国内私人企业的出口为什么自1997年后会快速上升——1997年时,政府开始消除无效率的企业政治性主从次序。

  经济条块分割。经济条块分割是另一个造成较高的FDI流入量的因素。经济条块分割从许多方面推动了FDI需求。第一,它阻止了中国企业获得应 有的更高的竞争力。它人为地将一个大型的国内市场分解为许多小型的市场部分,降低了市场的规模,也降低了市场需求的质量。第二,经济条块分割在阻 止私有化的同时增加了外国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它限制了竞争。国内企业只可以在它们各自的辖区内进行投资,而外国企业——即使是一些小型的外国企 业——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项目。第三,经济条块分割增加了对资本的需求,使得外国企业超过了应有的价值。经济条块分割假设与以下的观察是一致 的,即:FDI和FIEs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内存在,以及即使非常小的外国企业也可以在多个地区建立分厂。

  一些宽泛的推断

  在这一部分,我提出了一些宽泛的推断,这是从我们的研究发现里得出的可信推论。第一个问题与在中国运营的外国企业的问题有关。迄今为止,我们 的分析没有论及外国投资者的方面。这里,我使用制度基础论来说明一些管理方面的隐含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大量的FDI流入量——这是由中国经济的 分配无效率所引致的——是否产生了有效的结果。这里,我们需要对FDI的原因和FDI的结果进行细致的区别。第三个问题与制度扭曲与FDI之间的 联系有关。我们给出了一些存在大范围的制度缺陷的经济体中的FDI类型的一般性观察。因为侧重于中国FDI流入量的异常部分,所以,我们的研究也 对长期关注国际商业专家所关注的"第三世界"MNCs的崛起这个问题给出另外的看法。

  管理方面的意义

  在第1章中,我们说明了:尽管与世界上其它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FDI环境并不自由,但是,中国的FDI依赖性却很高。我使用制度基础论来正 确地解释外国企业的经理们在中国常常必须把握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运营环境的质量,另一个是中国市场的规模及其增长(用GDP增长作为替代变 量)。

  运营环境。对于部分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者而言,一个越来越让他们觉得失望的事,就是他们的运营或者是无利可图的,或者是不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有 利可图。有几项研究说明,只有一部分FIEs是黑字3,而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发现中国市场难以打开,而且,商业环境是过度地官僚主义了4。

  我们的分析框架从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就是对于低盈利能力的抱怨似乎主要来自西方MNCs。文化的解释——即西方人不知道如何在中国 进行运营——是不令人满意的。西方MNCs可以雇佣当地的华人或海外的华人来帮助它们排除中国环境中的困难。文化方面的专门知识可以慢慢地培养出 来。更深的问题是因为西方MNCs是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中运营的,所以,它们在投资于中国时倾向于与SOEs合作,与之形成对比的 是,ECEs的企业为受到信用约束却富有效率的企业提供资金。中国经济学家——如第4章中所引用的——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日用品业中的一家 积极地寻找FDI的SOE比作是"一个垂死的人"。用同一个比喻来说,外国企业就是一个医生,它们必定招致巨大的重组成本。这与前面的锦标赛的情 形是一样的,除了外国企业因为采用了JV收购的形式而并不真正拥有完全的运营控制权5。因为不能实施完全的运营控制,而且,还有重组运营的迫切需 要,所以,就只能增加JV情形中固有的问题6。可能存在另一个责任要与SOEs合作。SOEs迷恋技术,常常要求外国企业转移最新的技术。在象移 动电话机等一些市场上,引入最新的技术可能是有道理的。然而,在许多其它的市场中,对于中国消费者的承受能力而言,价格可能是太高了。

  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到中国市场的有点难以预测的快速变化。象第4章里所说的,惠尔浦的失败,可能是源于对中国竞争形势的根本性的判断错误。惠 尔浦可能将它的国内竞争者确定为SOEs——象中央政府所选定的前五位SOEs——因此,通过对这些SOEs的大量失败的观察,产生了错误的信 心。它可能没有看到象科龙和海尔这样的企业的崛起,这两家企业的出身卑贱,位于中国企业阶层的底层,它们一个是TVE,一个是集体企业。如果惠尔 浦确实犯了这样的错误,那么,它还是一个好企业。正如本章开头所引用的,邓小平自己也没有想到TVEs的兴起。

  FIEs自身的当前运营困难,可能产生于许多制度性缺陷,这些在本书中进行了分析。确实,中国的政治性主从次序,对于最有活力的企业是不利 的,但是,这种探究思路并不表明可以平滑地推衍到FIEs。从所周知地,中国的商业环境是世界上最困难者之一,如第1章表1.2所示。过度的政府 干预、官僚主义和不好的合约实施,都是不完全的经济改革的症状,这一点也强化了我们的制度基础论。

  FIEs的管理优势是相对于本土私人企业而言的。这个结论本身并不是说中国的商业环境是宜人的。尽管待遇好于私人企业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如 果考虑到中国私人企业所受到的待遇是最差的,那么,这就不是一个让人心满意足的巨大泉源了。正如我在第2章中所说明的,相比于FIEs和私人企业 而言,SOEs依然拥有行政待遇和税收待遇方面的优势,这就给那些与SOEs竞争的FIEs构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经济表现。存在另一个途径使得制度缺陷造成了FIEs的运营困难。给定无效率的程度,可能中国经济表现并不是象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并不是 主要的,可能期望市场增长的某些部分还没有成熟。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假设,将对投资企业计算收购中国资产的资金价值的方式造成影响。如果假设中国 经济高速增长,那么,企业就会愿意对这些资产支付更多的价格,这是因为资产的期望价值较高。如果经济增长将要衰退,那么,所收购的资产的实际价值 就要下降。因此,那些对持有更乐观前景期望的外国投资者,以及那些在投资时认为做成了一笔好生意的外国投资者,后来就会后悔。

  为什么期望一开始的时候会不切实际地高,很可能的原因是,对于本书所描述的许多制度扭曲所造成了增长消减效应而言,外国投资者并没有进行充分 的考虑。国内投资者对于这些系统问题有更好的认识,所以就具有较低的期望,因此,理性地将他们所控制的资产出售出去。我们的FDI问题中存在一个 主要的异常现象。在1992年至1997年间,当外国投资者向中国大量注入资源时,中国渴望着自己的资产出售出去,有一些还以明显的折扣进行出 售。确实,在微观水平的SOEs中造成了如此程度的破产状态的经济体系,必定也以某种方式,对宏观经济表现形成影响。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伦·杨最近所做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迷惑的事实,即: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比官方统计所说明的情况要差 (杨,2000a)。官方统计夸大了中国经济增长,不是因为它故意说谎或进行宣传,而是因为在收集和整理价格折减数据的中国体系中存在内在的错 误。与使用采样方法收集价格数据的国家不同,在中国,企业自己被要求报告其产出的名义价值和不变价值,然后,中国政府的统计学家们使用来转换为价 格折减系数。一些企业常常假设产出的名义价值与不变价值是相等的,它就表示报告的折减系数的数值系统性地低估了真正的通货膨胀,因此,也系统性地 高地真实的增长。

  通过使用另一组折减系数来计算中国的增长率,杨将1978年至1998年间的年均GDP增长率从9.1%降低为7.4%。年均7.4%的增长 率依然是极其让人印象深刻的,但是,它说明了中国消费者的真实购买力低于通常的假设。值得注意的是,自1986年之后,差不多所有的这种统计偏差 总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在此之后,中国经历了几次通货膨胀的风潮。在1993年和1994年,当FDI达到其资本形成比例的巅峰时,统计偏差为最严 重。

  在最近几年,官方增长统计与独立经济学所做的估计之间的缺口是越来越大了。在一份发表于2001年的论文中,匹兹堡大学的一位教授托马斯·罗 斯基,估计中国的增长率为政府所报告的数据的一半(即为 3%~4%,而不是7.3%)。他是按能源消费和客运的趋势来进行计算的,所有的趋势都表明存在急剧的下降或不大的增长(罗斯基,2001)。虽然罗斯基 的估计有争议,但是,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相信官方统计高估了中国经济增长,但是,幅度不大。《经济学家》杂志引用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研发 部总经济师宋国青7的话说:2001年的真实增长率约为5%~6%(《报表是如何捏造的?》,2001)。在20世纪90年的早期至中期,尽管许 多制度扭曲的消减效应可能为大量的FDI流入量所抵补,但是,中国迟早会为没有早一点解决这些问题而付出代价。

  FDI效率

  我的分析将中国的FDI高需求描述为许多制度扭曲的结果。然而,不能从这个分析中得出:FDI的效应是无效率的。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 FDI流入量受到了中国经济无效率所造成的机会的推动,所以,FDI效应就是中国经济的总体效率的增加。具有内在盈利能力但是却得不到资金支持的 商业企业,现在可以由外国企业家来为之提供资金。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的苏州三光案例中所看到的,FDI在提供企业增长的融资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而这一情形在中国的无效率的政治性主从次序之下是不可能的。第六章中所描述的CSI也起着相似的功能。行业的分厂的地理分布是无效率的。因为 对国内资本的流动进行了限制,所以,国内企业不能整合其分散的资产。CSI是从事旅馆业和房地产的香港小型企业,它崛起并进行挑战。这些案例有力 地说明了中国经济的无效率和中国FDI流入的效率改进效应。在评价FDI的效率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FDI所产生的最大效应。在本节中,我考虑了 FDI的效率及其它可能的效应。

  为私人企业家融资和重组SOEs。FDI的最有效率的形式正是中国经济官员常常嘲笑的FDI的类型:来自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劳动密集型且出口 密集型的FDI。这里,我同意理查德·泼姆弗莱德对劳动密集型FDI的正面效应的结论,但是,我不同意他的推理。这类FDI相关的效率与营销技术 和管理知识的转移以及海外市场通道的提供等无关。最重要的效应是:这类FDI抵消了中国经济政策和制度的扭曲和无效率。

  如此来认识FDI的效率效应的程度及局限性,是有价值的。其核心在于:劳动密集型FDI所做的就是抵消中国体制的某些无效率。按这个逻辑,我 们必须更实际地评价劳动密集型FDI所做出的贡献。它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本质上是基本改善效率的。"FDI促进了中国进口"这个计量发现,必须可以 使用下述的观点进行解释:FDI之所以对出口增长有所贡献,是因为环境压抑了本土私人企业的潜力,以至不能做出这一贡献8。

  对于FDI在重工业和FDI通过JVs或更直接的方法所进行的对原先受控于SOEs的资产的外国收购的效率贡献进行评价时,这个逻辑也是适用 的。在重工业和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中,SOEs主要是与其它SOEs进行竞争。因为所有SOEs受制于相似的软预算约束,所以,这样的竞争不能导致 最有效率的结果。在高附加值的行业中,国内私人企业与SOEs竞争的能力因行政约束而受到削弱,因此使得FIEs成为与SOEs相竞争的少数几个 源泉之一。再一次地,由于错误地有意地限制了本土私人企业的市场进入的政策,FIEs对中国经济的竞争效应,与对国内私人部门的进入政策更自由的 情况相比,要更加大一些。

  对SOEs的资产的外国收购,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考虑所有的情况,SOEs在提供社会服务上比在提供商业服务和产品上做得更好。大体而 言,外国企业所进行的资产收购,具有引入市场导向、利润激励和侧重质量的效应。但是,对国内私人企业的限制——对其增长的限制和对其收购大型 SOEs的能力的限制——具有消除FIEs所面临的竞争的效果。这对于国家来说是代价高昂的。要记住的是,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是受到了税收减免和 对利益的承诺的诱惑。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拼命地需要外国资本家来接管处于破产状态的SOEs,其原因正在于它不允许自己的资本家来做这件事。

  控制的价值。除了效率之外,还存在其它类型的FDI效应。FDI现象是转移现有资产的控制的过程,或者是将中国的未来利润机会转移到外国人手 里的过程。放弃经济控制是引起争论的方面,对FDI的批判也常常是基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在评价这些批判时,我们应该对两类民族主义进行区分。一个 是经济民族主义,它侧重于经济这块饼如何在外国人与本国人进行分配,它警惕地对待任何看似偏向于外国人的分配。从分配的角度看,经济民族主义是有 缺陷的,这是因为重要的不在于饼的分配,而在于这块饼的总体规模有多大。只要外国管理列有效率,那么,即使中国只控制一部分饼,也比因为管理差而 控制全部的小饼,对中国的好处要更大一些。

  另一类民族主义是精神民族主义。有一些人简单地不喜欢国家资产的控制,而不管经济收益。对于此类对外国控制的精神民族主义的反对,存在历史原 因。譬如,韩国限制日本企业在韩国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中的进入,是因为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深深憎恨。这里有两点是相关的。一是如果社会相信——无论 是何种理由——将经济控制交给外国人存在较高的精神成本,那么,决策者将这种偏好加入到经济政策的考虑中是完全合适的。国家的精神财富应该加入到 政策讨论和政策形成中去,就象经济财富应该包括其中一样。有人会对精神方面附加较大的权重;而其他人可能要少一些。人们在此问题上采取何种方法, 完全是个人品味和偏好的结果。虽然某个作者在精神方面不赋予较大的权重,但是,另一个作者赋予较大的权重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错。在中国的情况下, 给定西方与之相敌对的历史,那么,认为失去经济控制的精神成本较高,是令人信服的(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间有一百年,常被人们称为 "百年屈辱"。)抑制国内企业家,导致了FDI的增加,造成了这种特殊的政治成本,而这本是可以避免的。

  第二点与我们对FDI的分析更加相关。认为放弃控制只引致政治成本而不引致经济成本是错误的。控制意味着决策权,因此,也给那些拥有和控制资 产的人带来利益9。这里的证据就是:在市场经济中,相比于没有控制权的收购而言,如果这种收购带来控制权,那么,投资者愿意支付一个溢价以得到资 产。譬如,带有控制权的上市公司的股票,比那些不含控制权的公司的股票,就会有一个溢价。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说明之。一种就是:金融经济学家研究指 出带有投票权的股票,在德国的溢价范围为10%,在美国为20%,在意大利则高达80%。另一个方法就是观察带有投票权的此类股票的控制溢价,将 之与不带有投票权但是具有相同红利权的那些股票进行比较。(这就是人们所知的两类普通股。)投票溢价范围为美国为5.4%至瑞典的6.5%和英国 的13.3%10。

  当然,放弃控制有补偿收益。对于中国私人企业家来说,一个有形的收益就是资产融资。但是,正如企业所有者所知道的,放弃资产以得到管理专门知 识是一个代价昂贵的方法,通常情况下,人们只在没有其它融资来源的情况下才放弃资产。譬如,在风险投资项目中,因为银行对稳定的收入来源进行评 估,而企业家技术的创业会带来高风险(定义为收益的高波动性),所以,债务融资通常是不可得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依赖于来自风险投资家的资产资 本,这些投资家寻求项目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增值。

  这些情况都不适用于积极寻找FDI的劳动密集型和成熟产业的中国企业。中国对代价高昂的资产融资的依赖,迟早会给中国带来问题。作为一个将要 到来的表征,中国的资产负债表余额在近年来出现了投资收入负债方的急剧增加,从1994年的67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272亿美元11。投资 收益负债方反映了对外国投资者的红利支付,尽管它不必然表示资本的净流出(因为有一部分通过资本账户在中国进行再投资),但是,它表示FIE运营 在中国经济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几年中,投资收益负债项会大到足以抵补中国贸易账户的巨大余额,其结果就是中国的经常账户将成为赤字。如果外国企 业的收入再资资减少,那么,经常账户的赤字就必须用其它方法来融资。

  中国私人企业的昂贵的外国资产融资造成了一些麻烦的福利问题。考虑下面的事实。中国银行尽管坚定地拒绝给私人企业贷款,但却给SOEs提供慷 慨的信用。SOEs对这些资产使用不当,冒险进入那些经济上浪费的项目。它们近乎破产的状态迫使它们将资产便宜地变现,主要是给外国人。同样的融 资机制使得中国的私人企业家将自己的企业控制放弃给外国人以得到最昂贵的资本形式,这是因为它们受到了严厉的信用约束。我们难以用合理的经济学方 法来判定这个体系。

  在最近几年中,中国的许多FIEs建立了外国企业的全资分厂,因此,人们可以争论说,因为中国并不拥有这些资产,所以,中国也就没有放弃控 制。这种观点只在静态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而且,它有一点误导。今天的利润是明天的生产性资产。相关的问题是谁拥有今天的利润,而不仅仅是谁拥有 今天的象机器和设备这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动态分析应该不仅注意到当前的资产所有权,而且应该注意到如何拥有未来的资产。

  假设存在一个盈利的商业机会,中国企业家先验性地拥有把握这个机会的能力。他可能更了解该行业中的制造流程、产品设计等等。但是,无效率的银 行实践却使它不能得到必要的融资。相反,一个拥有更好的融资的外国企业家把握了这个机会,即使外国企业家可能不拥有必需的知识和技术。(他可以通 过雇用那些被中国银行所拒之千里的中国企业家,从而弥补这个功能性的缺陷。)在这个例子中,中国人丧失了一开始应该是属于他们的商业机会所带来的 某些收益。从会计的角度讲,如果没有更多成本的话,丧失对资产的某种形式——在这里为现金——就等于丧失了对机器和设备的控制(因为现金也可用来 购买机器)。

  当资本跨越制度的边界

  当总部在香港的小型的服装和家俱制造商将他们的运营转移到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时,从地理上讲,这是一件小事。人们可以从香港的新界走过罗 浮桥到中国的深圳,时间不超过30分钟,这还包括办理文件的时间。然而,作为一个制度性的事件,这些香港企业家却跨过了一条深深的鸿沟。他们从世 界上最放任自由的经济体到了世界上更多国家所有、更多政府控制的经济体之一。

  从香港到中国的FDI,本质上这样一个过程:具有市场能力的有效率的企业,通过为商业企业家精神提供融资的能力来套利,而不是——最少不完全 是——通过商业企业家精神来套利,得到了收益。正如COSMOS案例所示,三光的包先生是一个极有才能的企业家。是他而不是COSMOS拥有技术 知识。中国所缺的是为他的商业活动融资的有效率的机制。在低端知识、出口导向型的行业中,具有相似的动态。中国企业家——象土耳其、台湾和香港的 企业家一样——都具有必要的制造才能,但是,他们得不到融资——或安全的法律身份——使之成为一个合约供给商来实施他们的制造任务。

  这种分析FDI的方法具有理论的含义。让我首先区别一下传统的对FDI的观点和我们的制度观点。这两种观点都具有相同的前提:FDI是一种组 织经济活动的方法,它具有共有的所有权,试图从与市场和合约交易相关的缺陷中发现价值并得到收益。但是,在这两种框架中,所强调的"缺陷"的词义 是不同的。我首先研究一下这两种观点的核心部分,并从中推断出某些经济性的含义。主要的经济性的含义是:第三世界MNCs——即来自较发达的发达 中国家的MNCs——在一个制度性缺陷的环境中极可能发展壮大,而且,外国企业会进行资本套利。

  市场缺陷与制度缺陷。FDI专家们侧重于某种特定类型的缺陷,即,与某类特殊的有经济有用性的资源的市场交易相伴的缺陷:商业知识、组织知识 或技术知识。相反,制度基础论侧重于更广泛的缺陷,这里称为制度性缺陷,它与市场分配所有的资源和所有的商品的功能较差有关。然而,制度缺陷涉及 到作为一个经济体系的市场的失灵或巨大的无效率。简言之,它们指的是市场体系在组织所有类型的经济活动上失灵。制度性缺陷不是所交易的商品或资源 的特殊性质所致,而是因为政府的有意选择。

  市场缺陷和制度缺陷的区别再强调也不过分,这是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相似的对FDI的内在理论化——即FDI为明显的无效率所推动——会对推动 FDI流的特定因素得到相当不同的判断。侧重于市场缺陷,具有制度经济学的深厚基础。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会有所有权?科斯 (1937)在其开创性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指出:为什么企业的边界是如此的呢?以一种等级的方式或行政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雇佣关系,与以保持 距离的、现货交易的方式来组织相比,得到了什么样的效率收益呢?经济分析的症结在于:市场交易存在某种弱点,阻止了有效的保持距离的交易,而且, 这种弱点只能在等级制的组织中才能克服。尽管经济学家在这类市场弱点上存在不同意见,制度经济学的普遍共识就是:等级制的组织的产生,是为了克服 这种市场弱点,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创造效率12。

  等级制是市场失灵的产物,这个观点是极其有力的。这导致了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学家的研究的产生。我在第2章中所给出的关于FDI的经济学观 点,是这种观点的自然引申。经济学范式将FDI等同于MNC内部分外国生产的一个过程。简言之,内部化的论文认为:投资企业将地理上分散的地方的 生产进行内部化,如果这样比市场交易更有效率的话13。因此,FDI专家给出了一些内部化优于市场交易的情形,从知识的"整体性"和公用品性质 14到专用性问题15,等等。这些问题在知识推动型的产业中更为常见,因此,FDI安排会在这些行业占主要地位16。

  但是,如果市场体系本身存在严重的无效,又该如何呢?在这里,市场"失灵"不是因为所讨论的交易的内在经济特征,而是因为政府所有意做出的政 治和政策选择,它改变、影响或限制了市场功能。当这些政策干预超越了修正常见的市场失灵时,这种缺陷必然涉及到远为广泛的经济活动,它超过了制度 经济学家们所侧重的正常运行的市场。以产权为例。在一个市场缺陷的经济体里,因为存在将收益赋予合适的所有者的原因,所以,就产生了专有性问题。 但是,存在一个合适的所有者,这个事实无须置疑。将这种情况与第3章中的包先生所面对的情况进行对比。毫无疑问的是,他创建了企业,但是,他依然 难以宣布这个企业属于他。

  这些是本书所研究的制度缺陷。在其它情况下,对于那些可以想到的市场缺陷并不影响商品、资产和服务的市场交易,在这里却受到了阻碍,这时,就 产生了我们的制度缺陷。本分析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所有权机制——象FDI——并不限于解决交易特殊性质的资源时所产生的较窄类别的缺陷,不仅仅 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余热。FDI还有其它的作用,在具有制度缺陷的经济中,它发挥了远为重要的作用17。

  第三世界MNCs。关于FDI的经济文献的重点,讨论的是从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转移到另一个发达市场的FDI。根本上讲,FDI是发达市场经 济体的经济行为。从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转到另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的FDI,并不受到我们这里分析的制度缺陷的影响。因此,侧重于市场缺陷的视角, 主宰着文献这类文献,完全不出乎人们的意料。

  制度缺陷,是许多欠发达的国家的一般性事实,也是进行局部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事实。意义在于:在具有制度缺陷的经济体中的FDI的类型 和组成,与基于更窄的市场缺陷的理论基础上的情形,应该进行明确的区分。即,内在的推理无需改变,FDI是一种所有权安排,它设计来克服合约缺 陷,但是,在制度缺陷的经济体和市场缺陷的经济体之间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差异,需要我们给予关注。一个就是:在制度缺陷的经济体中,存在更多的合约 缺陷的来源。另一个是:在制度缺陷的经济体中,合约缺陷的来源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经济含义具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FDI作为一种所有权安排,在一个制度缺陷的经济体中提供了更多功能,因此,与那些只具有市场缺陷的经济体 相比(在与FDI相关的所有其它特征上相同),它在这类经济体中发挥了更多广泛的作用。另一个就是:在这种经济体中,MNCs所拥有的企业专有的 优势,与产业组织理论家所认为的传统优势,有所区别。这两个方面可以使我们来讨论所谓的第三世界MNCs的角色18。第三世界MNCs——象那些 总部在ECEs的那些企业——虽然缺乏第一世界MNCs所拥有的金融优势和技术优势,然而,却可以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活跃的、实际上主要的角色, 这是因为它们为制度缺陷提供了许多解决方法。与国内私人企业相比,它们具有更大的能力来为企业家们融资,并具有更充分的外汇通道。与SOEs相 比,它们具有更多的自由度来施加质量控制、更高级的会计技术和营销技术以及更多的市场导向性。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都不构成企业特有的 优势,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当许多资源和产品的市场分配有问题的时候,它们就成了优势。

  我们使用这个框架来解释来自ECEs的中国经济中的FDI的作用,但是,这个逻辑并不限于中国。让我给出一些假设性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第 三世界MNCs被假设为具有重要的作用。一种情形就是外汇的不当分配。一个暂时的假设就是第三世界MNCs在这些经济体中特殊活跃,这个经济体的 外汇分配是无效率的。譬如,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实施了一个进口替代策略。在这个管辖之下,外汇按配额进 行分配。如果政府将外汇配额分配给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大型企业,那么,小型的企业就处于不利地位。与我们在本书中所研究的环境相似地,这种情形会导 致对出口导向型的FDI的高度依赖。(在这里假设该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并不缺少基本的制造能力。)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引用斯里兰卡作为例证, 这个国家"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它是最具国内导向型和管制经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背景下,这个国家实施出口提升策略。劳动密集型的FDI主宰了 这个国家的出口生产19。象韩国和台湾的相反的情况也是真实的,这两个经济体主要依赖于合约出口生产来发展它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人们对此进行了 广泛的研究,在台湾和韩国,因为它是基于业绩分配外汇的,而且因为它是促进出口的政策,所以,其进口替代策略是中性的20。

  另一个情况是东道国的功能性技术出现了突然的不匹配。一个简单的情况就是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系。在中央计划下,管理者相应于这类经济 的功能发挥建立了一套技术。在中央计划下,营销能力不重要;加价的技术包括在复杂的工程基础上形成并保护企业的投入需求的能力,以及与政府进行谈 判以得到有利的产出目标的政治技术。会计惯例、标准和规范在中央计划经济下也极其不同。

  本质上讲,快速地向市场经济体系转移,使得人们在中央计划时期所得到的知识和技术全部都失效了。由这个逻辑,在转型的开始时间里,拥有市场经 济中的某些基本功能技术的外国公司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些公司是第三世界MNCs,它们的知识——象基于西方会计标准的会计技术——具有很高的需 求。由定义,这些机会本质上是短暂的,这是因为对其会计技术的高回报并不是基于外国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永久性优势,而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技术的供求突 然不匹配21。

  在另一种情形下,即使所涉及的知识只是一般性的和功能性的知识,而不是专有知识或无形知识,即使在其它情况下合约交易是技术可行的,但是也可 以得到所有权安排。这里的一个例子就是质量控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某一行业的企业,可能需要从政府那里得到许可证。无论是何种理由,一些政府给 那些最不侧重于质量的企业系统地给予许可证。譬如,在中国,在许多年里,只有SOEs才允许进入汽车业,但是,因为SOEs在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 上较差,所以,成功地建立质量控制的SOE就得到了对客户的巨大的讨价还价能力。对于一个购买者,在保持产品质量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他不会更换供 给者。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一般所认为的一般性技术或知识——质量控制——就成为了一个特定的技术或知识,而且,这也可以产生敲竹杠问题,这就促 使买方企业进行后向整合。

  外国企业也可以进行相同的计算。譬如,假设一个台湾企业与中国的一家SOE订立合同来生产汽车配件。为了确保质量,它在对SOE供货经理进行 质量控制和质量核心的培训,这就产生了成本。一旦接受了培训,在SOEs的质量控制总体上不行的情况下,这些经理对于其它汽车配件的购买者,就极 具吸引力。制度因素在两个方面与这个假设性的例子是相关的。第一,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意味着只有SOEs才具有汽车生产的许可证,因此,质量控 制和质量核心的总供给是很低的。结果就是质量控制成为了一个企业特有的特征。

  第二,好的SOE经济在政府和SOEs中经常进行轮换22。这对官员们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并不将一个好的SOE经理视为长期内可以提高股东价 值的人,而是视为解决问题的人。如果SOE经理证明具有能力,那么,自然的倾向就是将他分配到一个困境中的企业去解决那里的问题。因此,对于上例 中的台湾企业来说,一个理性的方法就是收购这家SOE时,首先要避免有能力的经理的流失。这个考虑可以解释为什么来自ECEs的企业总是试图掌握 其在中国的分厂的多数控制,即使他们在其它国家满足于少数资产地位23。

  资本套利。我们的制度基础框架的一个尝试性的理论贡献就是复苏了"MNCs实施了某种重要的资本套利功能"这个观点24。资本套利假设是 说:MNCs将资本从一个具有较低资本回报的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具有较高资本回报的国家。然而,FDI专家——包括理论专家和实证专家——长期以来 不相信这个观点。理论上讲,人们并不清楚为什么MNCs——相对于资产组合投资者——特别适合此项任务。而且,这个观点与"FDI在两个方向上移 动"这个事实不一致;即有一些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同时输出和吸收直接资产资本。实证分析也不能给出更多证据来支持这个假设25。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关于这个论题的所有研究都侧重于从一个市场经济向另一个市场经济移动的FDI的运动,可能的情况是,对资本套利假设 的否定性发现是受到了这些分析的经验侧重点的影响。如果在制度上无区别且早已在高效率水平进行运行的经济体间移动的大部分FDI,那么,留给 MNCs来利用的持续的大规模的市场无效率,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当资本在不同的经济体系中移动,当它在具有不同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的国家间移动时, 资本套利机会就产生了,而且,MNCs是唯一有能力利用这些机会的企业。

  评价中国的改革策略

  因为我们的FDI分析是严格地基于对中国金融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设计和特征的分析,所以,在结束时对更广泛的问题进行说明,并引申到FDI问题 之外去,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将经济效率作为一个标准,那么,这些制度的作用非常差。这个结论不可避免地要求对中国的改革策略进 行评价。这些无效率是造成了中国改革的总体失败,或只是一个转型阶段?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是否会持续下去,或者会逐渐消亡?中国的改革策略是否 存在自我实施的内在方法,它自己会推动市场化和私人化?这些都是复杂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用一本专著甚至是几本专著来进行专门的处理。我们的 评价的实质不是给出一个严格的经验分析,而是提出一些广泛的、尝试性的和猜想性的观点。

  在下面的段落中,我首先讨论了外部改革的速度,中国的内部改革一直是落后的。然而,外部改革和内部改革并不是彼此完全独立的。它们可能会以复 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在下面的段落中,我探讨了外部改革——象中国加入WTO——是如何强化内部改革的。接着,我评价了中国的渐进改革策略。这个评 价必然是多方面的。尽管总的评价是正面的,但是,我们依然需要问一下这种策略是否可以适用于其它国家,以及是存在与中国的这种改革策略相关的隐含 成本,而我们没有给予完全的解释。

  内部改革和外部改革

  在1978年时,邓小平规范了中国的改革计划,它包括两个内容:经济的结构改革和中国向其它国家开放(改革开放)。在20多年后,中国经济是 相当开放了,这一点可以用外贸对GDP的比率和FDI依赖性来判断。最能有力地说明中国会进一步对外贸和外国投资进行开放的事件就是中国接受了 WTO的规范。在WTO进入条款中,中国有义务在2006年前解除所有的进口配额,并大幅降低它对工业进口的关税保护。外国企业允许在电信和保险 业的FIEs中拥有高达50%的份额,而且,外国进口商能够拥有国内的配送网格,外国银行能够在进入两年中与中国企业进行本币业务26。根据一项 由国际经济学研究所所给出的分析,中国的进入任务超过了印度,印度是1947年就进入了,在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与韩国和日本的条款具有可比性(罗 森,1999b)。

  因为中国成功地吸引了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FDI,从而成为世界的出口强国,现在它面临着更大的全球化的经济挑战和商业挑战。许多人害怕中国企 业对这些挑战根本没有准备。理由不难理解。尽管中国积极地推动外部的改革,但是,它的内部改革却是滞后的。这导致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 国加入WTO是否是内部改革的催化剂。我在本节中讨论这个问题及相关的问题。

  滞后的内部改革。内部改革的一个关键性度量就是生机勃勃的、活力充沛的私人部门的发展。由这个度量可以看出,中国是远为短缺。在最近一些年 里,中国政府鼓励私人企业的增长和发展,而且,允许小型SOEs的私有化计划。然而,在改革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私人部门在意识形态上受到 怀疑,而且,受到了严重的行政和金融歧视。其结果就是,中国最有效率的企业,它们拥有创业动力和市场导向,但相对于它们的经济潜力和商业潜力却发 展得不够。一个生动的指标就是:虽然中国成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的定有吸引力的制造基地,但是,它却没有产生具有世界水平的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有一些企业,象海尔、科龙、联想和华为,近几年来出现在中国的企业视野里,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些企业是战胜了中国的政治性主从次序而成功 的,而不是因为这种制度而成功的。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企业没有一家企业得到政府的巨大支持。相反,那些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全部都失败了。

  滞后的内部改革可以用国内投资者至今依然面对的许多投资壁垒来说明,虽然外国投资者所面对的投资壁垒在最近二十年里有已经有巨幅的减少(而且 随着中国实施其WTO承诺而会进一步地减少)。因为各级政府的官员都热切地迎合外国投资者,所以,国内私人投资者依然面对着意识形态的障碍和法律 障碍,也面对着巨大的融资限制。地方保护主义虽然在这些年里有了巨幅的削弱,但是,依然阻碍着国内资本的巨幅移到。如果决策者开始正面地、更加富 有进取性地处理这些问题,那么,效率就可以得到巨幅地提升。

  FDI是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给定中国的规模,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内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对于长期增长路径来说更为重 要,它超过外国资本提供和外国市场。我们可以与印度作一个有趣的比较。在许多方面,印度在许多经济方面依然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除了一个领域:印 度对于自己本土的私人企业并不象中国这样具有意识形态的歧视。虽然印度的经济只有中国经济的一半规模,而且,印度的改革晚了中国整整十年,但是, 印度今天宣称是一些世界级的企业的家乡,这些企业是印度人自己拥有和经营的,这并不是一件巧合的事情。在软件方面,印度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Infosys)和印度惠普罗(Wipro)的运营具有世界级的规模,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在医药和生物技术业上,象西普拉 (Cipla)、南新制药(Ranbaxy Laboratories Ltd.)和印度生物科技公司(Biocon)进行激烈的竞争,并开始在某些产品类别上与MNCs进行激烈的竞争。美国联邦医药局批准了印度的25家制造 工厂27。

  印度的制度发展是非常巨大的。根据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对新兴市场的公司治理的一项研究,在25年调查的国家中,中国排名第19位,远远落后于印 度(印度为第6位)28。当中国的增长率自1997年之后开始下降的时候,印度的增长率却保持着稳定。在1997年至1999年间,它的国民生产 总值的年增长率为5.9%,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为7.2%29。确实,印度的增长率并不如国那些醒目——它也是从一个更低的基础上发展进来的 ——但是,印度是在许多给定的外生性的不利基础上实现这个增长的,这些不利基础如严重的种族紧张和政治分化。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虽然印度的增 长为中国增长率的80%,但是,印度是在储蓄率仅为中国的一半以及FDI还不到中国的10%的情况下实现这个增长率的。这说明了印度的资本利用更 加有效。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它没有足够的FDI,而在于内部扭曲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在于SOEs的资本利用依然没有效率。

  对FDI的结构性依赖较高,那么,一个潜在的警示性标准就是新加坡近些年的经济表现。在2001年时,新加坡在多年快速增长之后,陷入了深深 的衰退之中。造成此一现象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新加坡对外部部门——包括FDI——的异常依赖。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小型的城邦一样的开放经济 而言,新加坡无法充分地摆脱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周期,但是,问题在于新加坡是否可以避免如此之高的FDI依赖度。正如第1章的表1.2所示,中国 和新加坡是亚洲FDI依赖度最高的两个国家。在1992年至1998年间,新加坡的比率为22.9%,中国为13.1%。另一个相似性就是这两个 国家都拥有相对较大的公共部门。如果资本形成只包括私人部门的投资,那么,新加坡的FDI依赖度上升为30.3%,中国上升为27.9%。

  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的相似性不仅仅是表面相似30。与中国相似的,在20世纪70年代时,新加坡政府对SOEs(或与政府相关的公司)和 FDI进行了系统性的支持,然而采用了歧视本地企业家的政策。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在数量上是不均衡的,这些官员都说英语,因为公共服务的扩张、对 SOEs的鼓励和MNCs对专业人员的高需求,使得他们得益良多。私人企业不具政治影响和文化的适应性。南洋大学使用中文教学,在1981年时关 门了。(第1章的表1.2说明了马来西亚是表中最具FDI依赖性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和中国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 时,在对FDI控制实行自由化时,也大力鼓励SOEs,并压制当地——主要是华人——企业家。)31

  这一时期的后果是意味深远的。根据密歇根商学院大学的琳达·李姆教授的研究,"国内企业作为客户(也是享有特权的竞争者),不相称地依赖于政 府和跨国公司。"国内私人企业缺少激励和创新能力,遵守着政府的法令,常常以失败告终。公共部门和外国部门的主导性,影响着经济的组成——对于新 加坡的收入水平来说,制造业的份额是极其高,也影响着人才的分配,甚至影中央委员到人民的特征。新加坡人被其他人和他们自己广泛地认为"太小心 了,太遵守规则了。""如果我们没有规则",正如新加坡创新技术委员会(Singapore's Creative Technology)——这是一家致力于提升高技术的企业家精神的私人部门委员会——的主席魏文和(音译)所说的,"我们就不能动弹了。"李光耀自己也 认识到这个问题。"在新加坡,"他说,"在最最可能成功的人中,许多人都在政治、政府和军队、海军和空宫中工作过。因此,很少人是从他自己的商业 中成功的,更少的人是企业家。"中国应该尽力避免走上这一条老路。

  外部改革是内部改革的替代,还是内部改革的补充?在更深的层次上,问题在于:外部改革是否是必要的内部改革的补充,而不是内部改革的替代。令 人信服的观点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外部改革是内部改革的替代,它提供了暂时的解决方案,它避免了痛苦的结构改革。譬如,人们可以争论说:如 果没有大量的FDI流入成为现实,以响应邓小平在1992年首倡的有力的门户开放政策,那么,SOE改革将会更加深入,政治性主从次序也早就消除 了。理由在于:国有部门的破产危机会更加严重,中国对私人部门的金融约束就会更加短暂。相反,大量的FDI流入,与货币政策的放松一道,为经济提 供了一个短期的推动,这可能使得更需要的结构改革被推迟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与劳动密集型FDI的流入相关的另一个效应就是:ECE投资者 对中国体系的制度需求很低。与西方企业相比,ECE企业习惯于使用家族的和特殊的方法来解决它们的问题。深入的结构改革在吸引此类FDI上不太重 要。对于这类FDI的后果,人们可以对以下问题进行争论:此类FDI是否推迟了中国的制度改革,或它是否仅仅是填补了制度缺口,这种缺口在最好的 环境是难以填补的32。

  然而,总而言之,外部改革——象中国加入WTO——会补充内部改革。加入WTO,可能会通过弱化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而从本质上推动内部改 革。它从以下三个方面达到这个目标。首先,今天的中国领导人面对着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困难选择。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观念,在全世界都失败 了33,但是,在中国,它是以特殊的形式失败的:它为外国企业创造了许多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迄今为止,这个策略是有效的。在20世纪90年代早 期,当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公众很少关心经济这块饼在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之间如何分配。但是,随着经济开始降温,决策者和中国公共将越来越关心这 个策略的分配方面。可能的情况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将会有所发展。

  许多中国人越来越担心,FIEs将会是市场中的可怕对手,而且,将会形成威胁,而将本土企业逐出市场34。可能的情况是,在未来的时候,中国 政府将会从民族主义的责任的角度出发,而决定支持私人企业。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做出的结论一样,最有效率的、最有竞争力的企业是私人企业,私人企业 构成了对外国企业的唯一可行的竞争力量。令人信服地,政府对私人部门的日益增加的鼓励姿态——包括江泽民主席在2001年7月1日的声明那样,欢 迎私人企业家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中来——都应归于此类结果。

  成为WTO的成员的第二个可能的效应是来自于中国的服务部门的效率提高。中国服务部门的改革——银行、保险、批发、零售和电信——落后于实物 部门的改革。SOEs依然主宰着这些服务业,其程度要远高于它们对制度业的主宰。但是,服务部门是经济的特别重要的部门,这是因为服务企业是服务 于企业的企业,而服务企业的无效率对整个经济具有显著的拖后腿效应。加入WTO将促使中国向最有效率的外国服务提供商打开大门。这将是对中国的本 土私人企业很有益的。无效率的服务业SOEs——银行只是其中一例——对中国本土的私人企业的增长、发展和成熟来说,都是一个瓶颈。

  成为WTO的成员的第三个可能效应就是:中国将会从制度方面更加融合到全球经济中来。迄今为止,开放政策提高了中国的经济融合,即,其GDP 的越来越大的部分是在世界市场进行交易的,而且,其资本形成的很大部分,是来自外国来源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制度、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依然处于 非常隔绝的状态。成为WTO的成员,将会改革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将必须重写其许多法律和规定,以符合WTO成员国的要求。对那些麻烦的商业规定的 去除和简化,将降低所有企业——无论是外国企业还是国内企业——的交易成本,也将有利于有效率的国内企业在一个国内市场的小环境中进行运营,或拥 有丰富的国内知识。

作者:黄亚生

简介:黄亚生,原哈佛商学院教授,现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有《中国的通胀与投资控制》(1996)、《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2002)。 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麦克阿瑟基金的奖学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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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结语(二) 

2007-10-30 13:33:39|  分类: 黄亚生

  对渐进策略的评价

  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功是无可争议的。经济增长令人印象深刻,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评论的:"如果中国的30个省份都算作独立的经济体,那么,在 1978年至1995年间,世界上发展最快的20个经济体,就肯定是中国的经济体。"(世界银行,1997a,p.3)35。贫穷有了巨幅的降 低,而且,中国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的短缺经济,转变为今天的许多商品和服务长期供大于求的经济。(当然,这是另一种无效率。)中国人享受着中 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确实,无效率的企业政治性主从次序在整个改革时期都一直存在,而且导致了对FDI的高度依赖。 但是,在这个巨大的改革计划中,这并不是最糟糕的结果,而许多国家做得要差得多。

  人们也应该认识到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决策者所面对的巨大挑战。中国领导层设法进行两个平行的改革,每一个都充斥着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一个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另一个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进行转型。因为政策结果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的偶然性。所以,正如许多经济学 家所强调的,渐进主义是最好的策略(杜瓦特利庞德和罗兰,1995)。我们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总体评价是极为正面的。

  我们认为,有三个广泛的问题,依然值得深入思考,每一个问题都涉及以下问题的核心,即:在过去的时间里,中国是否可以做得更好,它的策略是否 是可持续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改革策略是否可以适用于其它转型经济。迄今为止,中国的策略是成功的,但是,它的成功可能依赖于中国的特有条 件。人们应该在对其它国家采用这个政策之前,对这些特定的条件有所认识。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改革策略——特别地,它坚持拒绝SOEs的私有化 ——是否有成本。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在进行SOE改革时是否确实实施了一个渐进主义的策略。我提出这些问题的理由是:渐进主义策略并不排除私有化; 它认为在某些改革步伐完成之后,而且,在某些条件具备之后,要实施后续的私有化。我认为,采取大规模的私有化的许多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 和中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中国没有选择私有化路径。其它一些东西可能还在发挥作用。

  中国的特有因素。我们的制度基础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能够很容易地在其它国家进行复制。尽管中国存在制度性缺陷,但是, 为什么中国能够增长呢?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某种程度上,这是与其改革策略无关的因素所产生的结果36。中国拥有许多具有吸引力的宏观基础。它拥 有巨大的内部市场潜力。(毕竟,"中国人每人将购买一双鞋"这样的观点,早就存在经济改革之前了。)中国的劳动力技术娴熟、富有纪律,而且成本低 廉。良好的宏观基础,对于FDI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本土企业不能对良好的宏观基础进行资本化,那么,外国企业就会进来填 补这个缺口。这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是,这是一个次优的解决方案。问题在于:这个次优的解决方案,对于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是可行的。

  如果问题只是"中国为什么得到FDI",而不是"中国的FDI依赖度这么高",那么,中国的区位——包括地理区位和文化区位——就是至关重要 的:它紧邻香港和台湾,这两个地方早就准备好了为受到信用约束的私人企业提供资本。如果没有这些与华人资本供给者的联系,那么,在体制中存在借贷 歧视的重压下,非国有企业早就枯萎了,而且,经济增长也就不会这样令人印象深刻了。那些不具备中国这样的优势条件的国家,如果也处于中国式的制度 无效率状态中,那么,就不太可能吸引到很多FDI。次优的解决方案对于某些国家是可行的,但是,并不是对所有的国家都如此。许多国家除了修正其经 济制度和金融制度之外别无选择。

  中国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与改革策略的一个方面——SOEs的改革——毫无关系,而理论上认为这是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方面。在中国经济学家 上,产生了一个共识,即:SOE改革没有能够提高国有部门的生产率37。非国有企业的大量进入和增长,是中国发展阶段的结果,而不是改革策略自身 的结果。萨克斯和伍(1994)说明了TVEs的快速增长是因为解决中国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有部门仅仅雇佣了 总劳动力的18%左右,所以,TVEs可以从农业中得到劳动力,而不与SOEs进行直接的竞争。这就是为什么积极的私有化政策可以被避免的的原 因,也是为什么"SOEs能够长期与增长的非国有部门共处"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在俄国的原因。因此,这个特殊的成功——这是因为真正的私人部门依然 处于欠发达状态——是与作为农业经济的国家状态有关的,而与SOE改革本身无关。

  中国改革策略的隐性成本。虽然一般的转型经济学文献的传统观点信奉快速的市场自由化和大规范的私有化(这就是所谓的大爆炸方法或华盛顿共 识)38,但是,对于中国改革而言,其观点是: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大爆炸方法不仅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值得的39。部分而言,这种关于中国改 革的观点,是因为侧重于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功而非侧重于中国改革的成本所致。我们的假设是:中国改革策略的成本没有完全解决。

  一些专家注意到这些成本,他们的结论是:成本是非常小的。中国没有象俄罗斯和东欧一样经历"转型衰退"。改革显然提高了全面地提高了人民的福 利水平,而没有明显的人群遭受绝对的损失。根据一个著名的定律,中国的改革是"帕累托最优的",这是因为它创造了赢家而没有人因此而遭受损失 (劳,钱和罗兰,2000)。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实施最激进改革的省份(如广东省和浙江省)做得最好,而那些依赖于渐进方法的省份——主要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却停滞了。 存在明显的证据说明俄罗斯的经济崩溃不应该完全归因为它的改革策略,在进行了73年的中央计划之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表现出经济崩 溃的迹象,这与它所采取的改革策略是无关的。(确实,激进改革策略和扭曲的实施过程,确实是无济于事的。)可以将这种情况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 中国进行对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高速持续的增长,而且,如果加快所有权改革的步伐,就肯定会造成为灾难性的崩溃结果,这一点并不完全 清楚。

  对中国改革的"帕累托最优"的评价,极其依赖于将分析限定为"明确的"损失者,象失业的SOEs工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存在许多"隐 性的"损失者。SOE就业是以中国银行体系的资产的质量为代价而维持和扩张的。如果这是一个互补性的政策,那么,这真是一个代价非常高的政策。大 量的不良贷款的成本总是要以某种方式来进行吸收的。这个负担将落到现在的纳税人或未来的纳税人身上,如果中国政府决策调整银行系统的资产的话。更 糟糕的事情是,如果银行体系的破产状态引发了金融危机(就象20世纪90年代的日晒一样),那么,中国人民将是损失者。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种互 补性的政策再也不能发挥作用了。国有部门的失业,自1995年之后开始出现了巨幅上升。

  另一类隐性损失者就是私人企业家,他们没有得到有利可图的增长机会,而且还可能以不利的协定而放弃了对其自己的企业的控制。纯粹从财务的角度 来看,没有理由说明这些放弃的收益比实际引起的损失为什么会更不重要一些。在其快速增长的市场、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变化和前所未有的出口机会中,中 国不能产生有竞争力的全球运营的企业,对这个成本给出了具体的说明。从中期到长期,国内的富裕阶层和拥有创业资产的阶层的相对欠发展,在国内消费 和投资需求的衰退中,充当了中国经济的动力。如果西方以美国为首的经济,走入了长期的衰退,那么,这个效应将变得更加明显。

  迄今为止,政治方面的显性成本是很低的。之所以牺牲中国私人企业家,其理由是政治性的:放弃未来的收益,相比于引致实际的损失,从政治上来 说,是更合适一些,这是因为相对于放弃的利益而言,人类本性会对实际的损失更加反应强烈。同时还有一个原因说明政府为什么会牺牲私人企业家的利 益:他们在政治上是无力的。我们需要牢记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的这个区别。中国改革策略存在经济成本——若以不确定的形式和数量来表示。渐进主义可 能是最好的政治策略这个事实,与作出"渐进主义实际上是较好的经济策略"这个判断相比,在性质上是有差异的。现在,存在各种指标说明牺牲中国私人 企业家的利益的政治成本将会上升。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将导致较高的FDI依赖性,而且造成未来增长红利分配给外国人的份额不均衡。对于一个以保 护国民利益为荣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成本。

  渐进主义改革的逻辑。有序改革策略的逻辑是非常有力且令人信服的。其基本的观点是:改革充满了可能结果的不确定性。对改革的政治支持,最好通 过自上面上的更深层次的改革而产生,这样,公众和政府都将利用较容易的初始成功来支持更进一步的改革。抛开政治逻辑不谈,经济逻辑也要求有序改革 方法。改革措施是互补的,因此,引入一个改革,就为其它的改革提供了动力。中国常常被称为渐进改革的最成功案例之一40。

  我们的观点是,当涉及到SOE改革时,中国没有实施渐进主义改革策略。重要的是要强调:渐进主义解释的预言并不是"中国将不会进行私有化", 而是"它将聪明地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来进行私有化"。麦克米伦和诺顿(1992)为推迟私有化给出了三个理由:私有企业的进入、SOE改革的成功和 SOEs是社会安全的提供者。如果一些前提满足了——譬如,私人部门的出现和价格自由化——那么,对中国的SOEs进行私有化,就是政治上可行 的,也是经济上必要的。我的观点是:私有化的一些关键前提早已在1992~95年间(即快速的FDI自由的时期)存在了,而且,实际上,根据渐进 主义的一位主要支持者杰勒德·罗兰教授的说法,"只在1993年和1994年,才开始对下一阶段的改革提供政治的支持,它包括通过大量的下岗和私 有化来对SOE标明行重组(罗兰,2000,p.40)。然而,直到今天,中国政府还没有同意对大型SOEs进行私有化,虽然,它在1997年时 支持小型SOEs的私有化。这种现象,与对中国改革的渐进主义解释的经验预言,是相矛盾的。

  还有一个语义学的问题。一些经济学家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SOE改革是"私有化计划"(罗兰,2000)。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虽然小 型SOEs的私有化是真的,但是,大中型SOEs的"私有化"却与一般的私有化方法没有相似之处。私有化的本质就是将企业的控制从控制转移到私人 手中。而中国所设计进行的"产权改革"却与此正好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实施的大部分"产权改革",侧重于两件事情。一件就是确认中国机 构中的初始投资人是谁,然后,在不同的政府机构中进行分配或再分配。这没有消除国有制。另一个工作就是对国家所持有的资产股份进行证券化,在中国 的两个证券市场上对传统的SOEs进行上市发行。虽然部分股份是私有化了,但是,控制权却没有私有化。许和王(1997)报告说:平均而言,个人 股东只控制上海和深圳交易所上市的企业的董事会的0.3%,尽管上市的股份为30%。相反,虽然国有资产总计为30%,但是,国家拥有董事席位的 50%,国有机构拥有和控制其余股份。

  许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所谓产权改革,是受到了扩张(而不是降低)经济的国有控制的需求的推动。下面引用的是一位知名的政府经济智 囊厉以宁的话,具有很大的启示性41:

  公有经济的力量并不取决于公有资本的数量,而取决于公有资本所控制的资本数量。譬如,假设国家拥有人民币100亿元的资金,它将100%的资 本提供给一家大型的企业。因为国家融资是人民币100亿元,所以,它只控制了人民币100亿元。但是,假设可以在50%的资产的基础进行控制,那 么,人民币100亿元就可以用来控制人民币200亿元。假设三分之一的资产可足以控制,那么,国家就可以控制人民币300亿元,如此等等。这不是 削弱了公有经济;实际上它是加强了公有经济。

  这个推理说明了政府改革计划背后的原理:对于中国改革者而言,困境在于如何利用国家的日益缩水的有限金融资源通过杠杆作用来获得更大的公司控 制。股份改革计划被证明是加固国家的分配功能和公司控制的方法,而不是削弱经济中的国家控制的方法。与试图降低经济的国家干预并引进私人投资者的 有效管理和监督的一般私有化理论相比,官方的这个证明是难以吻合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42。与流行的私有化理论另一个不一致的地方与私有化收 入的使用有关。一些私有化收入用于为大型和支柱型的SOEs的投资和技术收购计划进行融资43。这样的资金使用并没有降低国家在经济中的总体所有 制地位;它只是改变了国家地位的组成部分。人们还很不清楚,这种方式的私有化如何提供国家的退出选择。

  政府也规定私有化仅限于那些小型的亏损SOEs。这个政府直接与渐进主义方法的重要原则相冲突。罗兰争论说,最好的SOEs应该首先进行私有 化,这是因为它们具有最少的冗员。因此,它们的私有化将产生最少的政治影响,而且使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化(罗兰,2000,p.248)。这种限制 也将流行的私有化原理本末倒置了。其它国家使用私有化销售中的收入来为退休金支付和失业收入提供融资。其内在的观念是:私人投资者和企业家在管理 企业创造价值方面做得更好,国家在管理社会责任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流行的私有化原理指出了国家应该对盈利的SOEs进行私有化,但是,将亏损的 SOEs作为国家的社会责任保留下来,可能有很好的理由。而这正与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相反。(从这个方面来看,第5章中所描述的JV收购,是真正的 私有化程序。在JV收购中,国家保留了社会责任,而私人企业——却是外国企业——承担了对经济资产的控制。)

  大型的私有化:改革的下一阶段?

  只在2001年时,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政府试图对大中型的城市SOEs进行真正的产权改革。在2001年2月,财政部宣布了一个计划,将上市 公司的国家股份降低了10%(通过发生迄今为止还不能交易的国家股份),而IPO收入将进入国家社会保障基金(马,2001)。这与以前的实践存 在两个方面的重要区别。一个就是政府传统上认为上市SOEs是战略型企业,政府不愿意放弃对它的控制。如果这个股份部分是后续步骤的第一步,那 么,它表示着真正的私有化程序的开始。第二个区别在于:在过去,政府同时从SOEs中撤资和投次(曹、钱和威因格斯特)。在投资于其它SOEs的 时候出售一些SOEs,并不稀释经济中的总体国家所有权。但是,从10%的国有股份减持中,使用IPO收入来为社会福利融资,尽管还不足以降低上 市SOEs的国家控制,但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发展。

  另一个发展就是:在2001年时,上海市政府开始销售一些金融部门的企业的股份——象上海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交通银行和国泰君安证券公司 (默菲,2001)。不清楚的是,政府是否愿意将这些企业的运营控制让给购买者,或者还是象传统的情况那样,只愿意出售少数股份。同样地,使用销 售收入投资于上海的高技术产业,这样的明显意图并没有降低经济中的国家总体地位。

  在改革时期,中国从对私人部门的反感到对其宽容,然后,自1997年之后表现为鼓励的姿态。无论使用何种标准,这个转变是巨大的。将资产存量 从国家控制转变为私人控制,也是一个敏感的政府问题,意识形态的反对依然是很大的。意识形态的约束——可能更甚于实际的考虑——解释了中国反对进 行大规模私有化的原因。在下面的段落中,我首先说明了中国大规模的私有化不太可能导致象俄罗斯的混乱。接着,我对两个反对私有化的实用主义的观点 进行了评论,说明了:在解释中国没有采用明确的大规模私有化政策的原因时,这两种意见并不象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有说服力。

  与俄罗斯的比较

  如果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就采取真正地私有化程序,那么经济和政治的破坏是否容易处理呢?许多人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注意到俄罗 斯私有化程序的灾难性过程,并认为中国不将其SOEs进行私有化,是做对了。譬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注意到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时,俄罗斯的 GNP是约为中国GNP的两部,但是,在十年之后,它还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斯蒂格利茨也指出了俄罗斯私有化程序的一些问题,例如内部人的资产掠 夺、法定利率对进一步的改革的阻碍以及资本外逃(斯蒂格利茨,1999)。这里隐含的观点是:中国和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许多方面是可 比的,但是,只在它们的改革策略上是不同的。正如斯蒂格利茨自己显然认识到的那样,并不是私有化本身造成了俄罗斯的问题,而是私有化是在非常恶劣 的条件中发生的。这里相关的问题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是否也遇到了这些不利的条件?

  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拥有许多好条件,而俄罗斯却没有,这就说明,如果采用私有化,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内部人私有 化是无效率的,但是,在某些条件下作为次优的政策是必要的。在俄罗斯,为什么采取内部人私有化,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这个国家不仅没有自己的本土 私人部门,而且对资产的大规模外国控制存有很大的戒心。而在中国,对外国的资产控制却没有这么大的戒心,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逐步的改革已经 在中国产生了大量的企业管理人员。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SOEs租借给真正有能力的企业家。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相比,中国具有很 大数量的有才能的管理人员,他们早已拥有了约十年的管理经验。(科龙的创始人/经理就符合这里的描述。)

  内部人私有化在中国肯定是不必要的:在20世纪90年代私人财富的水平就很大44。在这十年里,中国的储蓄率很高,而且是一个净资本输出国。 对于中国私人财富的水平,有一个直接的表现,即:当时,在几个SOEs的少数股的首次上市发行中,出现了巨大的超额认购现象。(实际上,当潜在的 投资人不能得到必要的认购券时,在深圳爆发了骚动。)45一个相关的结论就是:推迟私有化,使得为未来私有化融资的机会减小了,而不是扩大了。到 1998年为止,家庭银行存款达到人民币53,410亿元,而在1992年时为11,550亿元。但是,因为在银行系统内累积了巨大的不良贷款 (NPLs),所以,中国私人财富的很大一块是不流动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NPL率,比20世纪90年代末,可能要低一些。这说明:对于中 国家庭来说,要将他们对银行存款的金融索取权,转化为对中国公司的资产索取权,现在是更难了。

  从俄罗斯的私有化计划所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重要的是谁是所有者。一个正确的私有化策略并不只是将资产从政府控制转变为私人控制,而是将 它们转移到合适的私人手中。俄罗斯差不多所有的资产,都到了前任SOE经理的手中。这些政治上相关联的经理们,使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操纵拍卖过 程,以便宜货的价格得到资产,接着,他们开始掠夺所得到的资产46。进一步地,因为俄罗斯在以前没有实施过任何局部的改革就开始了大规范的私有化 计划,所以,经理人兼所有人,没有得到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运营的经验。中国的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并未产生更多差异。在20世纪80年代时, 中国政府早已将许多SOEs承包给经理人员;因此,经理层购买计划将是这个实践的一个逻辑延伸。(相反,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时,以明晰产权的 名义,终止了许多管理合同。)在江苏省和广东省,许多名义SOEs首先都是"红帽子"企业;即,私人企业家在20世纪80年代时将这些企业注册为 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以寻求政治保护和法律保护。再一次地,将这些企业进行私有化,就成为了一个简单的行政工作了。但是,名义SOEs或名义集体 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了,而且,只在象江苏和浙江这几个省发生了。

  保持社会主义还是终止社会主义?

  为什么中国在渐进主义策略的支持者认为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坚定地拒绝实施私有化计划呢?大部分研究人员将私有化计划的经济利益视为给定,但 是,它们注意到了阻碍这一政策过程的显著的非经济成本。在解释为什么中国拒绝开始私有化策略时,经济学家们给出一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是规范研究 的观点,它强调私有化的巨大的社会成本。第二类观点是实证研究的观点,它不仅试图解释私有化计划不存在,而且,试图解释给予SOEs的持续的政策 偏向。这两类观点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在最优化的框架中描述政策选择;即,政策选择被视为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践分析的选择。

  本书给出一个根本不同但却更加简单的假设:中国的决策者因为想保持社会主义而不同意大规模的私有化策略。中国政府多年来一再地、一贯地声明这 个观点。我不试图设计另外的动因,我严肃地看待中国官方的姿态,并从其字面上来理解。中国的改革与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改革,不仅在它们的速度和 结果上不同,而且在它们的目标上也有差异。在中国,其目标是保持社会主义,而不是结束它,而在其它的转型经济体中,目标是建立资本主义。是意识形 态,而不是其它更具实用性的考虑,为我们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选择私有化路径,提供了最好的解释。

  然而,意识形态的结果是容易断言,却难到严格地说明。人们可以争论说,中国决策者的意识形态的言语,可能只是嘴上说说,真实的内在基本理论本 质上实用主义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研究人员从意识形态表述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就错了。我们的方法,并不是引用意识形态的表述来作为我们假设的 证据,而是说明被广泛援引的实用主义理论,似乎是与中国改革的某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相一致的。

  规范的观点:私有化的社会成本。反对全面爆发的私有化计划的规范观点是:它引致了很高的社会成本。私有化可能会破坏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因为 它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巨大停滞。社会安全网络的欠发达,要求在设计私有化政策时心存谨慎。这些观点是完全合理的考虑。问题在于:社会安全网本身的不 发达本身是内生于政策选择的。早在1984年时,中国就将社会安全体系的改革列入了日程表中,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并不象经济领域的实物部门的改 革那样快速。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初期阶段,政治的审慎性是一个有力的理论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用它自己的话来说,策略没有效果。SOEs 在破坏工作方面非常有效。在1990年至1999年间,SOEs的工作减少了1,770万个职位,而城市集体企业——大部分是SOEs全资拥有的 子公司——流失了1,840万个职位。在同一时期,中国的私人部门创造了5,990万个职位。尽管金融资源给了SOEs,但是,1998年的私人 企业的就业约与SOEs相同(私人企业为8,260万个职位,国有部门为8,570万个职位)47。在农村地区,私人企业的工人数超过TVEs。 (在1995年时,私人企业雇佣了6,800万人,与之形成对比地,TVEs雇佣了6,000万人。)然而,私人企业在1995年时只占农村银行 信贷的14.6%,与之形成对比的是,TVEs为85.5%48。如果政治审慎性是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可以预期会对私人企业给予支持,并且会看 到私有化计划会加速。

  反对私有化的规范观点,也低估了支持SOEs的较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重要的是要强调:国家不仅排除了大规模的私有化策略,而且,它还将 珍贵的资源用于支持SOEs。社会稳定性方面的考虑,并没有解释给予SOEs的支持和保护,因为私人部门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远为更有效率,而且, 因为SOEs——而不是私人企业——一直在伤害中国的政治稳定性和金融稳定性,这个事实也是中国政府自己清楚认识到的49。界定不清的产权造成了 大规模的资产掠夺和腐败。运营无效率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和隐性债务。任何对私有化策略的社会成本的估计,都要以持续当前现状的这些成本相联系。

  经验观点:政治约束和政治威胁。经验观点的核心就是国家不能实施私有化策略,是因为现存的制度安排,或因为政治的反对。譬如,钱(1999) 提出了一个社会契约理论。从历史上看,中国要保护SOE工人的福利,而不是保护非国有的工人。因此,它保护SOEs以换得它们的支持。另一个考虑 是税收的考虑:政治可以观察到SOEs的交易,这是因为这些交易是在国有银行里进行的,因此,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对这些交易征税。将这种情形与私人 企业进行比较,私人企业进行现金交易,从而避开了国家的税收机关50。

  经验观点并没有假设中国政府必然要最大化社会福利——相比于规范观点来说,这个前提比规模观点中的隐含假设更加合理。它也清楚地认识到给予 SOEs的支持,而不仅仅是私有化计划的缺失——相比于规范观点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但是,还存在一些异常问题。在社会契约理论里所 隐含假设的政治约束似乎是过大了。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中国政府保有巨大的运行自主权。一个例子就是1998年时,它成功地切断了中国军 队的商业纽带,这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力量, 能够展现其最强的权力基础。进一步地,中国从多年的社会契约中解脱出来。在改革时期,许多SOE工人是定期雇用的,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铁饭碗被打 破了。从社会契约理论的角度,令人觉得困惑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也没有给予SOEs巨大的金融减免。

  国家支持SOEs是因为税收考虑,这个观点是基于以下的观点:国家最大化总税收,而不是最大化净税收。一个更合理的假设就是:国家最大化净税 收。在公共选择文献里,假设官员最大化预算,也最小化其努力程度。在尼斯卡南(1971)所建立的理论模型中,官员们大化预算以增加它的工资、津 贴、权力和声望。但是,这个模型的关键因素是:政府支付——努力程度和产出——都没有随着预算规模而同比较增加。这是一个重要的假设,因为它使得 尼斯卡南可以认为:社会福利并不因增加的政府规模而得到改进。

  现在考虑SOEs的情况。国家使出巨大的、日益增长的金融资源来支持SOEs。因此,即使假设国家最大化税收是正确的,那么,从因果关系上 看,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国家应该支持SOEs。根据财政部的一份报告,在1981年至1992年间,国家向SOEs提供的各种税收减免措施的总数 达人民币4.58亿元,约占这一时期的年均GDP的35.9%。如此而言,对SOEs的税收减免是巨大的51。因为非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而且,在 硬预算约束下运营,所以,支持非国有企业可能会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税收收入,即使对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手段不够发达52。要得到这个结论,我们不必假 设中国最大化社会福利。假设国家是一个掠夺者;它依然希望看到私人部门的增长,因为这样的话,掠夺的基础就会更大。实际上,税收最大化的动机,为 许多研究人员援引,以作为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热心于发展象TVEs这样的非国有企业的理解53。支持私人企业和进行私有化,与税收最大化动机,是 完全一致的。

  私人企业求助于现金交易以避免国家征税,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正如第3章所说明的,它们的产权是不安全的;它们常常是掠夺的对象,也是政府官员 的政治歧视的对象。对此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加强SOEs,而是应该创造一个公平的、政治上中性的、透明的管理环境和商业环境。不能对私人企业征税 的现状,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即税收工具的欠发达——而是因为存在深层次的政治歧视,它迫使私人企业走到了地下。

  对于为什么私有化没有发生这个问题,最后一解释是:私人企业家和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威胁。因此,国家理性地设计了一个改革策略以限 制它们的增长和能力。一些社会主义官员可能会认为,私人企业家今天拥有了经济权力和财富,那么,他们明天就会得到政治权力。在所有的常被引用的观 点中,这一个观点,从经验分析的解释来看,它准确地描述了中国的真实的政治考虑。这也是一个分析性较强的观点,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对于外国企 业群体的崛起,不具有相同的担心。毕竟,外国人是不能以国内企业家的那种方式参与国内政治的54。

  在其核心部分,这个假设是基于对于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的看法。要说明这一点,考虑下述的思路过程。有一个一致的观点是:中国与中国人民达到了 一项隐性合约。在这个合约的条款下,只要统治方成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人民就将支持统治。让我们将这个观点的逻辑推广到对于私人企业家 的待遇上去。对于一个意识形态中性的国家来说,担心私人企业家的经济权力的上升以及资本的私人所有,是不理性的事。推进商业的政策以及更加快速的 私有化步伐,理论上讲,将得到感激的私人企业家和有产阶级的政治支持。对于那些推进商业并成功地保持稳定和提高增长的政治,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会给 予支持。它们只是不支持那些从意识形态上宣判它们有罪的政府。譬如,现在,香港的富裕商业巨头就对共产党的统治给予了强烈的支持。进一步地,在 20世纪80年代初所进行的农村改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农民的福利,也为中国政府创造了极大的支持者。从纯粹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不必将私人 企业家和资本的私人所有,视作对其权力的威胁。

  政治解释:意识形态的约束。使此现象更加复杂的考虑,可能是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是它致力于国家所有,不仅仅因为它的工具价 值,而且是因为它的内在价值55。在改革时期,这个工作被极大的弱化了,因为竞争观念已开始为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所持有。但是,国有制的教条,在今 天的中国,在统治原理中,依然排在第一位56。国有制的首要地位受到了围困,甚至是规避,但是,不能公开地、明确地进行挑战。因此,这可能是一个 理由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党的第一直觉就是将私人企业阶级的崛起视为政治负担而不是一个政治资产。党章清楚地表明私人所有制的主导性与社会主义体制是 完全不相容的。一些著名的社会主义官员,依然从纯粹教条主义的解释,将资本的私人所有视作潜在的敌人,即使别人可以给出令人信服的案例说明强劲的 私人部门实际上提高了共产党在当前情形下的稳定性,并延续了它的统治地位。

  但是,至今为止,中国是实用主义的。邓小平的那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还没有应用于大型SOEs的私有化上。显 然,猫的颜色还是重要的,而且,非常重要。这一点是我们的分析的最为清醒明确的意义。中国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但是,要完全地实现这些潜力,中国 就需要实施实实在在的制度改革。这个工作不仅需要强劲的政治意愿,而且它需要从意识形态上承认私人产权。我们希望意识形态在下一代中国领导人中不 再是一个绊脚石。

  【注释】

  1 摘自邓小平(1994),p.236。(《邓小平文选》http://gd.cnread.net/cnread1/zzzp/d /dengxiaoping/3/075.htm。——译者注。)

  2 对于直至20世纪90年代之初的中国改革的评论,见伯金斯(1994)。

  3 黑字(in the black)指资产负债表上有盈利。

  4 罗森(1999a)讨论过其中的一些问题。

  5 在直接收购与JV收购中存在巨大的差异。JV收购使得外国企业可以得到SOE的资产,但是,最终它还是一家中国企业,要任命一些执行经理和部门头头。譬 如,在北京XYZ齿轮厂中,总工程师是由BGF任命的,尽管总经理是由XYZ汽车公司所任命的。

  6 斯托普福特和威尔斯(1972)研究了JVs中的问题。最近的经验研究说明JVs不太稳定,而且,这种商业组织形式的公司结构中的固有问题会困扰它。见米 勒、格兰、杰斯普森和卡莫柯尼尔斯(1996)。

  7 原文称宋国青为该中心的总经济师,但据http://www.macrochina.com.cn/prize/brt /songguoqing.shtml,宋国青实为该中心研发部的总经济师。

  8 魏(1996a)说明了FDI对中国出口增长的正面贡献。

  9 这只是一个理论观察,而不意味着控制的私人利益是应该或不应该的。

  10 罗伊(2001)总结了此类研究。

  11 投资收益负债方具有持续向上的趋势。在1998年时为222亿美元,在1999年时为228亿美元,在2000年时为272亿美元。而在1994年时,仅 为67亿美元。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

  12 科斯强调搜寻成本,认为是根植于价格机制作为媒价的交易中的;企业通过行政方法组织交易可以降低这些成本。而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注意到度量问题 以及相关的偷懒行为。根据这个逻辑,企业的产生,是因为它们有利于监管,从而减少偷懒行为。威廉姆森(1975)认为:机会主义行为——博弈行为 和对策略收益的信息的错误解释——与有限理性和小数问题一道产生了交易成本。有限理性指的是人类常常受限于他们的计算技术和分析技术,因此,他们 一般不能以穷尽的方式来研究所有可得的选择方案。这造成了"知足"行为。见西蒙(1982)。

  13 在这个问题上,有大量的经济学文献。有两本常用的书与内部化假设有关。它们是巴克利和卡森(1976)和卡森(1979)。

  14 这个动态的作用过程如下。信息的价值只在它的内容被披露的情况下才能被评估,但是,这样的披露就会减弱为之付费的激励。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FDI的 情形。外国卖主可能对向国内企业披露产品的设计和技术规范怀有戒心,除非这些产品已经得到了支付。然而,问题在于:除非信息首先披露出来,否则国 内企业无从评价产品的价值。为了完成这个过程,一旦信息披露出来,国内企业将失去支付的激励。在存在技术和人类知识所固有的不可分性时,工厂和普 通所有权的整体性就产生了,从而能够经济地使用这类因素(蒂斯,1982)。

  15 对于在FDI的语境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明,见麦基(1977)。这类动态不仅适用于R&D类的技术,而且适用于知识的组织类型和管理类型。

  16 这类行业包括纵向一体化的流程、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以及交通密集型的行为(巴克莱,1988)。

  17 在本书中,我侧重于FDI,但是,这个逻辑也适用于任何其它的所有权安排。正如我们的SAIC案例所示,生产性分厂的内部化——由国内实体所拥有和运营 ——也可以用这个思路来进行。

  18 在某种程度上,第三世界MNCs是用词不当的。香港并不是第三世界经济体,韩国也不是,但是许多研究人员将来自这些经济体的投资企业,归类为第三世界 MNCs。部分而言,这是因为研究人员开始注意这些经济体的FDI时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它们依然可以合理地分类为第三世界经济体。这在 MNCs具有不同的产业侧重点,而且,相比于更为传统的MNCs,它们拥有更低的技术水平。譬如,在20世纪70年代时,来自日本的FDI常常显 著地区别于来自美国和欧洲的FDI,虽然日本早已是一个发达国家了。因此,如这里的使用方法一样,第三世界MNCs应该理解为那些与更传统的 MNCs具有不同特征的MNCs,更不能严格地限定为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MNCs。有一本书侧重于这个论题。见艾格蒙和金德尔伯格 (1977)。

  19 阿瑟克拉拉和拉加帕蒂拉拉(2000)中报告。

  20 韩国和台湾在出口品的生产和进口品的生产之间的政策中性,是众所周知的。见世界银行(1993)的说明。

  21 这个动态的一个例子就是正常情况下在西方被认为是一般性的技术——国际会计的能力——在波兰的经济自由化之初的转移。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在一篇关于政策改 革和FDI之间的关系的文章中所写的,突然地,"那些说波兰语的西方CPAs具有很高的需求"。有一些会计师的出口薪酬谢是他们一般的工资的 300%~500%。肯尼迪(2000)报告。

  22 存在经验性的证据说明,SOE经理是经常变动的。见格罗夫、洪、麦克米伦和诺顿(1995)。

  23 关于新加坡和香港的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时具有更大的意向接受少数资产地位的研究,见基蒂和杨(1982)。对于香港企业在中国与其它国家的FDI进行 明确区分的研究,见陈(1981)。

  24 这个观察归功于潘凯·根马瓦特教授。

  25 对于这些研究的总结,见李佐多(1995)和卡夫斯(1996)。

  26 这些进入条款在国际金融公司(2000)中进行了总结。

  27 见乔丹(1999),《印度的发酵皇后》(2001),佩斯特和拉马克里斯兰(2001)和黄和霍根(2002)。

  28 该研究转引自麦肯齐(2001)。

  29 GNP增长率的数据由世界银行(1999,2002b)提供。

  30 下面一节基于与琳达·李姆教授的启发性讨论。正文中所引用的所有资料都来自李姆(2002)。

  31 见李姆和冯(1991),尤其第37~41页。

  32 对于此研究,见伯金斯(2001),第250~251页。

  33 原文如此。显然,正如作者在前面所说的,《结语》部分的许多观点都是论证得不充分,因此,许多结论也是不稳健的。从整本书的分析来看,作者并未能够令人信 服地指出书中所有的问题或特征均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关或是社会主义制度专有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 义。从这里看,作者似乎还未摆脱这个错误的看法。不仅如此,联系作者对FDI产生的文化视角的批判,那里的论证逻辑也适合于用于对他的这个观点的 批判。——译者注。

  34 显然,作者似乎并未象前面的论证一样,对此类观点进行调研。因此,这类观点也可能只是个别人的看法,并不足以形成可靠的结论。——译者注。

  35 原文如此。我国共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译者注。

  36 显然,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结论。应该注意到作者使用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弱化语气。使用作者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渐进式改革(包括FDI自由化和禁止 SOE私有化)导致了FDI的进入,支持私人企业和进行JV收购的FDI的流入,使得经济增长成为现实。——译者注。

  37 见伍和范(1994)的研究。

  38 大爆炸方法通常指宏观经济稳定性。除非另有说明,这里,它指的是制度转型策略,而不是宏观经济稳定政策。

  39 如钱(1999)所说:"改革的中国路径,及其相关的快速发展,似乎对传统观点的必要条件部分提出了挑战:尽管中国采用了经济学家们所提倡的许多政策—— 如开放贸易和外国投资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但是,与标准的政策略处方的冲突,也是引人注目的。"

  40 这是一个内在的良性循环。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降低了SOEs的盈利能力,这就迫使SOEs进行改革。诺顿使用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制度特征的"相互关联性",来 解释这种自我实施的改革机制的可行性。改革是可以传染的,这是因为"解开了一个关键性的联系,就可以导致整个结构被解开"(诺顿,1996b)。

  41 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厉教授作为一名私有化的坚定支持者,使用了政治上可接受的语言以提倡局部私有化,因此,这一段表述不能准确地表现他的真实想法。然而, 这是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的一个很好的说明,而且,有证据表明中国并不将私有化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思想。本段引自厉(1999)。

  42 十五大批准了两个有些矛盾的政策:"放小"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行动,但是"抓大"却拥有强烈的产业政策的意味。江泽民在十五大的讲话中,强调了"在国民经济 的支柱部门和其它重要部门"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见国家统计局(1998c)。

  43 许多研究人员研究了地方政府投资于SOEs同时却从小型的SOEs中撤资的例子。(曹、钱和魏因格斯特,1999)。

  44 在俄罗斯,正如博伊科、施莱福和卫斯理(1995)所指出的,俄国公司在1993年至1994年间的估价上升,大部分原因在于储蓄率和外国资产组合投资的 上升。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证据说明了资产短缺,对于俄罗斯公司较低的估价在进行私有化时,有一定的作用(尽管不是很大的作用)。

  45 在1992年时,政府批准了人民币为117亿元的上市配额。在同一年,家庭银行存款总计为人民币11550亿元(国家统计局,1993a)。在2001年 7月,上市公司的市盈率——这些公司被广泛地认为具有不高的质量——高达50倍,在互联网泡沫的高峰时,达到了纳斯达克的水平(麦卡 伦,2001)。这说明了在于上市SOEs的可交易股份的需求和供给是不匹配的,对于更深入的、更广泛的私有化计划,存在巨大的空间。

  46 关于罗斯私有化进程的第一手生动的研究,见布莱克、克拉克曼和塔娜索娃(2000)。这三位作者参加了俄罗斯私有化政策的设计。

  47 所有的数据指的是流失或创造的职位净数量。这里的私人部门定义为城乡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这个定义排除了FIEs和TVEs。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2000)。

  48 按奥(1999)表3计算而得。

  49 在1998年的报告中,国家发展和计划委员会给出了如下的悲观的分析(国家发展和计划委员会,1998):

  一方面,约有50%的SOEs常常仅能利用约60%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它们的经营困难造成了就业的短缺,使得许多工离开工作,变为失业人 员。这严重地影响了许多工人的生活,而且,进一步地影响了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稳定性。

  50 关于此观点的复杂形式,见白、李、钱和王(1999)。

  51 数据来自罗(2000),p.4。

  52 来自乡村工业的证据表明:农村地区的私人企业所造成的税收,是国家所得到的税基的更大部分。在1995年时,私人企业占农村工业企业所创造的税收的 36.8%。同年,给私人企业的贷款占整个农村企业的贷款的14.6%。见奥(1999),表3。

  53 这是奥(1999)所建立的地方社团主义的观点。

  54 对于这一观点,我感谢朱莉奥·罗登伯格教授与我的讨论。

  55 科尔耐(1992)评论说: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用私人所有取代公众所有的问题,存在重要的不同;所以,消除私人所有,建立和稳定公众所有,就也是一个内在价值。当 然,工具价值也可以从社会主义所有制中所出来:它必须确保它的生产率高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生产率。但是,它早已拥有了一个巨大的、内在价值,这是 因为资本主义者不再剥削工人,工人也不再屈从于资本主义者,而且,资产阶段也从历史上消失了。

  56 关于中国的政治发展的综合研究,见赛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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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为中国经济奇迹"寻根" 

2007-10-28 18:55:43|  分类: 黄亚生

本文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作者

   规划未来5年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明智地向一个人请教。那些上世纪90年代刚成年的人,几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就是万里,现年91岁, 但思维仍很清晰。

万里是上周中共17大开幕式上的特别嘉宾。在使中国走上正轨方面,他所发挥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与会人士都要大。上世纪80年代,万里是主管农业的副 总理,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贫困省份安徽的省委书记。

安徽是真正的中国奇迹的发源地。1978年12月,小岗村的18位农户作出了分田承包的秘密决定。由于担心遭到报复,这些农户写下了血书,一旦他 们被捕,社员们保证将领头人的子女抚养成人。

万里没有抓他们。相反,面对保守派的猛烈攻击,他批准了这一试验,并勇敢地为其作了辩护。这一试验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年之内,安徽省 90%的乡村都施行了这一制度,几年后,中国其它地区也开始施行。

此后,万里晋升为国务院副总理。在这个位置上,他不知疲倦地致力于推动开放农村财政、延长农田租赁期、取消私营企业的就业限制、放开城乡贸易、削 减农村党政官员的权力,并推行农村治理的基层民主。

结果,在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快步增长。西方经济学家可能会吹嘘说,外国直接投资和全球化才是中国减贫的原因。 然而,真正的功臣是农村改革。中国大部分的减贫成就出现在80年代的头5年。同期,收入分配状况也有所改善。

万里和80年代其他领导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尊重农民的意愿和行动,而不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农民头上。

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是自下而上、依靠群众智慧的成功典范。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经济民主。万里曾告诉下属说,如果农民希望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想法 不同,首先应该想的是,自己可能是错的。

90年代,中国偏离了这些遵循市场的政策原则,这的确很不幸。当时,为了支持城市的工业发展,中国农村金融资源严重匮乏。这种偏袒城市政策的影响 巨大。90年代,农村收入从80年代两位数的增幅,急剧下滑到4%左右。此后,在胡锦涛的领导下,这一比例回升至6%。

中国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北京和上海拥有多少座高楼大厦,而在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命运。如果农村收入没有提高,农民被迫为医疗和教育开支而储蓄,那 么国内消费就无法增长。如果农村的土地权利得不到保证,农村金融体系不能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力量——农村中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服务,那么中国就 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

中国高科技的未来取决于农村地区,这种想法可能与你的直觉不符,但如果你相信市场原则的话,想法就会不同。在中国农村地区,科技含量较低的企业取 得成功,将迫使城市企业在生产和科技方面创新,以保持其竞争优势。90年代农村经济的停滞,使成百上千万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数以千万计急切的 求职者涌入从不缺乏劳动力的城市企业,而这些企业做出了理性的所有者和经理人在类似情况下会做出的决定:它们牺牲了研发,而青睐于劳动力密集型生 产。

其它的长期代价,包括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由于90年代的重大政策失误,中国可能又造就了一代文盲。

过去5年,胡锦涛先生制定了许多有价值的目标,例如建设和谐社会,让人民平均生活水平增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如果胡锦涛能倾听一下 万里及其同事田纪云和杜润生等人的建议,他将会更高效地实现这些目标。这些富于远见的80年代领导人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在接下来的10年, 他们却被边缘化了。中国未来的成功,将取决于中国回归80年代模式的速度与深度。

本文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年出版)的作者。

译者/梁艳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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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9-04 10:53:30

060904 《中国企业家》 丁伟:黄亚生:给中国找对手

来源:中国企业家   时间:2006-9-4 08:42
文/本刊记者 丁伟

  一篇文章有时会成为历史的"晴雨表"。1947年,"X先生"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首次公开提出"遏制"战略,宣告了"冷战"时代的到来。 2005年,郑必坚在《外交政策》发表了《中国向大国地位的"和平崛起"》,世界迎来了中国的崛起。

  2003年7月,《外交政策》刊登的《印度能赶超中国吗?》同样成为了历史的一个标点,这篇文章是中印"龙象之争"的始作俑者,由黄亚生与当 时同在哈佛大学执教的印裔教授韩太云合著。一直在研究中国问题的黄亚生从此被更多的人知晓。中国的学界、企业界对他的关注和了解主要来自于他这篇 文章及2003年出版的著作《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Selling China)。

  在中国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外资倍受欢迎的背景下,黄亚生指出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某些不足而非长处,甚至存在"外资依赖 症",无疑是需要勇气的;而他说印度在很多微观方面超越中国,并将是竞争对手,也引起了争议和误解,似乎他批评中国,却成了印度人的"英雄"……

  很多人在报刊(如英国《金融时报》)上认识他,学生在商学院(他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听他讲课,政府官员和企业 家在他做调查研究时跟他交流,熟悉他的人还在达沃斯论坛碰见他。黄亚生在书中写道,"作为一个出生、长大在中国和关心、热爱中国的海外学者……如 果我能够说服哪怕只是一位读者认识到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要性,我的意愿就满足了",也让人对他个人产生好奇。

  5月26日,黄亚生在北京参加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举办的中印研讨会,并在此期间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

  哈佛印记

  黄亚生出生在一个父母都是报人的家庭,父亲黄钢是中国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家,曾任《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不过,黄亚生却没从事新闻,他更喜 欢研究过去二三十年发生的事情,即使对当下也用长远的历史角度去思索。当然,在父母潜移默化下,他培养了最初对书、对学问的兴趣。像很多经历"文 革"的人一样,黄亚生回忆说,"我们那一代人后来能上大学、取得一定的成就,家庭的影响至关重要。"

  尽管告诫过"不要去做文学,文艺界很复杂",但父母从来鼓励黄亚生看书。他小时候看了很多书,如西方文献、美国政治、雨果等,后来才看了父亲 黄钢的代表作《永不消逝的电波》、《伟大的变化》、《亚洲大陆的新崛起》等。黄亚生的爷爷黄负生是中共一大时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毛泽东 曾称赞"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与革命家的父辈相比,黄亚生说,"到了我们这一辈,我现在在商学院,我哥哥是投资家(黄晶生,原软银 亚洲、现贝恩投资董事总经理),确实某种意义上讲是'背叛了'他们……"

  但传承还是有的。黄钢写过一篇有影响的社论《美国总统输了》,批评美帝国主义,2004年11月,黄亚生也写了一篇关于美国总统候选人约翰• 克里的文章,论及他如果当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算是对父亲做了一次专业上的致敬。

  1981年,黄亚生到哈佛大学读本科。他最珍视的是在哈佛接受了西方人本观念的熏陶,在设计及评估政策、制度时,要看是否尊重个人的权利、是 否符合个人的福祉。他当时"洋插队"生活艰辛,课余在食堂、图书馆打工。他还当过校园警卫员,夜间巡逻,人家都在开Party,他只能旁观,社会 地位的反差对他刺激强烈。饶有历史意味的是,他想起小时候,如果父亲有朋友来访,他也在外头站岗……

  哈佛校徽上只有一个词:Veritas(拉丁文的"真理"),黄亚生觉得这就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同学很多都去了华尔街,但他不喜欢应酬,选 择了做学术研究。他在商学院做教授,用数据和案例研究分析中国社会及经济,很快就成为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之一,是CNN常邀评论员,并 曾在"吉姆莱勒新闻时间"和"晚间时事"担任客座嘉宾,俨然像个学术明星。

  他自嘲道,"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上电视,我现在再也不去了!美国的电视庸俗得不得了,找我基本就是谈中国(比如台湾问题),不在乎你研究什么, 还断章取义,把我们当猴耍……"他最近一次上电视是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深入探讨中印比较。现在,他更愿意给《金融时报》写文章。"以我的 个性,我绝对不追求出名,但如果能出名的话我也高兴,我不是清教徒,无所谓,我最终是希望把学问做好。"

  打破FDI外资崇拜

  在以FDI和中印比较研究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之前,黄亚生的研究课题侧重于政府政策与制度问题,尤其是过渡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96年, 他出版了《中国通货膨胀与投资控制管理》一书。他是最早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国际知名企业的学者之一。

  相比诸多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者钱颖一、李稻葵等,黄亚生说,"我可能更注重跟实际接轨、实地考察,到企业去跑,跟企业家、地方政府官员交谈,从 中得到灵感。"他曾经在书中写道,"对中国的认识必须超越一位匆匆过客,或者就要亲自体验体制的重负。"

  从1998年开始,黄亚生多次到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广东等实证考察,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研究FDI时,他和助手三年间在北京、香 港、汕头、上海等做了多次访谈。每次到清华、复旦、云南、中山大学讲课,他都尽量要求安排企业家座谈,或者到企业看一看。他还设计、搜集大量调查 问卷,把"企业家的声音"作为重要参照。

  "在路上"的黄亚生收获沉甸甸的。他在苏州发现民营企业家拿不到贷款、产权得不到保护,而一街之隔的国有企业却资产闲置,资金浪费。"如果仅 仅从经济模型来研究中国的外资问题,而不到企业考察,结论完全不会像我的观点。"他对自己的研究满意,"外资是上世纪90年代一个新的宗教,国内 外都有一种外资的崇拜,当然我不是说把这宗教完全推倒了,但至少稍微戳破了一些泡沫;另外,中印问题我说得比较早,我也觉得欣慰。"

  黄亚生认为,中国(FDI东道国)"外资依赖症"并非外资太多,而是内资太少,不合理的金融与法律体制束缚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从而使外资趁虚 而入,他还说中国金融业不向内资开放是"自杀行为"。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成了异见,也被误认为"反对外资"。他经常听到的一种言论是说他"不了解 中国"。

  黄亚生的外资研究架构比较新颖,"你不能只看FDI、出口增长,也要基于中国很多微观、感性的认识……所以大家都在对中国经济唱赞歌的时候我 不愿意唱赞歌,我看到的统计研究的结果是生产力指标都在下降,与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惊人的相似,这是挺让人担心的。"

  黄亚生习惯在专业分析中用洗练的语言和形象的隐喻讲故事——他欣赏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他将中国引入FDI比 作一剂药(recipe),"我一点不反对外资,我反对的是歧视性的吸引外资,就像我不反对病人吃药,但如果不得病岂不是更好吗?吃药是要付出成 本的。"

  今年夏天,黄亚生将写完一本有关民营企业的新书,名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希望改变一下很多人对过去改革开放的看法,其中会谈及上世纪 80年代被低估的地方——他发现80年代私营企业家融资比90年代更宽松。

  宣扬印度是为了刺激中国

  当黄亚生2001年就写《中国应该不应该向印度学习》时,很多印度人都觉得是天方夜谭,并没想到中印差异和前景的比较会成为国际上最热门的一 个话题,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中获得赞誉"(印度记者语)。黄亚生第一次去印度是在2004年,当然,之后他对印度的兴趣和去的次 数就不亚于中国了。

  经过一系列争论,中印比较已经达成一些共识:中国宏观经济强于印度,但微观竞争力比印度逊色,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发达,但印度的软环境相对完 善,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全球办公室"……黄亚生说,以往搞中印比较的人基本上偏向于中国,他2003年那篇文章起了良性的作用,"并不 是提供了答案,而是提出了问题,很多人带着问题去印度,回来也许说我们有道理或全是错的,能起到这个作用就行了。"

  黄亚生是从印度制药行业开始神奇之旅的。当时他在哈佛教一门国家发展课,从制药案例发现印度本地企业做了很多创新,这就对中国产生了镜像价 值:印度经济增长率不高,但是在竞争性的环境里培养了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中印比较就突出了体制的重要,中国很多方面都比印度强,除了体制。"

  《财富》称,"把印度跟中国比较,对印度而言算不上一种恭维",黄亚生同意这种说法,但觉得有点太刺激了。他说,中印比较说明中国没有做好, 本来中国完全可以超越印度,但提出印度能否赶超中国这个问题,说明印度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印度金融业对外开放同时对内开放,本土私营银行比花旗 表现优秀。媒体把黄亚生的观点解读成印度一定会超过中国,未来属于印度而非中国,他澄清道,这取决于中国下一步要做什么,是否尽快改革体制。他还 明确地说,中印将来肯定是竞争关系。

  他的"印度情结"已很浓郁,比起中国,黄亚生觉得跟印度的企业界、政府官员更容易接触,"这些人全球化,思想开放,即使是大资本家也可以谈社 会问题、文学、宗教,我们可以进行长时间的对话,"他叹了一口气说,"跟中国的企业界可能几分钟就带过了,他们热衷谈钱,钱当然很重要,但对我来 讲,人文的色彩非常重要。"

  黄亚生现在关注的是软硬件设施、教育及人力资本的中印比较。200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India everywhere(印度无处不在)"的国家宣传,也有黄亚生的功劳,是他向印度人做出的建议。

  很多人对此不理解。连《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都问黄亚生——他们在达沃斯给一家印度电视台做节目,"你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你要宣传印 度呢?"他说,"我热爱中国热爱到什么程度呢?我希望她有一个竞争对手。"但这种爱国是"一种非常不直接的方式",就像古代的义士谏言国王,黄亚 生也有疏离感,而且受到了年轻人E-mail的恶毒攻击,他感到很伤心。他写道,"很多勇敢的中国学者、记者和企业家冒着职业风险来推动机制改 革,我们至少不要损害他们的努力。"

   黄亚生(Yasheng Huang)

  生于1960年

  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毕业

  1987-1989年任世界银行顾问

  1991年获哈佛博士之后任密执安大学助理教授

  1997-2003年任教哈佛商学院

  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我不是印度的英雄"
  ——黄亚生答问

  《中国企业家》:你的书里有一个说法叫"FDI大师",形容别的权威学者,你是吗?

  黄亚生:不是,我不觉得FDI有那么重要,我也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大师,在一个不重要的领域……你们也知道,我实际上并不是在讲FDI,更多 是讲中国改革,政策目标一定不要建立在吸引更多的FDI上,而要关注怎么能让经济增长,如果内部能增长为什么要倾向于外资呢?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 制,有这么强的人力资源,有这么长的创业的历史,本来是不应该依赖外资的。

  《中国企业家》:对你最大的误解是说你站在印度立场上,是印度的英雄?

  黄亚生:这就说到感情的因素,这两个国家我选当然还是选中国了。我认为印度的崛起最大的获益者是中国,我现在宣传印度,有一个非常自私的目 的,就是要刺激中国!我真是希望沃尔玛赶紧到印度采购,这样迫使中国政府重视发展自己的企业。英特尔的格鲁夫写"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个国家 如果自满经济就会退步,如果你觉得时时刻刻别人在抢你的饭碗,这时候你才愿意改革。如果中国将来外资减少的话——当然我不知道,说不定会增加这方 面的压力,增加改革银行的压力。

  《中国企业家》:但别人不知道你内心是这么想的。

  黄亚生:也没什么奇怪的,作为学者,任何一个国家搞好了我都高兴,这是我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如果是中国搞好了那我更高兴。而且我从来不 认为,批评一个国家就是不爱国……我正是因为爱你们才批评你们。你说谁最赞扬中国?那些跨国公司的总裁!他们天天说中国好话,希望中国维持现状, 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但你相信我的话, 中国一旦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立马就会离开你。

  《中国企业家》:你怀念80年代吗?

  黄亚生:我跟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作者)聊过这个概念。中国当时经济发生的变化能够反映思想和文化的变化,经济是时代的一个缩影,而不 是脱节。政治上进步了,人们有一种产权的安全,所以才去做生意、创业,这跟艺术家讲的并没有冲突,他们可能觉得统计数据没意思,其实是可以联系在 一起的。我怀念那个年代,那时候真是一个理想的年代,大家谈的都是国家大事,追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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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ridged    时间: 4-19-2009 09:01:44

081223 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黄亚生

还记得风靡一时的"脱钩论"吗?就在不久前,西方分析师,尤其是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们还在贩卖一个说法,即中国本身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经济中心, 不但能够独立于美国之外自行增长,还能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提供动力。

但凡这些华尔街经济学家目前仍没有失业, 他们中很少会有人再提出如此论调了。中国不断传出的经济数据正在使人清醒过来。最新数据显示,依然在中国经济中起骨干作用的出口出现了7年来的首次负增 长。这是受海外需求增速放缓拖累所致。更糟糕的是进口也急速下降,这明确显示出中国的内需正在下滑。两件事结合在一起让人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即将 面临严峻挑战。显然中国经济无法逆全球趋势而动。

为什么那些脱钩论者会错得如此离谱?搞清楚这一点很有必要。脱钩论源自于错误的经济分析,而脱钩论的失势尚未使这些分析失去市场。揭穿这些分析的 假面对中国政府今后的政策制定将有重要意义。

经济学家们的根本问题或致命偏好就是对一些简单的经济指标太过重视,尤其是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如果你问一位专业经济学家中国有多少 省,他可能两眼发呆。但如果你问他中国的GDP增长率是多少,他会马上告诉你说,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两位数,按照这个增长速度中 国经济会在 2035 年 (或其他某一天)超过美国。GDP中心论是经济学家们常犯的毛病,它往往使人不去做更深的研究。这一点从经济学家和分析师们大肆追捧高盛(Goldman Sachs)那赫赫有名的"金砖四国"说上便可见一斑。高盛在研究报告中预测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经济将急剧增长,而这份报告的依据比小学五 年级算术高明不了多少。

那些痴迷于中国GDP高增长率的人经常忽略了探讨导致这一高增长的原因,以及这种增长是否可自我持续。而这正是脱钩论痴迷者的硬伤,也是政策制定 者容易犯大错误的地方。比方说,让我们考察一下有关中国家庭收入的数据。中国家庭收入增长非常缓慢,这种情况在农村家庭中尤为明显。过去20年左 右,中国农村家庭收入增幅只及中国GDP增长率的一半。中国GDP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的一快一慢意味着,中国以牺牲自身消费基础为代价创造了巨大 的生产能力。仅这一个事实就应足以推翻脱钩论了。那些新生成的"富余"生产能力必须转向什么地方,这就是美国。更进一步说,中国的农村家庭收入和 GDP增长率之间的鸿沟持续存在这一事实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愈来愈成为美国消费欲望的衍生品。

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中国经济增长为何以及怎样系统性地损害了中国自身的消费潜力。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首先要搞清楚中国GDP的高增 长是如何实现的。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应部分归功于经济自由化,但经济增长中由市场驱动的部分并不大,且还在逐渐减弱。而与此同时,严重受控于政府的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35%提高到了当前近45%的水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GDP增长主要得益于由政府组织的基础 设施、城市建设以及城市化方面的大规模投资。这种高度依赖政府投入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消费潜力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对发达国家市场 的依赖度。

让我来举例说明这一点。与中国急于吸引外资的地方官员打过交道的许多外国投资者,对下面这些话应该不会陌生:"你想在一片人口居住密集的10英亩 土地上新建工厂吗?没问题。我们会在三周时间内为你清理出这片土地。"许多外国投资者都对中国地方政府这种"亲商"态度称奇,与似乎无法将这些事 情做好的印度政府比起来,更是形成了鲜明反差。

但这种"亲商"做法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当自己的住宅用地被转为工商业用地时,许多中国家庭几乎得不到到任何经济好处。中国政府对国内全部土地都 拥有正式所有权,它能够以在市场经济国家不可想像的规模将一块土地上居住的家庭异地安置,而这些家庭所获补偿往往远低于他们所让出土地的市场价 值。正因为如此,工厂主们在中国的办厂成本会大大低于其他国家,而成千上万幢摩天大厦也会彷佛一夜间便从中国许多城市冒了出来。

但中国也无法摆脱一个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一个人的成本就会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工厂主和房地产开发商在中国的低成本,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生活中其 他一些参与者的低收入。而中国这些只拿到低收入的人碰巧又是国民中的大多数,其中尤以农村居民为多,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因此一条创造私人财富的可靠途径──小土地所有者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市场价格向开发商出售土地,在中国几乎完全缺失,尽管中国的城市化正在以惊人的 速度进行着。

所有这些都大大超出了脱钩论的争论范围。要真正扭转中国经济的失衡局面,中国政府必须致力于推动中国人民的收入增长,而不能只盯着GDP增长。要 做到这点有一个直截了当的做法,那就是在土地开发时采用市场定价原则,允许和鼓励开发商以竞价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取土地,并将这作为政府当前经济刺 激方案的一项内容。过去两年中,中国领导层在降低农民负担方面做得很不错,比如说取消了农业税,降低了教育和医疗收费等。现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时 候了。

环顾当今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拥有广袅的土地、勤劳而聪慧的人民以及确保中国真正成为全球经济大国的企业家队伍。但这些潜力却被误入歧途 的发展战略浪费掉了,这一战略以牺牲消费为代价来发展生产,用政治权力来压低成本,而不是凭借市场机制来增加收入。值此全球经济衰退之际,中国及 其13亿人民正在为这一错误付出高昂代价。

【本文作者黄亚生是麻省理工学院萨隆管理学院的的国际管理教授,他撰写了《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

——原载:《华尔街日报》,2008-12-23
http://chinese.wsj.com/gb/20081223/opn125258.asp

本文地址为:http://chinaeconomist.org/archives/561.html 欢迎向您的朋友推荐此文。

作者: sxshlx    时间: 4-19-2009 16:42:51     标题: Re: 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我目前正在看《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没有什么经济学底子,看得比较吃力。前几年看黄亚生的《Selling China》翻译本也是这个感觉。黄亚生前几年是根本不写普及型文章的,不像陈志武。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也要开始向陈志武学习了。

【 在 bridged (断桥:向100在线努力,有事写信) 的大作中提到: 】
: 标  题: 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 发信站: 一路BBS (Sun Apr 19 13:01:44 2009), 本站(yilub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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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 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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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风靡一时的"脱钩论"吗?就在不久前,西方分析师,尤其是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们还在贩卖一个说法,即中国本身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经济中心,不但能够 独立于美国之外自行增长,还能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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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凡这些华尔街经济学家目前仍没有失业, 他们中很少会有人再提出如此论调了。中国不断传出的经济数据正在使人清醒过来。最新数据显示,依然在中国经济中起骨干作用的出口出现了7年来的首次负增 长。这是受海外需求增速放缓拖累所致。更糟糕的是进口也急速下降,这明确显示出中国的内需正在下滑。两件事结合在一起让人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即将 面临严峻挑战。显然中国经济无法逆全球趋势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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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那些脱钩论者会错得如此离谱?搞清楚这一点很有必要。脱钩论源自于错误的经济分析,而脱钩论的失势尚未使这些分析失去市场。揭穿这些分析的假面对中 国政府今后的政策制定将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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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们的根本问题或致命偏好就是对一些简单的经济指标太过重视,尤其是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如果你问一位专业经济学家中国有多少省,他可能 两眼发呆。但如果你问他中国的GDP增长率是多少,他会马上告诉你说,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两位数,按照这个增长速度中国经济会在 2035 年 (或其他某一天)超过美国。GDP中心论是经济学家们常犯的毛病,它往往使人不去做更深的研究。这一点从经济学家和分析师们大肆追捧高盛(Goldman Sachs)那赫赫有名的"金砖四国"说上便可见一斑。高盛在研究报告中预测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经济将急剧增长,而这份报告的依据比小学五 年级算术高明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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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痴迷于中国GDP高增长率的人经常忽略了探讨导致这一高增长的原因,以及这种增长是否可自我持续。而这正是脱钩论痴迷者的硬伤,也是政策制定者容易犯 大错误的地方。比方说,让我们考察一下有关中国家庭收入的数据。中国家庭收入增长非常缓慢,这种情况在农村家庭中尤为明显。过去20年左右,中国 农村家庭收入增幅只及中国GDP增长率的一半。中国GDP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的一快一慢意味着,中国以牺牲自身消费基础为代价创造了巨大的生产能 力。仅这一个事实就应足以推翻脱钩论了。那些新生成的"富余"生产能力必须转向什么地方,这就是美国。更进一步说,中国的农村家庭收入和GDP增 长率之间的鸿沟持续存在这一事实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愈来愈成为美国消费欲望的衍生品。
:
: 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中国经济增长为何以及怎样系统性地损害了中国自身的消费潜力。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首先要搞清楚中国GDP的高增长是如何 实现的。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应部分归功于经济自由化,但经济增长中由市场驱动的部分并不大,且还在逐渐减弱。而与此同时,严重受控于政府的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却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35%提高到了当前近45%的水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GDP增长主要得益于由政府组织的基础设施、城 市建设以及城市化方面的大规模投资。这种高度依赖政府投入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消费潜力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 度。
:
: 让我来举例说明这一点。与中国急于吸引外资的地方官员打过交道的许多外国投资者,对下面这些话应该不会陌生:"你想在一片人口居住密集的10英亩土地上新 建工厂吗?没问题。我们会在三周时间内为你清理出这片土地。"许多外国投资者都对中国地方政府这种"亲商"态度称奇,与似乎无法将这些事情做好的 印度政府比起来,更是形成了鲜明反差。
:
: 但这种"亲商"做法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当自己的住宅用地被转为工商业用地时,许多中国家庭几乎得不到到任何经济好处。中国政府对国内全部土地都拥有正式 所有权,它能够以在市场经济国家不可想像的规模将一块土地上居住的家庭异地安置,而这些家庭所获补偿往往远低于他们所让出土地的市场价值。正因为 如此,工厂主们在中国的办厂成本会大大低于其他国家,而成千上万幢摩天大厦也会彷佛一夜间便从中国许多城市冒了出来。
:
: 但中国也无法摆脱一个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一个人的成本就会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工厂主和房地产开发商在中国的低成本,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生活中其他一些参 与者的低收入。而中国这些只拿到低收入的人碰巧又是国民中的大多数,其中尤以农村居民为多,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因此一条 创造私人财富的可靠途径──小土地所有者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市场价格向开发商出售土地,在中国几乎完全缺失,尽管中国的城市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 着。
:
: 所有这些都大大超出了脱钩论的争论范围。要真正扭转中国经济的失衡局面,中国政府必须致力于推动中国人民的收入增长,而不能只盯着GDP增长。要做到这点 有一个直截了当的做法,那就是在土地开发时采用市场定价原则,允许和鼓励开发商以竞价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取土地,并将这作为政府当前经济刺激方案的 一项内容。过去两年中,中国领导层在降低农民负担方面做得很不错,比如说取消了农业税,降低了教育和医疗收费等。现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时候了。
:
: 环顾当今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拥有广袅的土地、勤劳而聪慧的人民以及确保中国真正成为全球经济大国的企业家队伍。但这些潜力却被误入歧途的发展战 略浪费掉了,这一战略以牺牲消费为代价来发展生产,用政治权力来压低成本,而不是凭借市场机制来增加收入。值此全球经济衰退之际,中国及其13亿 人民正在为这一错误付出高昂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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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黄亚生是麻省理工学院萨隆管理学院的的国际管理教授,他撰写了《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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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华尔街日报》,2008-12-23
: http://chinese.wsj.com/gb/20081223/opn125258.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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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地址为:http://chinaeconomist.org/archives/561.html 欢迎向您的朋友推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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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一路BBS yilubbs.com.[FROM: 71.230.0.0]

作者: bridged    时间: 4-19-2009 17:10:31     标题: Re: 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陈志武效果不佳。
经济的普及还要再往低端走,现在国内大部分人的经济学知识是负数(即拥有一大堆错误知识)。所有普及都需要在这个背景下来。

【 在 sxshlx (xxx)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目前正在看《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没有什么经济学底子,看得比较吃力。前几年看黄亚生的《Selling China》翻译本也是这个感觉。黄亚生前几年是根本不写普及型文章的,不像陈志武。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也要开始向陈志武学习了。
: 【 在 bridged (断桥:向100在线努力,有事写信) 的大作中提到: 】
: : 标  题: 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 ...................

※ 来源:.一路BBS yilubbs.com.[FROM: 71.230.0.0]
※ 修改:.bridged 于 Apr 19 21:11:13 修改本文.[FROM: 71.230.0.0]

作者: lihlii    时间: 4-20-2009 04:36:53     标题: Re: 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现在国内大部分人的经济学知识是负数,呵呵,连经济学家都是如此。

【 在 bridged 的大作中提到: 】
: 陈志武效果不佳。
: 经济的普及还要再往低端走,现在国内大部分人的经济学知识是负数(即拥有一大堆错误知识)。所有普及都需要在这个背景下来。
: 【 在 sxshlx (xxx) 的大作中提到: 】
: : 我目前正在看《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没有什么经济学底子,看得比较吃力。前几年
: (以下引言省略...)


http://news.163.com/09/0417/08/573CIJMV00012Q9L.html

090417 时代周报 黄亚生:大国争锋,中国向印度学什么

跟贴 477 

印度投资率只相当于中国的50%,但它的经济增长现在已相当于中国的80%。印度的本土企业家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长久 的优势,而中国的企业却被低效的银行和资金市场所掣肘。

编者按:黄亚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第一个出身大陆的教授。他在做案例分析研究一个印度企业时,发现 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背后很关键的体制区别。在他的眼中,印度是中国需要参照的对手。下文是时代周报记高战对他的采访。

受访者:黄亚生  华裔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印 度虽然在基础教育、基础建设、简单的制造业等方面落后于中国,但其良好的金融体制、企业管理将逐渐发挥其强大的潜在优势。对比中印企业, 就会发现印度的本土企业家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长久的优势,而中国却被低效的银行和资金市场所掣肘。中国必须进行大胆的金融体制改革,中国 今后20年能否建立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不在于外国企业是否愿意到中国投资,而是中国的本土企业能不能自己站起来。

从"印度速度"到"东亚速度"

中 国较差的股票市场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中国本土的原因造成的。

时代周报:在过去几十年间,印度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如何 的,近几年它的增长速度开始追赶中国,您认为它能继续保持吗?

黄亚生:事实上,最近几年印度经济发展迅速,GDP增 长由"印度速度"到"东亚速度",在1961年至1978年间,印度GDP增速为3.4%,1980—2003年都维持在5%左右,而 2004—2006年增长到8.91%,2007年以来更是提高到了9%。

印 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从3%提高到8%,这得益于它从靠天吃饭的农业国发展到工业国。虽然正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但我有信心它能保持较快的增 长。

印 度属于热带农业国家,气候变化多端,农业生产很不稳定。在1964年、1967年期间,印度GDP也达到较高增长速度,主要得益于良好的 气候。但是现在印度靠的是软件、医药、汽车零配件等等,这取决于经济体制的变化,还取决于企业的竞争。世界卫生组织每年从全球医药厂家购 买便宜的医药以救助非洲贫困地区,其中印度、中国和巴西等国家的企业是主要来源。印度有100多家企业符合医药疗效质量的标准,而中国只 有两家公司。

时代周报:在全球金融危机下,印度经济主要受哪些方面 的影响?

黄亚生:金融危机对印度的影响打击是非常大的,有几个 方面:

第 一个打击,印度的资本市场跟国际接轨,要比中国更开放。印度和美国的股票市场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美国的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以后,虽然在印 度的业务并没有受印度本身的影响,但这时候他们在美国的业务很差,还款压力增加,可能要去撤资,甚至把印度的资产变卖拿回美国。而中国较 差的股票市场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中国本土的原因造成的。

第 二个打击,最近出了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就是印度一家非常大的软件公司CTM暴露出欺骗行为。首先是因为它的股票市场价格下跌,价格下跌 的话,它拿不出现金来,拿不出现金来的话,银行追讨贷款,过去有欺骗行为,可以用股票市场筹来的资金去还款,现在不可以这样去还款,所以 股票市场的冲击暴露出印度企业界的一些欺骗行为。搞软件外包的业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里面,就是信任。

第 三个打击,金融危机对印度的影响是印度很多的软件公司里头相当大一部分的业务是给美国的银行做,但现在美国花旗银行发生了非常大的问题, 这也会影响它的业务。过去我们有人对印度的外包模式看好,我觉得并不是印度外包模式本身出现了错误,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如果你的经济 亮点非常单一,那么你就会碰到宏观经济的风险。

印度经济增长源于效率

中 国的投资占GDP的50%以上,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少见的。

时代周报:很多人批评印度有多种社会问题,你认为阻碍 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黄亚生:比如说它的宏观劣势是基础设施差,公路、机 场、铁路设施落后。但我自己觉得它主要跟中国相比的劣势在于微观劣势:

第 一,印度文盲率高,在基础教育,如中小学教育,尤其是农村的教育方面更加差。它的平均人口文盲率达到将近40%,而中国只有9%。中国对 文盲的定义是不能识别1500个汉字,而印度的定义是不能用本土的方言写你自己的名字,所以印度文盲率是严重被低估。而投资教育特别是农 村的教育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在农村人口比较分散,课堂人数比较少,师资的成本自然较高。

第 二是男女不平等,妇女的地位很低,我觉得这是它非常大的问题。经济学统计证明,哪些国家男女关系更平等,哪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就更快。 印度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一直到2000年以前,印度的妇女平均寿命要比男人短,在中国、日本、美国妇 女肯定是要比男人的寿命长,在全球都是这样—这是因为印度这个社会对妇女非常歧视。现在有医学证据表明,如果是重男轻女的话,会先保证对 男孩子的营养供给,女孩子她从小没有很好的营养,会影响她一辈子。

第 三,印度的基础科研实力远远不如我们中国,但是我们发现它的企业技术应用能力还是不错的,跟中国差距不是那么大。现在很多印度的银行在偏 远地区用计算机开展它的银行业务,而不是开储蓄所,这一点值得我们中国企业界学习。

第 四,劳动管理过于死板,它的劳动管理非常死板,要经过很复杂的官方程序。而印度的《劳工法》是英国人给它设置的,当时的目的是要限制印度 纺织业向英国出口,破坏它的竞争能力。而印度自己变成独立国家以后,竟然还加强了它自己的《劳工法》。

时代周报:既然印度的社会有那么多弊端,那它还能获得 较快的经济增长应该有它的原因。

黄亚生:对。印度和中国比较,基础设施差,文盲率高, 男女不平等,科研实力差,劳动管理死板,但它却能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这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 们看到,印度的储蓄率低,因此它的投资率也被拉低,它的投资率只相当于中国的50%,但它的经济增长现在已相当于中国的80%,也就是说 它的投资回报率和经济运行效率比较高。而中国的投资占GDP的50%以上,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少见的,而就算韩国历史上最高水平 是1990年投资占GDP的39%,其后一直回落。这显示中国经济运行效率低,高速的经济增长源于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投资,而印度则源于效 率的提高。

也 正因为此,这些年我一直担心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的问题。

中国金融体制歧视内资

中 国在哪个方面都比印度强,除了金融体制;印度在哪个方面都比中国弱,除了金融体制。

时代周报:印度相对较好的金融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它对印度的世界级公司的诞生有什么影响?

黄亚生:印度1991年爆发"卢比危机",有点类似现 在的金融危机,印度即被迫进行金融改革,开始银行私有化和允许外资进入金融业。从银行体制上,既对外资,同时也对内资贷款。而它的世界级 的公司也在这个时候诞生。

有 效的金融体制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促进本土企业的技术革新和升级。世界著名的印度软件公司INFOSYS,在 1981年成立,6个创始人毫无政治背景,上世纪80年代的收入才几十万美元,而贷款高达100万美元。此后在1993年孟买股票市场上 市,成为第一批由市场定价的公司。上市给INFOSYS带来多个转折点,股票期权留住了优秀的人才,上市资金用于建立"INFOSYS校 园"吸引世界级的人才,并提高国外企业的信心。如果印度当时没有进行金融改革,这家公司是成长不了的。

时代周报:印度吸引外资状况如何?相比印度,中国的金 融体制有那些弊端?

黄亚生:很多国内的学者都会注意到印度吸引外资很少, 只相当于中国的10%左右,且行业分布集中。而中国任何行业,甚至连豆腐厂都有外资。但印度的咖喱厂,却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所以不需要 从外资获得资金。

中 国的经济改革是1976年"文革"结束,从农村开始,银行体制是首先向外资开放,然后才向内资贷款。超前于印度的经济改革十三四年,而中 国的金融改革落后于印度十几年。

在 融资方面,中国的中小企业贷款困难程度在世界是相当靠前的。根据世界银行调查报告,中国80%以上中小企业、私营企业表示,获得贷款非常 困难,与俄罗斯、乌克兰情况相似。而认为贷款非常困难的印度企业有50%,与马来西亚、泰国等相似。这说明中国从30年的计划经济改变到 现在的市场经济,但是从金融改革来讲还停留在相当程度上的计划经济的水平。

对 比中印企业,就会发现印度的本土企业家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长久的优势,而中国却被低效的银行和资金市场所掣肘。我从不反对吸引外资,只是 希望民营企业能享受与外资同样的待遇。

中 国今后20年能否建立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不在于外国企业是否愿意到中国投资,而在于中国的本土企业能不能自己站起来。

时代周报:为什么中国要优惠外资企业,歧视内资企业?

黄亚生:这个问题我无法准确判断,估计是我们过度地强 调GDP,因为外资企业会带来大规模的资本,它的效应是非常大的,而内资企业需要长时间的发展才具备。如果我们重视就业和居民的收入,那 么就会重视内资企业的发展,国内主流的经济官员也开始有此想法,因为内资企业提供的就业远大于外资企业。

在 经济发展快的时候,仍然有不少民营企业家要到香港、海外上市筹资,或通过出让股本而不是贷款来获取资金,甚至被迫让外资企业收购,如凯雷 收购徐工案,这都是限制内资企业贷款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

时代周报:改善金融体制,对中国内资企业的发展乃至农 民创业有重大影响吧?

黄亚生:对。如果中国也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股票改 革、金融改革,会出现十家世界级的公司,这个可能性会很高。

由 于农民能够承包经营土地,因此农民应该是最具创业精神的。为什么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根源还是出在农村问题上。

就 从经济政策谈起,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村金融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90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没有延续80年代的模式。农村信用社的网点从 1985年的40多万家,萎缩到1998年的9万家,这么广大的农村地区只有9万家网点能够提供贷款,农民的储蓄大部分是进入邮政储蓄, 而邮政储蓄只能吸纳存款不能贷款。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对当时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

经济发展取决于良好体制

一 个国家有没有高速公路,是这个国家经济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时代周报:当下政府很强调今年要"保八",也为此投入 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你对此如何评价?

黄亚生:国内很多人,包括很多政府官员有一种观念,认 为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硬件设施。经济发展或者是经济不发展,在我看来更多是取决于无形的因素,如制度设计、金融体制、法律体制。我们从 这个观点来分析这两个国家。

在 80年代时,印度的公路长度是领先于中国的,印度在英国统治下建设了很多公路,中国高速公路建设主要是90年代后半期才开始的,这得益于 中国的经济改革。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GDP增长主要靠政府大规模投资在基础设施、城市建设上。由于不受舆论监督及土地私有权的约 束,中国浪费了大量的、昂贵的资源用于建设毫无经济利益的摩天大楼和政府建筑,它们本应该投资于教育及医疗。这种高度依赖政府投入的经济 增长对中国消费潜力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度。

一 个国家在软件设施方面具备优越的条件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有了经济发展才有了资源,有了资源之后才去建设高速公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有没 有高速公路,是这个国家经济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现在没有漂亮的高速公路,没有华丽的机场,但它的经济也能够成功。

经 济起飞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有良好的软件设施,尤其是金融制度、教育等。中国普遍的看法,是认为现在面临的国际金融风暴,应该建更多的铁 路、公路,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原载于时代周报) (本文来源:中国江西网 )


http://news.163.com/09/0412/13/56N0V7II00012Q9L.html

090413 南方人物周刊 黄亚生: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点都不高

2009-04-13 08:43:19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落后国家肯定是有贫民区的,解决贫民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城市规划美化。如果说一个政府是追求美学的政府,那一定是成问 题的政府。2006年河北小贩崔英杰刺死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政府应该做的是使崔英杰这样的人能够卖一根香肠,能够过日子,而不是追求 什么美学。

编者按: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到底哪个更有优势,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热点,在黄亚生看来,所谓印度模 式对于中国并不陌生,全面的体制性改革正是今天印度所走的路,而80年代时中国的改革之路也正是如此。对外资的过分追求成了90年代 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而这将成为制约中国今后发展的障碍。下文节选自《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张欢对黄亚生的采访。

受访者:黄亚生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点都不高

人 物周刊 :你刚从印度回来,据你的观察,在这一轮经济危机里面,中国和印度的企业遭遇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从宏观上看,印度的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 的比例是不大的,大概是中国的一半,从这个角度来说,影响是不大的。

它 的影响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股票市场,主要是融资受到影响。印度的股票市场比中国的更开放,跟美国更接轨。美国一些大的投资公司在国 内的经营碰到问题,需要还债,而在印度的市场却运行得很好,因此,变卖了印度的资产拿回美国。

第 二个问题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就是房地产过热。房地产过热就会造成一系列的影响,但是你看它的制造业啊,服务业啊,影响并不是很大。你再 聚焦我们中国,中国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人 物周刊:中国现在的一个热点就是如何扩大内需,很多地方都在发消费券,这个行为引起了很大争议,你怎么看?

黄亚生:发消费券,你要把它背后的思路理出来——消费 不足是因为储蓄率太高。

这 里就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国现在的消费不足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太高?

中 国的储蓄率整体来说是很高的,在全世界来讲仅次于新加坡,但家庭的储蓄率一点都不高。

储 蓄是三方面组成的,家庭、政府和企业。中国的家庭储蓄不高,比印度要低,而印度虽然家庭储蓄率比中国高,但发展反而主要靠国内的消费。

人 物周刊:我们平时说中国人的储蓄率高,是受东亚文化的影响,看来这是错误的观点。

黄亚生:很多人不去看是谁在储蓄,只看总数。在其他国 家,大部分都是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也有,但是很小。

这 个就是中国特色了——中国大部分是政府储蓄。从2005年以后,税收一直是盖过GDP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又是不分红,因此企业储蓄也是很 高的。

因 此,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应该发钱,而不是发各种券。第二,我们应该认真的研究一下,为什么中国的消费低,而印度,虽然 家庭储蓄率比中国高,但是却还有那么多的消费。其实说到底,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破坏资源、低成本的基础上。

印 度的民众虽然储蓄率高,但是工资增长部分是有保证的,因此民众就敢消费,有信心。如果在一个国家最私有的部分,也就是家庭消费部分比例很 高的话,即使储蓄率很高,它也能推动经济的增长。因为它的整个盘子比较大,虽然他每个个人可能消费少一点,但是盘子比较大。

这 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这个盘子主要被政府和企业——不是民营企业,而是垄断型国企和外企——垄断,它们占很大的盘子。他们的储蓄率又很 高,那么肯定会影响消费的。

人 物周刊:你说目前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发钱,怎么理解?是涨工资吗?

黄亚生: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两年很多目标我是认同的, 但是手段我确实不敢认同。我现在讲发钱,从短期上来说,是种应急措施。

更 深远的含义是退税,把税率降低,中国又不是福利国家,还这么高的个人所得税。

企 业所得税也很高,企业主自己不会去消化这个成本,那么就会转嫁到工人身上,最终还都是挣工资的人来付这个税。

政 府花钱就应该是那么几块,国防、公共卫生和教育、环保都可以交给市场。

GDP 的增长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即使政府发钱,大家去把这些钱储蓄起来,也没有关系啊。

因 为政府追求的就是社会稳定,符合人道的政治稳定。我从来没有听说一个高储蓄的国家有人出来造反,只有低收入的人才会这么去做。

现 在给消费券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去消费,不要储蓄。我为什么要说取消城管?因为我觉得制约中国服务业的就是这些城管,对小商小贩的打击。

政治不应该追求美学

人 物周刊:很多人会说需要城管,因为这符合一种政治美学,他们担心没有了城管,我们会变成《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的印度。

黄亚生:行啊。他不想看到,那我要问问他为什么不想看 到。如果是美学的话,那我同意印度是个丑得不得了的国家。但印度是个高度稳定的国家。

人 物周刊:但是从我们所接触到的中文资讯来看的话,印度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宗教、反恐、种姓什么的,感觉很不太平。

黄亚生:你就这么去想吧,你看它有多少问题,它每年发 生的暴乱事件有多少?我们是一个大一统的汉族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但是我们每年发生多少群体事件?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勤奋、老实。在这种情况 下,官方自己公布的群体事件都在上升。

如 果说一个政府是追求美学的政府,那一定是成问题的政府。我在《金融时报》写过崔英杰(2006年8月11日,由于维持生计的三轮车被海淀 城管队员没收,23岁的河北小贩崔英杰刺死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一个政府,你应该做的是使崔英杰这样的人能够卖一根香肠,能够过 日子,而不是追求什么美学。

所 以,印度这个政府,它想去追求美学,它也追求不了。70年代时它是追求过美学的,最后一塌糊涂。

人 物周刊:你的话让我想起清华的秦晖教授说应该允许城市里面有贫民窟的存在,但他遭到万炮齐轰。

黄亚生:贫民窟的存在是说明一个国家的落后,但是中国 是一个落后国家啊,是吧?所以我们应该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

落 后国家肯定是有贫民区的,看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另外,解决贫民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城市规划、城市美化。

为 什么印度会有这么多的贫民窟?就是因为那些没有地的农民。但我们对印度的土地私有制有一个误区,包括国内一些很有名的农业专家,跑到印度 考察后回来就说不应该搞土地私有制,印度就是一个反面教材。因为他们看到印度有很多失地的农民。

他 们管那些农民叫失地农民,但这里面有很多人是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土地,就是因为印度的土地改革不彻底。当初印度搞土地改革的时候,是把土地 给了一些很有钱的农民,就是你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以后,你才能够有获得土地的权利。因此从那个时候起,就积累了一大批穷人,他们从来就没有 获得过土地。

比 较韩国和台湾,韩国50年代的土地改革,相对来讲,做得非常彻底。韩国和台湾的土地是可以继承的,而印度,从来没获得过土地就谈不上继 承。所以,说印度土地私有化,农民很容易地就把土地卖出去,这种说法是非常不正确的。

问 题是土地改革得不彻底,而不是土地改革本身有什么问题。

大楼与文盲

人 物周刊:我看到你最近写文章说,我们80年代走的路是一种更好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印度走的就是我们80年代走的那条路?

黄亚生:我觉得印度90年代走的跟我们80年代走的那 条路很相似。他们90年代的发展甚至到现在也没有FDI,所以中国学者到印度去看,回来就说这个国家没有希望,没有FDI,没有高速公 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我 就问他们,那为什么人家现在国民生产总值能上升8%?9%啊?

人 物周刊:现在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要走国内市场的路线,但方法是4万亿,还是搞基础建设,为将来发展打基础, 你怎么看?

黄亚生:就这么说吧,我生了一个小孩,天天饿他,我为 什么饿他呢?我把奶和粮食省下来,说是为了他的下一代,任何有常识的人听到这个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那 你现在建设这么多东西,是有人付出成本的,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钱,也不是世界银行给你的。就算建公路建港口是有道理的,我们又怎么解释 央视建大裤衩,烧了一个再建一个。我们又怎么解释北京和上海要建这么多的高楼大厦?

人 物周刊:你的文章说城市新修了3000座摩天大楼,结果中国多了3000万文盲,这有联系么?

黄亚生: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由政府出面组织建摩天大楼, 肯定有人负担这个成本, 而这个人肯定是穷人。我们很清楚在90年代中国的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出是很少的。

你 想"大裤衩"的资金是从哪儿来的。它就是靠垄断地位得来的广告,收费那么高。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到中央电视台去做广告,我要付很多钱,那 么工资就要降低。所以饿了你这一代,去保你的下一代,这是很没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把现在中国的工人、农民的收入降得很低,那么经济 就不发展了,因为他们没有形成购买力。

过 去我们可以靠美国的购买力,但是现在美国也靠不上了。

像 高楼大厦这些,都是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的。

人 物周刊:那你怎么看这次4万亿投资?

黄亚生:我从局外者的角度来看的,这次的4万亿从口号 上来说,是要建立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和教育啊之类的,这是种进步。

我 最担心的是,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做的大多数事情还是在增加供给,没有增加需求的可能性。如果这次4万亿不是真正去解决中国收入低、收入 增长慢这个问题,还是仅仅停留在建铁路啊,建钢厂啊什么的,那没什么意义。我们可以想象,肯定是用来修路啊,建机场啊什么的。中国这20 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相当自我完备的投资体系。而用在消费上的,比如退休金、贫困补贴这样的发放是非常有限的。

人 物:这次两会赶上经济危机,很多人都说4万亿要学习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要以工代赈,因为失业在中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答: 罗斯福当时确实是靠政府来解决就业的,甚至政府雇艺术家画画啊,种树啊什么的,但他不是修路。

还 有一点是,所谓的新政是指政策的改革,甚至是政治的改革。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体系。

为 什么说罗斯福救了资本主义,因为他从根本上把一个不稳定的体系变成了一个改良性质的比较稳定的资本主义。要谈"新政",一定要从两个角度 来看,一个方面是刺激经济的发展,另一个方面是体制的变革。

新加坡模式是不可复制的

人 物周刊:你始终把政改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你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在什么地方作出改进?

黄亚生:我也不是盲目地崇拜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有一 些治国的原则,应该在所有国家都是通行的。

即 便如新加坡,它也不崇尚西方的民主,有时还帮中国讲话,但它有法治,没有腐败。如果你靠它的办法可以做到法治和没有腐败,那也可以啊。

我 不在乎你采取这种办法,还是采取那种办法。

人 物周刊:你也该知道,新加坡模式受到中国很多政府官员的推崇,你觉得能用在中国么?

黄亚生:我非常希望有一个机会向官员问一个简单的问 题, "你能不能找出世界上第二个新加坡?"回答多半是没有的。这说明新加坡模式是不可复制的。

新 加坡本身非常成功,这没有疑问,但新加坡模式肯定是非常有局限的,是不具有可复制性的。在中国就是很奇怪,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

世 界上靠民主成功的国家很多,也有失败,但成功的绝对不止一家,那至少表明,这种制度是可以复制的。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当然我们可以先辩 论一下,他们是先政治成功的,还是先经济成功的。

某 种程度上我理解为什么中国官员喜欢去新加坡。第一可能是因为它也是一党执政,另一方面,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社会。但新加坡除了是华人世界 外,所有的制度都是欧美的,它在六七十年代甚至都不提倡华文教育。我觉得悲哀,中国搞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最后还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争 论。

我 们不能照办新加坡模式,这个逻辑要弄清楚。新加坡小,中国大,但这不是最根本的,小的国家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最 主要的是:第一,新加坡没有农民。新加坡可以通过政府推动搞科技园,它不要低产业的、劳动密集的产业,因为它没有农民啊。这并不是说它的 经济不需要这些行业,需要的时候就从马来西亚进口劳工,经济衰退的时候他们会离开。这是新加坡的自动调节器。

中 国能这样吗?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能把那些低技能的农民工送到国外去吗?因此,中国应该想个办法给这些人提供工作,但是怎么提供呢?只有中 小、民营企业,而中小企业往往是科技含量比较低的。

另 外一点,如果不把新加坡看成一个国家而看成一个公司更合适,淡马锡就是它的投资部嘛。

公 司内部不需要民主,但外部面临激烈竞争的环境。新加坡面临人才竞争,如果压迫知识分子的话,那它的人才就会流失。它又面临产品竞争,我常 跟别人开玩笑,说新加坡的飞机一起飞就是国际航班了,从一开始就必须要跟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竞争,必须要跟美国航空公司竞争。

因 此,我觉得我们的大公司要向新加坡学习的话是可以的,但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是没有太多借鉴意义的。

"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

那就是温州模式

人 物周刊:前几年,中国经济欣欣向荣,中国崛起的呼声也喊起来了,中外都开始研究"中国模式",你觉得存在么?

黄 亚生:"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那就是温州模式,就是民营经济,金融开放,产权有一定的保护。

对 于我来讲,细究哪种模式属于哪个国家,一点意义都没有。最重要的是,老百姓在那种模式里,能不能获利。

70 年代,珠三角和温州都很穷,而今天,它们成功了,最主要是他们实行了民营经济的做法,当然没有形成制度。

在 中国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悲的问题,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为什么非要去问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对老百姓来讲,他穷,他哪去关心你是中国 的还是西方的?对他来讲,你只要给他一些做生意的空间,给他一些起始资金,让他的劳动成果能够转化为收入,他为什么要去关心这些东西最先 是中国做出来的还是西方做出来的?

人 物周刊:我看你的文章,你是把这30年分成两个阶段的,一个是80年代的全面改革,以89年作为一个节点。90年代时外资哗哗地就进来 了,GDP是年年高增长。只开放,不改革,我们经济也增长。现在似乎这条路不好使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又到了另一个拐点上呢?

黄亚生:我一直是觉得只开放、不改革这个方法是行不通 的。只不过这个问题过去被隐藏过去了,因为以前我们靠美国的市场啊,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只开放,不改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次受到经 济危机打击这么严重的一个原因。

我 们这么来看,80年代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不少。其中收入增加最快的部分,不是卖粮食的部分,而是他做小生意的部分。当时很多先富起来的都是 那些摆摊儿的。

那 一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到了88年的时候就到了14%左右。这个比例在90年代的时候就一直在下降,直到2002年、2003年的时候,这 个比例才恢复到了88年的水平。

如 果中国按照80年代的路子的话,内需要比现在大很多,而且很多增长是不需要跟外国人去分享的。比如内资商贸根本就不需要外资。

另 外,从政治上讲,我觉得也是一种更稳定的模式,因为它创造了很多小业主嘛。而90年代的模式,农村的资金缺乏,办工厂也好,投资小生意也 好,都很艰难,然后又有很多苛捐杂税。

我 对90年代中国经济最宏观的理解就是,一方面,广州东莞这样的沿海城市有大量外资进来,发展很快,另一方面,内陆省份受到各种各样的打 击。

现 在外资已经不能依赖了,我们要回流,但是内地的商业环境和金融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也不是很快。这就是此时此刻面临的最大问题。

不做意识形态的拥护者

人 物周刊:你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你觉得自己是不是背叛了父辈的理想?

黄 亚生:我父亲对共产主义是非常相信的,相信到我认为民主和经济自由化好,他认为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事实。所以他对我出国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他认为我是被误导了,只要我看到事实,我就会改变我的观点。

他 是相信言论自由的,但是他的理由是使你更加相信共产主义。他让我自由地思考这些问题,去看世界,然后最终去相信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 看,我并没有背叛他,因为我是进行独立思考的,而且我父亲从来是鼓励我去独立思考。但我思考的结果和他的期望相反。因为我是相信民主、自 由的。

我 父亲的过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苏联解体。当天他就心脏病发作,然后去世是9月9号,也就是毛泽东去世的日子。

他 这一代人是理想主义者,但他确实不是一位实证主义者。他没有了解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真正情况,他不了解农村。他文革的时候受到冲击,但是却 没有下过乡,而且他是文艺工作者,他的信息也是有限的。

理 想我是可以去继承,但是幼稚我不能去继承,我得看是什么。

人 物周刊:在你父亲晚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争吵,因为你们的观点相差越来越大。

黄亚生: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争吵的,有时 甚至是很不愉快的。但是后来我变了,因为作为一个儿子的职责来讲,第一,我父亲这一代人信念是很重要的,我没有必要打破他生活的一个很重 要的依靠。第二,我打破他的信念,对这个社会来讲一点意义也没有。

80 年代文艺界的人被打成左派的话,待遇并不是很好,他不是当权派。

人 物周刊:他对毛的感情怎么样?

黄亚生:他非常崇拜毛。因为他很年轻就投奔了毛,有种 年轻的感情。我觉得他的理想在他去世的时候和他20多岁的时候是差不多的。这点我肯定做不到,我20岁的理想现在肯定是都没有了。

另 外,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家也受到影响的,但是毕竟我家没有家破人亡,没有受到特别的极端的迫害。

人 物周刊:去哈佛的时候,你的想法和父亲接近么?

黄亚生:不是。我当时可能比我现在更信仰民主自由,因 为文革的原因。我现在的观点,其实并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比如像美国出现这些金融问题的话,要解决,就应该政府出来把这些银行的借款变 成国有的。但我不认为美国金融体制应该长期国有化.国有化是一个应急措施,但即使是个应急措施在美国也遭到了很多右派的反对。

我 认为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应该从实证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讲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当你看到你的观点和事实不符,你就应该放弃你的观 点。

一 个国家就应该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比如中国,走温州模式就发展得很好。但是现在问题是,中国一些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他们不让中国走自己的 道路,而不是说他们是在防止中国盲目地效仿西方。

温 州也是中国的啊,为什么不发展温州模式。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我是在用事实说话。 (本文来源:南 方人物周刊 )


http://news.163.com/09/0112/11/4VF409UC00012Q9L.html

090112 南方网 黄亚生:重启农村改革 应对全球经济危机

2009-01-12 11:54:31 来源: 南方网 网友评论 33 
  •   我对中国现在所进行的全部依靠政府力量的城市 化非常担心。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就是土地的价格很低,土地归国家所有,一级市场全是被政府垄断的。

作 者:黄亚生 麻省理工 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1985年获哈佛大学学士学 位,199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87年至1989年间任世界银行顾问,同时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997年,加入哈佛商学院, 任商业、政府和国际经济副教授。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中国农村从来都应该是改革的前沿,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村人口庞大,还因为农村 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创业能力和精神。农村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加上农村本身具有的创业能力和精神,所产生的经济有加倍的效益。这个问题要从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状况谈起。我个人认为,农村地区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唯一保留着创业精神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成功,而前 苏联却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了绝大多数的资源和价格,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民营经济和个体户几乎绝迹。但在 农村地区和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没有也无法完全根除私人经济。这即使在计划经济最盛行的年代也做不到,因此农村地区也随之保留了一部分创 业精神。

这几年我一直在鼓吹"印度模式",但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先从印度的失败讲起。在 我看来,印度最大的失败不是它的基本建设和外资,而是农村。更具体地说,印度没有实现任何形式的农村创业高潮:比如印度从来没有过"乡镇 企业"。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经济增长虽达到7%-8%,但它的贫困人口却居高不下,如果按每人每天1美元的生活标准计算,印度有60%的 人口是贫困人口,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10%.

中 国真正的奇迹是农村的成功

在我的新书里,我提出一个观点———中国真正的奇迹是农村的成功,而农村的成 功主要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最成功的地方是曾经有一个不错的农村创业环境———金融逐渐开放、减少国家权力、领导 层的自我节制、尊重农民的意志、乡村选举等等。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看不到诸如"强制拆迁"、"三农危机"等等词汇,也没有像凯恩斯讲 的以"挖沟填沟"来增加GDP的经济发展,但那时的GDP增长速度实际上超过了90年代的速度。而且,中国那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内需, 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逐年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在农村)非常快。中国那时进入了所谓良性发展的道路。

为什么美国金融危机,我们会受这么大的影响?根源还是出在农村问题上。就从经 济政策谈起,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村金融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是90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没有延续80年代的模式。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的 农村金融改革,对当时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当时的决策层认识到农业本身是不能致富的,必须促进农业向非 农业方面转移。这就必须要让农民获得资金,让他们开拓一些非农业的项目,通过对农产品的初加工等方式进行工业化。这是一个良性工业化的道 路。80年代是把批贷款的权力下放的,而到了90年代批贷款的权力又集中收回到了县级农村信用社。90年代的农村贷款,优先农业,非农项 目排在很后面,而这跟80年代的政策正好相反。90年代的政策是让农民在农村种地,而在城市大规模地搞工业园区、吸引外资等等。所以,农 民在90年代获得创业资金是非常困难的,而同时农业的回报率又是很低的,所以他们只能够出售劳动力,而出售劳动力的机会不在农村,是在城 市、在沿海地区,这也就是中国在90年代产生大规模民工迁徙的原因。

90年代的中国农村虽然有非正式的民间金融,但非正式的民间金融的融资成本是 非常高昂的,这就意味着90年代的农村依赖于更昂贵的资金,非正式的民间金融虽然弥补了农村正式金融不足的某些缺点,但它不可能弥补所有 的不足,因此它不是最完全的替代。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想开一家做面条的小店,需要借几百块钱,那是可以依赖非正式的民间金融;但如果想 把企业做大做强,需要借几百万,那就必须依赖正式金融了,所以非正式金融的三块钱和正式金融的一块钱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另外,由于非 正式金融的合同是非法的,很容易产生违约风险,所以,正式金融永远优于非正式金融。从这个角度来看,80年代的农村金融状况是优于90年 代的。即便是现在,中国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和台湾50年代的情况还是差不多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应该关注到这样一个现象:一方面90年代农村创业资金非常紧张,另一方面 当时农村的储蓄率非常高。农村信用社的网点,在1985年的时候是40多万家,而到了90年代末大概只剩下9万家,这么广大的农村地区只 有9万家网点能够提供贷款,农民的储蓄大部分是进入邮政储蓄,而邮政储蓄只能吸纳存款不能贷款。所以,90年代城市向农村的资金流向是负 的。同时,农村居民当时还面临农业税提高,教育、医疗等费用提高等等。所以,农民在农村除了种地没有其他创业机会,只有到城市去打工。

农 村创业环境的恶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

我个人认为,农村创业环境的恶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第一,打击了中国的内 需。90年代农民净收入的年增速是80年代的一半左右(2003年以后农民净收入的增速是80年代的2/3左右)。几亿的农民从消费者变 成生产者,怎么可能不增加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呢?

第二,影响了技术进步。劳力密集产品的发展规律应该是最初是在沿海地区生产, 然后逐渐地向内陆转移。那么,为什么30年来这些企业没有向内陆转移,还停留在广东、浙江、江苏这些地区?而广东的产品结构,80年代生 产成衣,90年代生产电子,然后开始生产汽车,成衣却还在那儿生产,没有转移出去,这是非常反常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就要回到关于中 国劳动力市场的讨论。

在任何国家,地理上最能够流动的因素,不是劳动者,而是资金、技术和机器设 备。但在中国恰恰相反,中国两亿的流动人口从内陆省份迁徙到广东、浙江、江苏。作为广东的企业,劳动力忽然有很大的增加,肯定就意味着劳 动力相对的成本下降,资本相对的成本上升,它们肯定更愿意去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企业没有任何的积极性去提高技术、资金的使用。这 种大规模的劳动力移动,实际上是中国企业经过30年改革还停留在简单加工制造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还有金融体制对研发的影响,资金成本 太高,民营企业很难搞研发。在这种情况下,有理智的企业家,肯定选择那些技术最简单的、劳力最密集的产业。

有些学者认为外资的技术垄断或政府对高技术企业的支持不够等原因造成了这种局 面,我觉得这都只是很次要的原因,根源还是在农村问题上。这方面也可以讲一些我的亲身经历。过去这两年,我主持了一个叫做"中国实验室" 的项目,就是安排我们麻省理工学院的MBA学生去给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做免费咨询。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一些民营的高科技公司,结果 发现这些公司几乎没有管理可言,都是创业的老板一个人说了算。有的企业营业额已经有一定规模了,但还是没有基本的财会和人力资源制度,大 部分决定都是老板随便作出的,而且很多创业者对当今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刚开始,我对此非常吃惊,觉得这种企业未来在宏观经济形势恶化的时 候一定会出大问题,但后来想想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在目前的环境下,中国的公司实际上只是"代工厂",它生产产品时只会考虑如何降低成本。 这些人只会跟着过去的既定模式前进,所以对环境变化是缺乏应变能力的。但反过来想想,在过去几十年的运作中,这些工厂的门口每天都有无数 人在排队找工作,对企业家来说,既然有那么多廉价的劳动力可以雇用,那为什么要费力去建立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或者投资开发新技术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农村的问题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我认为中国经济 具有二元性特点:城市是政府经济,农村是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发展城市经济主要依赖的是政府力量,而发展农村经济则主要依赖了市场的作 用。在时间上,前者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发展战略,而后者则是80年代的发展战略。

中国农村从来都应该是改革的前沿,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村人口庞大,还因为农村 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创业能力和精神。农村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加上农村本身具有的创业能力和精神,所产生的经济有加倍的效益。这个问题要从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状况谈起。我个人认为,农村地区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唯一保留着创业精神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成功,而前 苏联却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了绝大多数的资源和价格,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民营经济和个体户几乎绝迹。但在 农村地区和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没有也无法完全根除私人经济。这即使在计划经济最盛行的年代也做不到,因此农村地区也随之保留了一部分创 业精神。例如在"文革"期间,农村依然残存了自留地和非正式的自由贸易集市。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叫《青松岭》的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讲的就 是有些农民经常把农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而不交给国家。现在想想,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表现,而这样的事情当时在城市是很难看到的, 只有在农村才存在。

俄罗斯采取了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效果并不好,原因并不在于休克疗法本身,而 在于它是在一个没有创业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改革的。前苏联有将近70年的计划经济历史,工业化非常彻底,已经失去了农民的创业精神。这就是 为什么在很多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激进的休克疗法,无法取得很好的效果的原因。中国则正好相反,中国的农民非常具有创业精神,即使 经济改革不是那么激进,也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中国农村所留下的创业能力和精神是中国经济的最大资本。

依 靠政府力量的城市化会带来严重后果

我对中国现在所进行的全部依靠政府力量的城市化非常担心。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 非常关键的条件,就是土地的价格很低,土地归国家所有,一级市场全是被政府垄断的。高楼大厦都是钢筋水泥,如果土地价格很低的话,建筑成 本就会很低,这就刺激了开发商的投资热情,也加大了对原材料的需求。

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动城市化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巴西曾经用15年的时间进行 "强迫工业化",采取的手段跟我们中国非常相似———农民大规模的移民,土地价格很低廉,政府用政治的力量保护开发商,保护工业家的开 发,创造工业园区。巴西得到了十几年经济高速的增长,但是最后经济迅速跨下来。而东亚地区的城市化模式是土地私有化引导的。比如在台湾工 业化的过程中,第一批台湾的富翁中很多都是农民,他们变成富翁以后,要么用土地的收益去创业,要么他们自己变成开发商。中国现在说走中国 独特的路子,其实跟拉美非常相似,造成的问题也非常相似,金融危机、企业竞争能力不强、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稳定等等。

前几年我和国内学者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一般都不以为然。但现在外需垮了,而中 国20年来被外国投资者赞誉的史无前例城市化却没有形成强大的内需,现在这个问题就显示出来了。要正确面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我们必须回 到以人为本的80年代的政治经济模式。

(本文来源:南方网 )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17538&cid=16

060215 《华盛顿观察》周刊 高斯:2006,印度年还是中国年?-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一席谈

[日期:2006-02-15]    来源:《华盛顿观察》周刊  作者:高斯

2006,印度年还是中国年?-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一席谈

高斯文,发表:《华盛顿观察》周刊/第6期(2006年02月15日);学术交流网/世界历史探讨/2006年2月16日转发

在对今年世界经济走势进行展望之际,中、印两国哪国经济会更"火"仍然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印度人远高于其他亚洲国家人均消费水平的倾向,国际看 好印度新兴中产阶级消费对其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一些国际商界领袖认为2006年将是"印度年"。近期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有所下降。2005 年前11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531.27亿美元,同比下降1.9%,暴露出国际投资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顾虑。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黄亚生教授(Yasheng Huang )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专访时说:"印度在'软环境'上的进步克服了诸多在其他方面的不足。虽然印度所获直接投资较少,但却象韩国和日本在70年代 那样通过本土金融市场进行的间接投资和订单合作方式造就了一批有生命力的本土公司。"

黄教授认为,中印最大的区别在于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营资本的法律保护程度。印度的优势在于包括公司治理和金融法规在内的制度基础。

中印发展模式的"龙象之争"

中国推行的是投资拉动式增长,在政府主导下,以对基础设施等大量"硬件"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这样做虽然见效快,但却忽视了改善法律制度等"软 环境",从而未能为私营部门的壮大与有机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中国重外资轻民企的发展模式不仅效率低,而且不公平,对外资优惠实际上是以穷人的钱补贴富人。"黄亚生教授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专访时 说,"中国推行的是投资拉动式增长,见效虽快,但代价是牺牲了对法律制度等'软环境'的建设。而印度对'软环境'的重视使其经济增长更有后劲。"

中国政府与学术界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最近中国对地下金融的调查以及对前几年经济增长统计的调整都反映了政府中努力试图了解实际情况。政府也已 开始通过外部改革,如加入世贸组织,来努力推动内部改革的进展。

黄亚生认为除了金融改革外,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其他制度性调整也很必要。他认为,土地国有政策下政府主导的土地开发,实际上是以公共投资替代了私 人投资。 一个后果是比如90年代中国农民对农田与住宅的投资与80年代比,有所下降。同时,土地所有权的不确定性使农民必须储蓄防老,从而减少了消费,不利于经济 增长。

他警告说:"任何制度改革都要仔细地考虑各种可能的经济与社会影响,如防止在拉美土地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土地侵占现象,但是,改总比不改好。"

黄亚生说:"企业与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印度的金融改革早在90年代初就已开始,对内外资同时开放,不像中国'内外有别',对外开放却对 内限制。直到十多年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印度的金融改革对其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印度的服装业规模远小于中国,但印度服装企业在设计与销售方面的能力使印度纺织品平均出口价比中国高近一倍。中国从洗衣粉、香皂到牙膏的日化产品 市场已经基本被外国品牌所牢牢地占领,但是在印度,宝洁、联合利华这样的跨国公司远没有达到它们在中国获得的市场占有率。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在增加就业和提高国民收入方面虽然相当成功,但我不认为印度的制造业就一定不如中国,因为印度制造业虽然规模小,但附加值高。 现在的国际产业链是两头赚钱,中间不赚钱。中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于加工环节,而印度的制造企业却已经开始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扩展,"黄亚生教授对 《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目前印度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已经开始导致人力成本上升,但其庞大的技术人才培育机制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印度的主要问题不在高等教育,而在基础教育。中国应该发挥自己在基础教育方面的优势,避免重犯印度过去不重视基础教育的错误,而在高等教育方面 也应注意避免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错误,"黄亚生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从七八十年代起在基础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功不可没。但是近年来中国的基础教育水平正在下降,初中辍学率反弹,而印度在意识到 自己的教育一问题以后,已经从90 年代开始大力投资改善国内的基础教育水平。

黄亚生也认为中印两国海外侨资资金流向不同,而导致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潜力不同。

"中国的侨资在任何产业都有,主要是帮助受限制的国内企业融资。印度的侨资则主要集中在高技术领域,以技术与商业管理人才为主的投资者除资金外, 在技术与管理方面也贡献良多, "黄亚生说。

中国的"外资依赖症"

中国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的巨大成功被许多人当作改革的重大成就之一,黄亚生在所著的《出售中国》中,认为中国大量引进外资是国内金 融与法律体系不合理的的表现。因为中国国内金融与法律制度的缺陷制约了本土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致使肥水流入外人田,导致外资企业大举侵入中国。

在一定程度上,外资繁荣是以内资民营企业的损失为代价的,蓬勃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帮助巩固了一种不利于本土企业发展的经济体制,从而使中国经济患 上了"外资依赖症",即外资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例过高。

"这里的症结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即中国不合理的金融与法律体制严重束缚了本土民营企业的发展,从而使外资能够'趁虚而 入',大举抢滩中国市场,"黄亚生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在70年代,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在巴西总出口额中占将近50%,而韩国和香港的比例只有10%左右。黄亚生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类似于拉美,在大量的 跨国公司将加工环节转移到中国,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但却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拉美化"的潜在风险。

虽然黄亚生2003年出版的著作《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这本书中文版刚出版,其中观点已经在中国获得了广泛关注。在美国《外交政策》2003年7月号上发表的,当时同在哈佛大学任教的黄亚生与印裔 教授韩太云(Tarun Khanna)合著的《印度能赶超中国吗?》一文中阐述的就是黄亚生书中的部分观点。该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际上和中、印两国国内都引发了激烈的 争论。中国国内很多人对黄亚生观点的了解主要就是来自这篇文章。

去年10月新星出版社发行了中文版的《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使中国人更全面地了解黄亚生的观点。书中结合大量数据,对外资在华蓬勃发展的制 度性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黄亚生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主要研究国际商业、政治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问题。

《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影响是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与思考。用美国最大的网上书店??亚马逊的一位自称"在大中华地区主 要从事了18年的外国投资相关工作 "的用户的话说,"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主题,就是大量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制度的不足而非长处……对我来说,这一不同寻常的观点 对进行与对华投资有关的重要决策有着非常实际的参考作用,同时,也会对政府与商界的决策产生影响。"

在印度,这本书更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于来自一名华裔学者的褒扬,印度《经济时报》记者吉拉姆?拉马什(Jairam Ramesh)称黄亚生"成为了一些印度人心中的英雄",他的书与文章"在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中获得赞誉"。

高斯,《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 )第6期,2006/02/15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世界历史探讨/2006年2月16日转发


http://blog.163.com/zspp_001/blog/static/162879920071051234990/

070416 21世纪经济报道 黄亚生:有效率的政策是本土企业创新的关键 

2007-11-05 13:02:34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16日 16:33 21世纪经济报道


  有效率的政策是本土企业创新的关键

  ———专访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

  全球25位顶尖华人经济学家访谈系列

  本报记者 谷重庆 北京报道

  ·策划语·

  随着 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重日益上升,但另外还有一方面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那就是中国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出现,从钱 颖一、陈志武、王江到黄亚生、田国强,这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中很大一部分在欧美的一流名校中获得了学术的开端,受到了名师的指导,有的甚至成为了 这些一流名校中的学者。

  在中国经济日益复杂,日益技术化的今天,上至政府决策,下至企业经营,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对决策无疑具有很高的价值。为此,我们特别推出了 "全球25位顶尖华人经济学家访谈系列",将就公平经济机制、金融体系重塑和经济模式转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包括黄亚生、钱颖一和王江等学者进行 访谈,希望由此可以倾听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见解。今天,我们将推出本栏目的第一期,针对内外资企业问题对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进行的访谈。

  (谷重庆)

  近日,关于娃哈哈与法国达能的合资与合作,由于娃哈哈老总宗庆后对达能的"炮轰"而公开化,到底是民族企业的危亡时刻,还是普通的商业纠纷? 在对外开放、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并存的局面中,大众舆论已经参与其中。

  实际上,近年来,虽然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数字仍然稳定在一个高位,但社会舆论对于外资的角色和作用却发生着重新定位的争论。过去关 于外资的提高就业论、输入资金论和技术外溢论等等都在进行重新的梳理,由此引发了对一系列个案的重大争议,例如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凯雷并购徐工 的方案,从85%降到50%,目前又下降到了45%,不但丧失了绝对控股的希望,连对等股份也成为了泡影;而曾经对入主建行不感兴趣的花旗银行, 在经过了与法国兴业银行(62.91,-0.60,-0.94%)的多轮竞购后,最终艰难的拿下了广东发展银行,但其突破单一外资股东入股中资银 行不得超过20%比例限制的计划也成为了梦想。就在今年的两会上,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的议案最终获得了通过,外资超国民待遇的问题正在从讨论问 题变为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自主创新正在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和政府政策的主流。

  在这一过程中,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始终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不但是由于他任教于美国的一流高校,更是由于他多年以来,一直呼吁 中国结束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为内资民营企业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黄教授本人身材瘦削,讲话的时候却是语快声亮,感情色彩颇为强烈。

  尽管曾经多次接受海内外媒体的采访,但经过对话,笔者还是发现舆论对黄亚生的论点存在一些误读,例如黄从来不主张限制外资,而是主张给予优秀 的内资企业以支持。在某种意义上,黄亚生的论述延续了东亚奇迹中对日韩企业赶超战略的分析,而效率以及背后的机制,而非规模,再次成为了其中的核 心论点。

  为此,本报最近专访了来华的黄亚生教授,并请他对内外资以及两税合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1 政策限制创新

  外资本身并不挤压本国企业,而是外资企业进来以后,如果有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它就会挤压本国企业。

  《21世纪》:在经过了多年的争论之后,今年两会终于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未来将是25%的税率,但在过去提出的时候,还曾经有数十家 外资企业反对的情况,您觉得这次成功的原因何在呢?

  黄亚生:我觉得过去的阻力并不在于外资企业方面,而在于一些政府部门的思维方式。本届政府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和口号实际上代表了比较新的思维方 式,这其中首先是强调自主创新。

  另外,我觉得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地方,实际上也是更重要的地方,那就是你真正研究外资企业在中国创造的就业,实际的效果是很小很小的。现 在的政府更强调就业,觉得增加就业对现政府来讲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而在上世纪90年代,就业的重要性明显不如现在,当时的国营企业改革,很多都 是以失业作为代价的。还有就是在当时制定的衡量地方官员业绩的指标里,什么方面都有,规定得非常详细,有经济增长,有外资进入,也有一部分教育方 面的内容,但没有就业。如果现在更强调就业,就必须支持本国的企业,因为本国企业创造就业是最有效的,特别是民营企业,而倾向于就业是改变对内资 和外资企业不同待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1世纪》:有人认为,外资可以带来我们所需要的先进技术,您怎么看?

  黄亚生:有一种观点认为外资会带来技术,实际上效果不是很明显。你去看数据,像上海获得外资很多,浙江没有拿到很多外资,但是你要看这两个地 区企业的创新能力,我觉得上海的企业远远不如浙江的企业。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标准可以来衡量两个地区创新能力的差距,就是企业申请专利的数字,上海 的专利申请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每年相当于浙江的3倍左右,现在还不如浙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上海获得了大规模的外资,实际上本 土企业创新的能力并没有提高。你再看浙江,浙江并没有获得多少外资。

  《21世纪》:您比较的是上海的本土企业和在浙江的本土企业,不包括外资公司在中国申请的专利吧?

  黄亚生:这不包括外国公司在中国获得的专利。现在的情况是,好像外资公司和内资公司每年获得的专利数字大概是50比50的比例。可能上海有很 多的外资公司在那里申请了专利,但这个问题怎么去看呢?第一,所谓专利就是一种垄断,垄断权在外国人手里,不在你本国人手里,所以从中国人自己获 得利益的高度来讲,本国人创造的专利和外国人创造的专利是不同的。

  第二,如果一个地区有很多的外资企业创造专利,而本国的企业却不能创造专利,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21世纪》: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比如说同一地方,外国企业的专利很多,而本国企业的专利不多,能不能推测,实际上外资对内资 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压?

  黄亚生:可能有一定的挤压,但是我觉得就上海而言,是金融和相关法规有问题。如果一个地区的金融体制和法律体制是非常公平的,是根据效益来分 配它的经济资源和金融资源的,那么外国企业很可能会刺激本国企业的创新,也不会产生抵触的效应。现在为什么有抵触的效应呢?可能是因为你本地有一 个不合理的金融体制或者其他法规。

  所以我是从来不赞成限制外资的,因为我觉得外资进来以后会刺激本国企业去创新,刺激本地企业科技能力的发展。但如果我是一个外资公司来北京创 业,然后刺激本国公司去改善技术,引进新的产品。但是本国企业引进新的产品,改善技术是需要资金的,要到外面去借款,如果这个地区的金融制度不合 理,因为是民营企业,或者因为没有很多固定的资产,而拿不到资金,外资也无法起到刺激内资企业提高技术的能力。所以这里面的金融制度和法律制度是 非常重要的,这决定了外资企业对本国企业是一种挤压效应,还是一种刺激效应。

  这方面有一个例子就是广东,广东进入的外资也非常多,但是广东的金融及相关法规,相对来说还是有比较有效率的,所以进入广东的外资对本地的企 业,特别是对本地的民营企业也是一种刺激效应,同样是专利的数据,上海本地企业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广东的本地企业,在专利申请数量上是有巨大 优势的,但到了90年代就不行了。所以你看了上海跟浙江以及上海跟广东的例子就非常能说明问题了。

  外资本身并不挤压本国企业,而是外资企业进来以后,如果有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它就会挤压本国企业。

  2 资源是倾向于国企还是民企?

  在中国衡量一个制度合理不合理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就是你的资源是倾向于民营企业,还是倾向于国有的企业。

  《21世纪》:实际上对于这样一个制度体系,即使没有外资也会照样存在相似的问题。

  黄亚生:没错,照样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金融和法律体制本身合理与否,跟进来多少外资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地区没有进来外资也是歧视本国 企业的话,那本国企业也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质量,提升自己的技术含量。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是在于本国的制度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如果你制度合理,没 有外资你也可以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比如浙江的企业;如果有一个合理的金融制度,即使有了外资也照样可以提升自己的技术含量和产品 质量,比如广东的企业。我现在说的金融制度是广义上的,包括法律等等其他的一些制度。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现在讲要提倡本土企业的创新,提倡本土企业发展科技的实力,主要不在于外资多还是外资少的问题,而在于本身有没有一个有效 率的环境。

  《21世纪》:效率的标准是什么?黄亚生:标准很简单。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全世界最有效率的就是民营企业,就是私营企业。

  在任何国家民营企业都是最有效率的。在中国民营企业穷,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是压制他们的。过去我跟一些官员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讲发展科技 实力,发展产品的更新,觉得民营企业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后来我就给他们举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日本的索尼,美国的微软、戴尔和IBM,它们都是 民营企业。推动技术进步的,推动经济发展唯一的途径就是民营企业。所以在中国衡量一个制度合理不合理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就是你的资源是倾向于民 营企业,还是倾向于国有的企业。

  中国的一些制度这么多年一直扶持没有效率的国营企业,比如这个问题在上海曾是非常严重的,在这么一个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当然没有能力提高自 己的技术含量和产品更新。比如说银行的贷款是依赖于抵押,还是依赖未来的现金流,一个好的银行制度都是看重未来的现金流,而不是看重企业此时此刻 拥有的固定资产。而中国现在的银行制度基本上是一种抵押贷款的运作形式。而抵押贷款表面上公平,任何企业如果想到银行来贷款都需要抵押,但是实际 上是扶持了国营企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资产分配大部分还是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当然它最有能力把它的资产作为抵押品来进行贷款,私营企业因为 刚刚发展必然没有那么多的资产,所以抵押贷款本身就是一种歧视。

  《21世纪》:我想您更进一步的意思是政策应该有利于有效率的治理结构合理的民营企业,对吗?

  黄亚生:对。

  3 公平商业环境最重要

  如果不更积极支持民营经济的话,即使是两税合一,也达不到在韩国和其他周边国家我所看到的那种效果。

  《21世纪》:那国内争论多年的外资企业技术外溢论实际上的关键在于国内是否有一个公平有效的环境?

  黄亚生:对。我觉得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这么去思考:在什么条件下更容易发生技术外溢,在什么条件下不容易发生。

  所有关于外资和内资的讨论,都不能离开中国本身的金融制度和经济制度来讨论。外资是否有技术外溢效应的问题,经济学是有研究证明的,当一个国 家的金融制度比较合理,比较有效率的时候,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就比较大,当一个国家没有合理的金融制度的时候,外资所起的外溢效果就比较小,甚至 没有。这是第一点。

  第二,过去我们总是强调外国直接投资,好像给人一种印象,只有外国直接投资,才能带来技术外溢的效果,或者才能带来技术转移,这种观点是非常 错误的。为什么呢?你看世界上到现在为止,最能够成功的从国外吸收技术的国家是哪些?韩国和日本。它们都不是靠外国直接投资获得技术的,而是靠合 同方式来获得的。合同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到外面去买技术。比如说一个中国的企业想从一个外国企业那里获得技术,那么有两种途径。一个就是中国传统 认为的办法,也就是说你到我这儿来搞合资,你50%,我50%,然后你交给我这个,交给我那个等等,这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还有一种途径,我是 一个国内的企业,你有一个技术,我和你商议能不能租用你这个技术,租用多少年,然后付租金,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就是我用高薪把你关键的技术人员给 你抢过来,这是第二个办法。

  第三个办法是我把你收购过来,这都是出口资金获得技术,而不是进口资金获得技术,现在为止最成功的方式都是后面的那几种。韩国企业在上世纪 70年代的时候开始搞半导体,那时候韩国不是让英特尔公司、德州仪器来搞合资,它们到美国去把那些非常小的、搞半导体实验的公司给买下来,把其中 的技术吸收进来,把对方的技术人员雇佣过来,是用这种办法来吸收技术的。直到现在,这还是更划算,而且更成功的一条路子。

  再来看日本企业,日本的汽车工业分两种。一种是早期通过外资来获得技术的,一种是通过合同方式获得技术的。到现在为止最成功的日本汽车公司都 是通过合同方式获得技术的,比如说丰田公司。日本尼桑公司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搞合资,丰田不搞,丰田当时认为自己一定要把这些技术学会,宁 可花高薪去请外国的老师教会自己这些技术,也不跟外国公司去合资。如今,在包括业绩在内的各个方面丰田绝对比尼桑优越得多。

  我们上世纪90年代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认为只有合资才能获得技术,这种看法没有任何道理。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用合同方式去获得技术的 话,这对你本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21世纪》:是的,似乎这些后发的自主创新企业,往往都是在很出色的民族企业家的带领下艰难成长起来的,国营企业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黄亚生:说来说去最后又说到企业所有制的问题了。我们过去说学习韩国的模式,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有去学他———韩国这些成功的企业全是民营企 业、家族式的企业。这些人当时瞄准了日本,希望赶超日本。他们那种精神在国营企业是很难看到的。

  像现代汽车在它刚刚开始搞汽车的时候,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韩国人去全世界十几个企业买技术,然后到英国、到意大利用高薪去聘请退休的 工程师来给他们搞科研。国营企业会这样做吗?所以怎么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

  在我看来,恰恰是很多的浙江民营企业,有韩国企业的那种精神。我了解到很多的民营企业都是到国营企业去挖人,挖技术人员,甚至是厂长。但是中 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在上世纪80、90年代,运营环境是很艰难的。它这么做的效果是有限的,它可能顶多雇一个重庆国营企业的技术人员,但是根本不可 能到美国去雇人,不可能到德国去雇人,它哪儿有这个贷款?外汇额度都拿不到。所以说到最后还是本国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我对两税合一的态度,一方 面感到高兴。但是第二方面我还是提出,如果不更积极支持民营经济的话,即使是两税合一,也达不到在韩国和其他周边国家我所看到的那种效果。

  《21世纪》:过去我们经常提外商直接投资的数字,现在说要提高引入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您怎么看待这个新的说法?

  黄亚生: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如果我对中国过去的外资有所肯定的话,恰恰是因为过去中国的外资有很多是低技术的外资。我为什么这么讲?这些 低技术外资的资金给了民营企业,实际上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中国很多生产低技术产品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它们是无法获得资金的,所以这些 香港来的、台湾来的生产低技术产品的资本,恰恰是给中国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金渠道。如果我们现在片面的强调,只吸引西方的跨国公司, 只吸引欧美的高技术公司,而同时又不去改变自己的金融制度,很可能受害者之一就是中国那些从事服装业和鞋袜业的民营企业,所以我是不太赞成的。

  这个口号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去执行,是不是又会去搞一种行政上的审批,然后审批外资技术含量,如果那么做的话我是非常不赞成的。但是如果提出这 个口号是说,两税合一以后,改善我们自己的金融环境,改善我们的经营制度,最后外资的质量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提高,那我是同意这种说法的。如果中国 改善了自己的经营制度,又改善了税收的不合理性,那么自然而然外资就会变成高技术的外资。

  比如印度的外资,从进入的量上是远远不如进入中国的那么大的,但是印度外资技术含量肯定是比中国高。为什么呢?因为印度的民营企业不需要通过 外资来获得资金,本国银行也可以给它获得资金,所以它对低技术外资没有这种需求,如果没有需求,等于价格是零,价格是零的话那些外资就自然而然不 会进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去看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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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05 商业周刊 黄亚生:印度可能靠民营企业打败中国! 

2007-11-05 12:48:18
本篇文章摘自: 商业周刊第 922 期
整理者:林孟仪、曾如莹


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副教授黄亚生

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副教授黄亚生提出警示,如果中国再不协助民营企业发展,光靠外资,无法保证未来不被印度超越……

七月八日,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副教授黄亚生应时代基金会执行长徐小波与《商业周刊》发行人金惟纯的邀请,抵台演讲「中国与印度民营企业的跃 升」。

黄亚生一直是探讨中国与印度这场「龙象之争」的知名国际学者,他于二○○三年七月与哈佛大学商学院印度裔教授韩太云(Tarun Khanna),在美国《外交政策》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标题醒目的文章《印度能超越中国吗?》引起英、美媒体的报导,并掀起中国大陆网站上的诸多论战。

延续《商业周刊》上半年制作金砖四国专题报导的热潮,亚洲这两大初醒的邻国未来的优胜劣败,使演讲当天吸引了各界人士云集,如群益集团董事长陈田 文、两岸共同基金会董事长萧万长,还出现新光投信董事长特助吴昕嫒、永丰余集团策略整合中心协理何奕达等企业第三代出席聆听。

黄亚生指出,印度基础硬件建设差、文盲率高、又有阶级种姓制度,使得吸引外资的能力远不如中国。

但印度自一九九一年进行经济改革,不靠外资,而在金融体系、法律制度上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发展,虽然整体经济发展数字不如中国,但是却能培养出世界 级且投资报酬率高的软件公司。

政策独厚外资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受阻

反观中国,却因政策与金融体系偏厚国营企业与外资,民营企业不能获得充足的国内资金发展技术,无法进行产业升级,易沦为投机或低阶制造业。黄亚生 认为,只有靠内资帮助民营企业,中国未来才能保持领先于印度。以下为专访摘要:

《商业周刊》问(以下简称问):你认为中国和印度竞争力最大的差异在哪里里?

黄亚生答(以下简称答):印度由于英国留下来的传统,及一九九一年的经济改革后,非常重视私人企业创业的环境。中国搞改革开放比印度早十几年(中 国在一九七八年开始改革),但主要着眼国有企业改革和外资开放,没有重视民营企业的环境。
    
问:从哪里些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不重视民营企业?

答:从一个例子可以知道中国忽略民营企业的做法。二○○四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提出对私有投资者的产权保护,而外资企业却在一九八二年便 已获得同样的保护,两者相差了十几年!

再以中国官方资料来看,一九九八年,民营企业占中国总投资的一%都不到,二○○二年,民营企业占总投资一·四%。但是,二○○三年中国的民营企业 创造四千八百万个就业机会,外资企业拿到的贷款是中国民营企业投资的好几倍,但是在中国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只有八百六十万,还不及中国民营企业的五 分之一。可见中国本土银行明显向外资倾斜。中国民营企业很难拿到官方贷款,因为国有银行绝大部分贷款给国营企业,而且在中国,民间贷款的利率相当 于官方的三、四倍。

一九八○年代,平均有二五%的民营企业获得官方贷款,到了九○年代,平均只有一九%获得官方的贷款。民营企业拿不到官方贷款,只能转向民间贷款。 依赖民间贷款有个缺点,只能办一个小的企业,假设你要办一间大规模、有技术性的公司,不可能只依赖民间贷款。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一流企业的原因。

软件环境优越 印度民营企业进军全球

问:那印度的情况呢?

答:投资需要资金,假设储蓄率不高,便很难有投资,印度的储蓄率只有中国的五○%,吸引到的外资也只有中国的一○%;可以说印度每年吸引的外资, 还不如一个上海。虽然吸引外资不如中国,但印度对民营企业产权保护,金融体系对民营企业支持比中国强,这两个关键环节上,印度超前中国。因此印度 已经出现一些世界级公司。

如印度软件公司Infosys,在一九八○年代成立,是由七个企业家共同创业,八○年代当公司只有十万美元营收时,却能向国内银行获得一百万美元 的贷款,扩大技术规模,到了一九九三年能在孟买股票市场上市,一九九九年在美国那斯达克上市。

中印的发展说明了,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一定要靠外资,只要提供优越的软件环境给民营企业,就可以让经济持续成长。如果中国再不帮助民营企业,印度可 能超越中国,就不是问句,而是肯定句了!

问:所以你认为大陆政府把相当多的资源放在外资企业上?

答:他相当多的资源放在吸引外资上面,这个资源不光财政方面,还有政策方面的资源,比如说对外资企业实行税收方面的政策,还有对审批土地、市场经 营等等;很多对外资企业的条件,远远超过对民营企业的条件,前中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田纪云也公开承认这个问题。

问:但中国政府优先照顾外资会不会是一种必要之恶?因为中国政府能藉由引进外资,刺激或利用外资扶持民营企业?

答:很多人认为我反对外资,我一点都不反对外资,我是反对一个国家对外资企业开放的同时,又不对国内最有效率的内资企业开放。我一直强调千万不要 限制外资,但应该想尽办法提高内资企业的能力。我觉得外资九○年代快速进入中国,这样的话使得很多地方政府不是那么愿意去依赖地方资本,因为他觉 得靠外资就可以了。而印度正好相反,印度获得的外资不多,所以迫使它们发展自己的民营企业。

问:从去年开始,大陆政府一直希望民营企业走出去,到香港上市,到海外筹资,你觉得这是大陆政府将发展民营企业的责任推给外资吗?这是好是坏?

独尊外资 却不给内资同等机会

答:当然是不好的(提高音量)!因为任何的企业,依赖外来投资者,首先他对你不是非常了解,因为他投资你,是看在中国概念;「你是什么企业」,他 根本不关心。

你可能是很好的民营企业,旁边是非常差的国营企业,同样在香港或纽约上市,两家受到的待遇完全一样,外资只把你当中国的概念来看,他根本不做区 分,但是你在国内上市就不一样了,国内投资者对你非常了解。

问:所以您认为,中国企业到海外上市会模糊企业的价值?

答:你说的是正确的。你为什么要靠外国人买你的股票,不靠浙江温州的人买你的股票?我反对的是「仅」依赖外资,我一点都不反对依赖外资本身。例如 青岛啤酒,为何不卖给中国国内的民营企业家,或者是创造一个竞争市场,外国企业家可以买,国内企业家也可以买?最终还是外国企业家把青岛啤酒给买 去了。但现在一个民营企业要去买青岛啤酒,这本身在政治上不允许的,这是「私有化」,引进外资就叫引进先进技术,即便外国资金本身也是私人企业! 但我相信,外资能对国营企业做的改变,中国内的民营企业也能做。雇用专业经理人是很便宜的,但你出让股权是永久的出让,是很昂贵的。

开放民营竞争 中国产业才能加速升级

问:但今天开放内资,对外资会不会造成排挤的作用?把投资缝隙填补住了?

答:实际上,台湾中下游的企业,为什么在中国做得这么好呢?就是在中国,本来可以跟台湾企业竞争的民营企业没有发展起来,缺乏资金,所以有一个巨 大的空间就让出来了,所以有很多外资企业包括台湾、香港和其它国家,在中国发现巨大的空间。

因此开放内资,第一个作用可能是排挤的,因为这个「缝」就填住了,但是这个问题不能狭隘的去看。如果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就会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后 市场的量就会增加,增加产品的需求,这些需求由谁来满足?还是外资企业去满足。对外资来讲可能只有宏观的条件改善了,但也会帮助外资,我觉得只有 这种情况下,才会比较理想。

问:若民营企业的环境不改善的话,中国的产业未来会变得怎么样?

答:民营企业还是会发展起来,但在一个很坏的环境下可能出现畸形的发展;象是会去搞一些短时间quick profit(快速获利)的发展,变得比较投机,规模也做不大,只能生产低廉、低阶的东西。

问:意思是,如果不好好发展民营企业,大陆将面临产业无法升级的问题?

答:对,他就永远不可能做,你说现在看到温州很多鞋业,做到一定程度上,不是在升级。

他做什么?他去转业、去搞房地产,而不是说像日本、台湾的产业去做high end(高阶)的东西。high end对资金产业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如果中国不改革的话,这种状况就会继续下去,产业就无法升级,中国现在已经面临到这些问题。

这样使得中国搞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却无法产业升级,出现世界级一流的企业,真正进到国际体系里去!

问:所以您认为大陆政府应该给民营企业更自由、更开放、更平等的环境,放手给市场?

答:对,总归一句话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你要相信市场,相信民营企业,你给他一个环境他就可以生长,自由竞争,大家就不会在低等产品上竞争,自然会 寻求比较高级技术上去把对手打败,因为这就是竞争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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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116 《21世纪》 黄亚生访谈 多对本土资本说是 

2006-11-16 11:57:21

作者:华观发 谷重庆

      银行的方案,两税合并更是日益成为了政策和立法的重点。近年来,针对外资在中国的角色以及效果问题,全国掀起了广泛的讨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跨国公司将自己的生产链延伸到了全球各地,目标只有一个——利润最大化。巧合的是,中国在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受到东亚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出口加工业成为了优先发展的重点之一,而在资本等要素匮乏的情况下,外资显然是一个现实的选 择。两者的结合曾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现有的财政制度和官员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普遍将招商引资作为考核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为了吸引外资,地方政府普遍使用了廉价土地和税收的 方式,但由此也带来了生产要素的扭曲,造成了对内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恶化了国内的整体经济环境,而这对长远来看显然是不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 现在这种吸引外资的方式,是既牺牲了公平,也危害了效率。
  为此,本期我们专访了对此颇有研究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
  中国还没有"绿地外资"
  《21世纪》:有观点认为,外资已经过多的进入了中国,反对外资再汹涌进入中国的声音也越来越强。作为较早提出要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反 思的学者,您关注到了这一变化了吗?
  黄亚生: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2003年,当时这个话题还没有现在这么热。我总觉得大家有一个理解上的偏差。在国内,人们总认为这是一个外 资进入多还是少的问题。
  可事实上,中国引进外资在1995年就已经很厉害了。在我写的那本书(《销售中国》)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数据。
  实际上,我并不是要反对引进外资,限制外资在中国的发展。我是反对国内在引进外资的时候,压抑国内资本的发展。
  《21世纪》:以这个角度,您是怎么看待凯雷收购徐工案中的问题?
  黄亚生:凯雷的这个收购,跟此前外资在中国的所有收购事实上没有大的不同,惟一的区别就是凯雷是收购徐工机械本身。但这种收购行为在中国绝对 不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过去只是不收购母公司,而是收购母公司的资产,是把母公司变成一个空架构。其实,从纯经济效益上来讲,这就是一种收购行 为。但之前,我们更多的把这种收购看成是所谓的"绿地外资"收购。
  《21世纪》:什么是"绿地外资"?
  黄亚生:"绿地外资"严格意义上的解释就是两家企业,你做A,我做B,我们联合起来去做C,双方共同开发一个新的产品,你也不生产这个,我也 不生产这个,我们双方合作生产一个新的产品,互担风险。
  但事实上,这种意义上的合资,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过去中国所谓的收购行为事实上全是挂在合资名下进行的,只不过凯雷这次更明显一点,不光 是收购这个企业的资产,把整个企业公司的品牌都收购了。
  事实上,品牌收购在1990年代是一直存在的,像孔雀电视,在1980年代、1990年代初的时候在中国还算新鲜,后来这个品牌都没有了,到 哪儿去了呢?都到飞利浦那里去了,它给消灭掉了。
  跨国公司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或者收购你的企业,或者收购你的资产,再加上收购你的品牌,一般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你这个品牌。
  这恰恰不是"绿地外资",不是双方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品牌或者是新的产品,所以它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凯雷的收购和1990年代 大大小小的,什么飞利浦在中国投资等等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只不过现在好像觉得外资开始收购了。
  安全的收益现在还是将来
  《21世纪》:此次徐工被收购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徐工是民族品牌。
  黄亚生:我现在问你,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孔雀是民族品牌?大家都不提这些了,因为它已经消失了,大家都记不住了。
  而徐工的被收购绝对不是一个新发生的事情,这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实行的这种欢迎外资,压抑自己最民族企业带来的一个后果。
  所谓最民族的企业就是民营的私有企业。只不过现在外资企业已经在中国做的盘子这么大,中国政府由于在民营化方面更加开放,所以允许外资企业收 购整个公司了,惟一的区别就是这个。我觉得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认识,这种行为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这是一直在发生的 事情。
  《21世纪》:似乎很难理解徐工交出控制权。
  黄亚生: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最近,美国的电器连锁商百思买控股了中国民营公司五星电器51%的股权。这在中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一个企业家在自己的企业成长得很好,在这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9%~10%的时候,愿意把自己超过51%的股权卖给外资企 业,在其他国家我们是根本看不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任何一个企业家不管是从经济目的出发,还是从个人野心出发,都是不愿把控制权交出去 的。
  《21世纪》: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黄亚生:百思买在全世界是最大的电器连锁商,但是它成立的时间却并不很长,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很小的企业,你能想象在百思买成长很快的 时候,美国经济发展很快的时候,创业者愿意把自己的股权出让给一个日本企业、一个德国企业吗?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个事情恰恰在中国发生了。
  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宏观看来,一切指标非常好,微观上企业家却对自己的发展没有信心,要套现,所以这种现象一定要说到本质上,就是实 际上企业家是没有信心的,他认为在此时此刻拿到的收益要比将来拿到的收益大。
  《21世纪》:但是在1998年左右的几年间,大批集体和中小国有企业改制为了民营公司。这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私人资本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 的挤压。那您怎么看呢?
  黄亚生:这种企业发展的模型是非常畸形的,事实上,任何一个企业家都不愿意管理一个非正常运转的公司。反而,这个时候外资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 用。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了给自己的企业正名,往往是希望把自己的公司转成一个外资企业。
  我个人认识的国外战略投资者到中国来投资也就是用这种语言跟中国的企业家讲的,变成我给你投资,不仅仅带来钱、也给你正了名、法律上的正名。
  要是一个几千人的企业,管出口业务,要银行贷款,你老是做这种黑色、灰色的经济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资政策,而在于内资政策,我老是想讲这个观点,这不是说限制外资还是鼓励外资的问题,而是限制有效的内资 企业还是鼓励它发展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全在于民营企业家对将来的收益能够获得保障是否有信心,如果他没有的话,像刚才讲的五星电器这些企业的行为 是非常合理的。
  鼓励?限制?
  《21世纪》:你觉得中国在内资政策上,哪些观念或者是哪些大的方向上需要注意?
  黄亚生:现在比较通常的说法并不是我们的银行不向民营企业贷款,而是因为这些企业偷税漏税,他们做的账不清楚。但现在我们这么去想这个问题, 考虑到违规成本,任何一个企业家都愿意正常发展,他也不愿意偷税漏税。况且,民营的中小企业在任何国家都有一个信息不完备,怎么监督的问题,并不 是中国独有的,为什么人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恰恰在中国却解决不了?而且,在中国一碰到这些问题就觉得这些私营企业家不规范等等。
  解决他们做假账、偷税漏税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是技术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我相信所谓做假账,如果让一个民营的银行家去对待这个事情, 他总会想到办法的。
  相比较来讲,美国政府算是对市场干涉很少的,但恰恰在小企业贷款上,政府往往是出面进行一定的担保。中国正好做相反的事情,那些最不需要担保 的国有大企业,总是要给它担保。而那些处于创业期间的小企业,最需要担保,反而我们不给它担保。
  《21世纪》:在西部和东北某些地方,每一个县或者市里都有专门一批招商引资的人活跃在沿海各地,为了吸引外资,他们很多以政府担保的形式给 外资以土地和税收上的优惠政策引起了很多争议,您怎么看呢?
  黄亚生: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把招商引资作为地方政府考察的一部分,而把扩大就业作为一部分。只要是把扩大就业作为它考核指标的一部分,这 些地方官员肯定要支持民营企业,因为你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就业的效率和外资企业就业的效率是不可比的,给民营企业一块钱,它的就业效率要高于外资 企业大概3倍、4倍、5倍。很多人是不看比例数字,我们国家十几年大规模引进外资,给它们免费土地,给它们三减两免,给这个给那个,总共创造的就 业机会,到现在为止1000万,可能还不到。而在农村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企业是1.8亿的就业数量,拿那么少的资源创造了这么多的就业机 会。
  因此,我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全面禁止地方政府采取土地和税收的方式去吸引外资,但我并不是说不让他们吸引外资。这么想,把免费提供土地的权力取 消掉,这时候他还是要竞争去引进外资的,怎么去竞争呢?提高给外商企业的服务,克制自己官僚主义的行为,克服腐败的行为等等,你要迫使地方政府在 那方面增强竞争,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是一个非常良性的竞争,如果不批准土地和税收的政策优惠,让它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政府工作的效率,那多好。所以 我认为应该全部取消,然后在它考核的指标里把就业放在第一位。
  《21世纪》:这两年,我了解到您一直在江浙进行考察,您是如何看待江浙经济发展的模式,特别是他们在对待外资和内资的政策?
  黄亚生:我对浙江做了很多研究,不仅是在那儿跑,而且一直查上世纪80年代的这些材料,研究浙江并不能够只看它2005、2006年的情况, 研究浙江一定要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看。我采取讲故事的方式,在国内比较通行的看法认为浙江的发展是与它的文化有关,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浙江的这些文化在江苏那一带就有,从历史上来看,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企业家30%是浙江来的,30%是江苏来的,剩下的是本地的,江苏和浙江从 文化上没有任何区别,为什么后来他们发展的途径这么不一样?这是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们政策上的不一样有关,我现在不能解释为什么当时是 不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温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市委书记叫袁芳烈。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他做了几件事情直接地保护了私营企业的权益。 第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温州有八个企业家,当时都做到很大的规模,被政府抓起来了,说他们是投机倒把。袁芳烈来了以后进行调查,非常大胆,把这8个人 全都放了,在温州自己的地方报纸上说政府这件事为什么做错了,进行检讨。这件事情使地方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对他们产权的保护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第二件事情,在温州那一带,并不是浙江所有的地区,跟江苏不一样。温州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被中央政府认定为金融实验区,它里面的条条框框 也是很多的,但是稍微有一点灵活性,温州没有全面取消地下金融,而江苏地下金融从历史上来看跟浙江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江苏全面 取消了地下金融,这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差别。温州的民营企业靠地下金融起家,而江苏的民营企业不易获得融资。
  印度的成功在于没有限制内资
  《21世纪》:你一直是做印度研究,你为了说明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的问题。曾经找出了印度与我们进行比较。印度对外资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他们 限制外资吗?
  黄亚生:限制?如果一个一个去比的话,很难说印度是更限制外资的,但是印度跟我们的区别是企业家到印度参观访问,不会用警车开路,不会对外资 企业有额外的补贴。我一直在跟别人讲,中印对外资的政策不在于一个限制一个不限制,而在于一个补贴一个不补贴。从外资进入的难易程度来讲,以前我 见到一个法国的汽车总裁,他跟我讲,上世纪90年代跟中国谈在中国设厂的事情,谈了9年没谈成,而在印度谈了9个月谈成了。
  《21世纪》:关于可口可乐今年在印度发生的事情,您是怎么看?从这件事,似乎印度要比中国限制外资?
  黄亚生:谈到可口可乐,我觉得是今年非常大的事情。但不能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可口可乐在印度设厂要履行的官僚方面的手续要比中国更繁杂。从 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更认为印度对外资更开放,中国很多外资生产产品是外销的,那边很多生产的产品是内销的,所以我不赞成觉得印度的成功是因为它限 制外资的看法的,印度成功最主要的是因为没有限制内资。
  《21世纪》:你曾经说过,你更看好印度发展模式,甚至你认为印度会在20年后赶上中国。你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吗?
  黄亚生:我最关心的是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哪个更具借鉴意义,我觉得作为一个穷国来讲,作为一个不发达国家来讲,印度这种模式 更有竞争力。我总是跟别人讲这个问题,别人总是说印度不如我们中国,没有铁路,没有高速公路,没有机场,什么都是破破的,投资率这么低,储蓄率这么低。但 反过来说,这么差的条件,印度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的2%,到80年代的4%,90年代的6%,去年8.9%,这么差的环境,GDP增长率有这 样的水平是很了不起的。
  相反,我们中国需要这么大规模的投资才能达到9%、10%,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的效率差。所以我觉得所谓有借鉴的意义是这个经济模式是有效率的 还是没有效率的,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上来看,有没有效率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它能够进行多少投资,也不是它能够吸引多少外资。只要你这个 国家有效率,不吸引外资也能发展,这个国家没有效率,吸引外资也发展不了,巴西、墨西哥都是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吸引外资非常多的,结果都没 有发展。我比较担心的是拉美化,贫富不均,被关注但不能被制止的掠夺,这在上世纪70年代的拉美是普遍现象。


http://blog.163.com/zspp_001/blog/static/1628799200793014851811/

 《21世纪》专访黄亚生:多对本土资 本说是

2007-10-30 13:48:51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

专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

  凯雷已经将收购徐工股份的比例降到了50%,而花旗也修改了竞购广发银行的方案,两税合并更是日益成为了政策和立法的重点。近年来,针对外资 在中国的角色以及效果问题,全国掀起了广泛的讨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跨国公司将自己的生产链延伸到了全球各地,目标只有一个——利润最大化。巧合的是,中国在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受到东亚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出口加工业成为了优先发展的重点之一,而在资本等要素匮乏的情况下,外资显然是一个现实的选 择。两者的结合曾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现有的财政制度和官员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普遍将招商引资作为考核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为了吸引外资,地方政府普遍使用了廉价土地和税收的 方式,但由此也带来了生产要素的扭曲,造成了对内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恶化了国内的整体经济环境,而这对长远来看显然是不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 现在这种吸引外资的方式,是既牺牲了公平,也危害了效率。

  为此,本期我们专访了对此颇有研究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

  中国还没有"绿地外资"

  《21世纪》:有观点认为,外资已经过多的进入了中国,反对外资再汹涌进入中国的声音也越来越强。作为较早提出要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反 思的学者,您关注到了这一变化了吗?

  黄亚生: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2003年,当时这个话题还没有现在这么热。我总觉得大家有一个理解上的偏差。在国内,人们总认为这是一个外 资进入多还是少的问题。

  可事实上,中国引进外资在1995年就已经很厉害了。在我写的那本书(《销售中国》)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数据。

  实际上,我并不是要反对引进外资,限制外资在中国的发展。我是反对国内在引进外资的时候,压抑国内资本的发展。

  《21世纪》:以这个角度,您是怎么看待凯雷收购徐工案中的问题?

  黄亚生:凯雷的这个收购,跟此前外资在中国的所有收购事实上没有大的不同,惟一的区别就是凯雷是收购徐工机械本身。但这种收购行为在中国绝对 不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过去只是不收购母公司,而是收购母公司的资产,是把母公司变成一个空架构。其实,从纯经济效益上来讲,这就是一种收购行 为。但之前,我们更多的把这种收购看成是所谓的"绿地外资"收购。

  《21世纪》:什么是"绿地外资"?

  黄亚生:"绿地外资"严格意义上的解释就是两家企业,你做A,我做B,我们联合起来去做C,双方共同开发一个新的产品,你也不生产这个,我也 不生产这个,我们双方合作生产一个新的产品,互担风险。

  但事实上,这种意义上的合资,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过去中国所谓的收购行为事实上全是挂在合资名下进行的,只不过凯雷这次更明显一点,不光 是收购这个企业的资产,把整个企业公司的品牌都收购了。

  事实上,品牌收购在1990年代是一直存在的,像孔雀电视,在1980年代、1990年代初的时候在中国还算新鲜,后来这个品牌都没有了,到 哪儿去了呢?都到飞利浦那里去了,它给消灭掉了。

  跨国公司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或者收购你的企业,或者收购你的资产,再加上收购你的品牌,一般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你这个品牌。

  这恰恰不是"绿地外资",不是双方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品牌或者是新的产品,所以它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凯雷的收购和1990年代 大大小小的,什么飞利浦在中国投资等等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只不过现在好像觉得外资开始收购了。

  安全的收益现在还是将来

  《21世纪》:此次徐工被收购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徐工是民族品牌。

  黄亚生:我现在问你,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孔雀是民族品牌?大家都不提这些了,因为它已经消失了,大家都记不住了。

  而徐工的被收购绝对不是一个新发生的事情,这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实行的这种欢迎外资,压抑自己最民族企业带来的一个后果。

  所谓最民族的企业就是民营的私有企业。只不过现在外资企业已经在中国做的盘子这么大,中国政府由于在民营化方面更加开放,所以允许外资企业收 购整个公司了,惟一的区别就是这个。我觉得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认识,这种行为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这是一直在发生的 事情。

  《21世纪》:似乎很难理解徐工交出控制权。

  黄亚生: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最近,美国的电器连锁商百思买控股了中国民营公司五星电器51%的股权。这在中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一个企业家在自己的企业成长得很好,在这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9%~10%的时候,愿意把自己超过51%的股权卖给外资企 业,在其他国家我们是根本看不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任何一个企业家不管是从经济目的出发,还是从个人野心出发,都是不愿把控制权交出去 的。

  《21世纪》: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黄亚生:百思买在全世界是最大的电器连锁商,但是它成立的时间却并不很长,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很小的企业,你能想象在百思买成长很快的 时候,美国经济发展很快的时候,创业者愿意把自己的股权出让给一个日本企业、一个德国企业吗?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个事情恰恰在中国发生了。

  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宏观看来,一切指标非常好,微观上企业家却对自己的发展没有信心,要套现,所以这种现象一定要说到本质上,就是实 际上企业家是没有信心的,他认为在此时此刻拿到的收益要比将来拿到的收益大。

  《21世纪》:但是在1998年左右的几年间,大批集体和中小国有企业改制为了民营公司。这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私人资本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 的挤压。那您怎么看呢?

  黄亚生:这种企业发展的模型是非常畸形的,事实上,任何一个企业家都不愿意管理一个非正常运转的公司。反而,这个时候外资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 用。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了给自己的企业正名,往往是希望把自己的公司转成一个外资企业。

  我个人认识的国外战略投资者到中国来投资也就是用这种语言跟中国的企业家讲的,变成我给你投资,不仅仅带来钱、也给你正了名、法律上的正名。

  要是一个几千人的企业,管出口业务,要银行贷款,你老是做这种黑色、灰色的经济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资政策,而在于内资政策,我老是想讲这个观点,这不是说限制外资还是鼓励外资的问题,而是限制有效的内资 企业还是鼓励它发展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全在于民营企业家对将来的收益能够获得保障是否有信心,如果他没有的话,像刚才讲的五星电器这些企业的行为 是非常合理的。

  鼓励?限制?

  《21世纪》:你觉得中国在内资政策上,哪些观念或者是哪些大的方向上需要注意?

  黄亚生:现在比较通常的说法并不是我们的银行不向民营企业贷款,而是因为这些企业偷税漏税,他们做的账不清楚。但现在我们这么去想这个问题, 考虑到违规成本,任何一个企业家都愿意正常发展,他也不愿意偷税漏税。况且,民营的中小企业在任何国家都有一个信息不完备,怎么监督的问题,并不 是中国独有的,为什么人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恰恰在中国却解决不了?而且,在中国一碰到这些问题就觉得这些私营企业家不规范等等。

  解决他们做假账、偷税漏税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是技术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我相信所谓做假账,如果让一个民营的银行家去对待这个事情, 他总会想到办法的。

  相比较来讲,美国政府算是对市场干涉很少的,但恰恰在小企业贷款上,政府往往是出面进行一定的担保。中国正好做相反的事情,那些最不需要担保 的国有大企业,总是要给它担保。而那些处于创业期间的小企业,最需要担保,反而我们不给它担保。

  《21世纪》:在西部和东北某些地方,每一个县或者市里都有专门一批招商引资的人活跃在沿海各地,为了吸引外资,他们很多以政府担保的形式给 外资以土地和税收上的优惠政策引起了很多争议,您怎么看呢?

  黄亚生: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把招商引资作为地方政府考察的一部分,而把扩大就业作为一部分。只要是把扩大就业作为它考核指标的一部分,这 些地方官员肯定要支持民营企业,因为你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就业的效率和外资企业就业的效率是不可比的,给民营企业一块钱,它的就业效率要高于外资 企业大概3倍、4倍、5倍。很多人是不看比例数字,我们国家十几年大规模引进外资,给它们免费土地,给它们三减两免,给这个给那个,总共创造的就 业机会,到现在为止1000万,可能还不到。而在农村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企业是1.8亿的就业数量,拿那么少的资源创造了这么多的就业机 会。

  因此,我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全面禁止地方政府采取土地和税收的方式去吸引外资,但我并不是说不让他们吸引外资。这么想,把免费提供土地的权力取 消掉,这时候他还是要竞争去引进外资的,怎么去竞争呢?提高给外商企业的服务,克制自己官僚主义的行为,克服腐败的行为等等,你要迫使地方政府在 那方面增强竞争,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是一个非常良性的竞争,如果不批准土地和税收的政策优惠,让它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政府工作的效率,那多好。所以 我认为应该全部取消,然后在它考核的指标里把就业放在第一位。

  《21世纪》:这两年,我了解到您一直在江浙进行考察,您是如何看待江浙经济发展的模式,特别是他们在对待外资和内资的政策?

  黄亚生:我对浙江做了很多研究,不仅是在那儿跑,而且一直查上世纪80年代的这些材料,研究浙江并不能够只看它2005、2006年的情况, 研究浙江一定要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看。我采取讲故事的方式,在国内比较通行的看法认为浙江的发展是与它的文化有关,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浙江的这些文化在江苏那一带就有,从历史上来看,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企业家30%是浙江来的,30%是江苏来的,剩下的是本地的,江苏和浙江从 文化上没有任何区别,为什么后来他们发展的途径这么不一样?这是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们政策上的不一样有关,我现在不能解释为什么当时是 不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温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市委书记叫袁芳烈。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他做了几件事情直接地保护了私营企业的权益。 第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温州有八个企业家,当时都做到很大的规模,被政府抓起来了,说他们是投机倒把。袁芳烈来了以后进行调查,非常大胆,把这8个人 全都放了,在温州自己的地方报纸上说政府这件事为什么做错了,进行检讨。这件事情使地方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对他们产权的保护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第二件事情,在温州那一带,并不是浙江所有的地区,跟江苏不一样。温州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被中央政府认定为金融实验区,它里面的条条框框 也是很多的,但是稍微有一点灵活性,温州没有全面取消地下金融,而江苏地下金融从历史上来看跟浙江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江苏全面 取消了地下金融,这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差别。温州的民营企业靠地下金融起家,而江苏的民营企业不易获得融资。

  印度的成功在于没有限制内资

  《21世纪》:你一直是做印度研究,你为了说明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的问题。曾经找出了印度与我们进行比较。印度对外资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他们 限制外资吗?

  黄亚生:限制?如果一个一个去比的话,很难说印度是更限制外资的,但是印度跟我们的区别是企业家到印度参观访问,不会用警车开路,不会对外资 企业有额外的补贴。我一直在跟别人讲,中印对外资的政策不在于一个限制一个不限制,而在于一个补贴一个不补贴。从外资进入的难易程度来讲,以前我 见到一个法国的汽车总裁,他跟我讲,上世纪90年代跟中国谈在中国设厂的事情,谈了9年没谈成,而在印度谈了9个月谈成了。

  《21世纪》:关于可口可乐今年在印度发生的事情,您是怎么看?从这件事,似乎印度要比中国限制外资?

  黄亚生:谈到可口可乐,我觉得是今年非常大的事情。但不能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可口可乐在印度设厂要履行的官僚方面的手续要比中国更繁杂。从 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更认为印度对外资更开放,中国很多外资生产产品是外销的,那边很多生产的产品是内销的,所以我不赞成觉得印度的成功是因为它限 制外资的看法的,印度成功最主要的是因为没有限制内资。

  《21世纪》:你曾经说过,你更看好印度发展模式,甚至你认为印度会在20年后赶上中国。你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吗?

  黄亚生:我最关心的是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哪个更具借鉴意义,我觉得作为一个穷国来讲,作为一个不发达国家来讲,印度这种模式 更有竞争力。我总是跟别人讲这个问题,别人总是说印度不如我们中国,没有铁路,没有高速公路,没有机场,什么都是破破的,投资率这么低,储蓄率这么低。但 反过来说,这么差的条件,印度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的2%,到80年代的4%,90年代的6%,去年8.9%,这么差的环境,GDP增长率有这 样的水平是很了不起的。

  相反,我们中国需要这么大规模的投资才能达到9%、10%,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的效率差。所以我觉得所谓有借鉴的意义是这个经济模式是有效率的 还是没有效率的,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上来看,有没有效率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它能够进行多少投资,也不是它能够吸引多少外资。只要你这个 国家有效率,不吸引外资也能发展,这个国家没有效率,吸引外资也发展不了,巴西、墨西哥都是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吸引外资非常多的,结果都没 有发展。我比较担心的是拉美化,贫富不均,被关注但不能被制止的掠夺,这在上世纪70年代的拉美是普遍现象。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建议中国一流大学开放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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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25 金融时报中文网 黄亚生:中国能向印度学什么? 

2007-10-30 13:43:15
2006-1-25  金融时报中文网

在2003年发表的题为《印度能否赶超中国?》的文章里,哈佛商学院的韩太云(Tarun Khanna)和我指出,印度的国内企业部门是超越中国的重大竞争优势来源,因为印度的法治、民主程序和相对健康的金融体系,增强了该部门的实力。当时, 印度可能比中国更有竞争力的观点遭到了诸多嘲弄。

两年后,印度似乎已彻底摆脱了其不慌不忙的"印度增长速度",即2%到3%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速度,其经济表现正开始接近东亚的 水平。从2005年4月至6月,印度的GDP增长了8.1%,而上年同期的增长为7.6%。更令人惊叹的是,印度建新厂和设备的国内投资只及中国 的一半水平,外国直接投资也只有中国的10%,却取得了这一成就。过去两年,尽管中国的GDP维持了高增长,但在2003年和2004年,中国将 近50%的GDP投资到了国内的工厂和设备上,差不多与印度的整个GDP相当。这一比例超过任何其它国家,甚至超过了中国在中央计划经济年代里自 己夸大的水平。证据明显依旧:中国的增长源自庞大的资源积聚,而印度的增长则来自不断提高的效率。

微观经济学证据也能更清楚地说明印度的情况。印度股市近年来猛涨,而中国的情况则截然相反。2001年,上证指数达2200点,而到2005年 时,一半的财富都蒸发掉了。2005年4月,上证指数为1135点。一边是股市急剧下滑,一边是GDP年增长超过9%。很难再找出一个这样的国 家,卓越的宏观经济表现和惨淡的微观经济表现奇怪地交织在一起。这两种模式的融合是个时间问题。

那么,为什么印度在变强呢?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往往都嘲笑印度没有能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种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偏执既奇怪又有害。学术研究没有得出 让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外国直接投资与负责的经济政策、教育投资、健全的法制和金融制度相比,是经济发展的最佳道路。事实上,人们很容易就能想到反 例。60年代的巴西是外国投资者的宠儿,但巴西最终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在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韩国和台湾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很少,但却成为 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

经济试金石并非在于一国能否吸引到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而在于该国是否有培养创业、支持健康竞争,以及相对免受粗暴政治干预的商业环境。在这方面, 印度比中国做得出色。印度出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包括软件业的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制药业的兰伯西制药(Ranbaxy)、汽车零部 件业的巴夏汽车公司(Bajaj Auto),以及汽车装配业的Mahindra。它们的出现绝非偶然。

尽管印度的金融体系有许多缺陷,但它却不像中国的金融体系那样歧视小型私人企业。信息系统公司就受益于这一体系。该公司由7名创业家创办,他们都 没多少政治方面的社会关系,90年代初,在没有硬资产的情况下,他们成功地从印度的银行与股票市场获得了资金。无法想象一家中国银行,会贷款给类 似信息系统公司的中国企业。

中国赖以成名的世界级制造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物,而非中国本土公司的产物。没错,"中国制造"的标签,仍然比"印度制造"的 标签更为普遍,但在中国制造并不一定是由中国制造。用不了多久,"印度制造"将成为"由印度制造"的同义词,印度人不仅会从全球化中获得工资收 益,还会把利润也留在手里,这可与中国的诸多情况不同。

对印度的悲观常常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比如,人们认为,印度的基础设施达不到中国的水平,因此无法与中国竞争。这又是一个"中国神话",认为该国的 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基础设施的大笔投资。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性错误解读。80年代时,中国的基础设施很糟糕,但经济表现极为出 色。中国是在经过多年的经济增长和财力资源积累之后,才建设了它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在这之前。"中国奇迹"的产生,并非因为它有耀眼的摩天大楼和 现代化的高速公路,而是因为大胆的经济自由化与制度改革(尤其是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带来了竞争,并培育了私人创业家。

对中国和印度来说,醉心于建造世界级基础设施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缺点。作为发展中国家,如果对基础设施投入更多,对其它方面的投入则会减少。典 型情况就是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沦为大规模投资项目的牺牲品,这些大规模投资能立即产生实实在在的结果。中国在90年代犯了一个 代价高昂的错误,它建造了许多世界级的设施,但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中国的研究人员透露,无法念完中学的农村儿童比例大得惊人。与此同时,印度则一 直默默地持续增加教育投入,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言,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远比实物资本的质量与数量来得重要。看来印度的政 策重心是正确的,如果中国不马上对农村教育进行投资,就可能会丧失相比印度的真正竞争优势,也就是教育良好的熟练工人,正是这些人推动着制造业的 成功。

除非中国着手进行大胆的制度改革,否则印度在今后20年的表现也许会大大超过中国。但如果运气好的话,印度崛起的最大受益者将是中国。中国将被迫 反省自身经济模式的缺点,并戒除90年代时染上的自满情绪。80年代时,中国在经济自由化方面遥遥领先于印度。如今,它在若干关键的方面落后了, 比如允许更多外国投资和国内私人资金进入金融部门的改革。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国际管理副教授,著有《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及中文版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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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打破FDI外资崇拜 

2007-10-30 13:39:53|  分类: 黄亚生

  在以FDI和中印比较研究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之前,黄亚生的研究课题侧重于政府政策与制度问题,尤其是过渡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96年, 他出版了《中国通货膨胀与投资控制管理》一书。他是最早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国际知名企业的学者之一。
  相比诸多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者钱颖一、李稻葵等,黄亚生说,"我可能更注重跟实际接轨、实地考察,到企业去跑,跟企业家、地方政府官员交谈,从 中得到灵感。"他曾经在书中写道,"对中国的认识必须超越一位匆匆过客,或者就要亲自体验体制的重负。"
  从1998年开始,黄亚生多次到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广东等实证考察,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研究FDI时,他和助手三年间在北京、香 港、汕头、上海等做了多次访谈。每次到清华、复旦、云南、中山大学讲课,他都尽量要求安排企业家座谈,或者到企业看一看。他还设计、搜集大量调查 问卷,把"企业家的声音"作为重要参照。
  "在路上"的黄亚生收获沉甸甸的。他在苏州发现民营企业家拿不到贷款、产权得不到保护,而一街之隔的国有企业却资产闲置,资金浪费。"如果仅 仅从经济模型来研究中国的外资问题,而不到企业考察,结论完全不会像我的观点。"他对自己的研究满意,"外资是上世纪90年代一个新的宗教,国内 外都有一种外资的崇拜,当然我不是说把这宗教完全推倒了,但至少稍微戳破了一些泡沫;另外,中印问题我说得比较早,我也觉得欣慰。"
  黄亚生认为,中国(FDI东道国)"外资依赖症"并非外资太多,而是内资太少,不合理的金融与法律体制束缚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从而使外资趁虚 而入,他还说中国金融业不向内资开放是"自杀行为"。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成了异见,也被误认为"反对外资"。他经常听到的一种言论是说他"不了解 中国"。
  黄亚生的外资研究架构比较新颖,"你不能只看FDI、出口增长,也要基于中国很多微观、感性的认识……所以大家都在对中国经济唱赞歌的时候我 不愿意唱赞歌,我看到的统计研究的结果是生产力指标都在下降,与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惊人的相似,这是挺让人担心的。"
  黄亚生习惯在专业分析中用洗练的语言和形象的隐喻讲故事——他欣赏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他将中国引入FDI比 作一剂药(recipe),"我一点不反对外资,我反对的是歧视性的吸引外资,就像我不反对病人吃药,但如果不得病岂不是更好吗?吃药是要付出成 本的。"
  今年夏天,黄亚生将写完一本有关民营企业的新书,名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希望改变一下很多人对过去改革开放的看法,其中会谈及上世纪 80年代被低估的地方——他发现80年代私营企业家融资比90年代更宽松。

  宣扬印度是为了刺激中国

  当黄亚生2001年就写《中国应该不应该向印度学习》时,很多印度人都觉得是天方夜谭,并没想到中印差异和前景的比较会成为国际上最热门的一 个话题,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中获得赞誉"(印度记者语)。黄亚生第一次去印度是在2004年,当然,之后他对印度的兴趣和去的次 数就不亚于中国了。
  经过一系列争论,中印比较已经达成一些共识:中国宏观经济强于印度,但微观竞争力比印度逊色,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发达,但印度的软环境相对完 善,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全球办公室"……黄亚生说,以往搞中印比较的人基本上偏向于中国,他2003年那篇文章起了良性的作用,"并不 是提供了答案,而是提出了问题,很多人带着问题去印度,回来也许说我们有道理或全是错的,能起到这个作用就行了。"
  黄亚生是从印度制药行业开始神奇之旅的。当时他在哈佛教一门国家发展课,从制药案例发现印度本地企业做了很多创新,这就对中国产生了镜像价 值:印度经济增长率不高,但是在竞争性的环境里培养了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中印比较就突出了体制的重要,中国很多方面都比印度强,除了体制。"
  《财富》称,"把印度跟中国比较,对印度而言算不上一种恭维",黄亚生同意这种说法,但觉得有点太刺激了。他说,中印比较说明中国没有做好, 本来中国完全可以超越印度,但提出印度能否赶超中国这个问题,说明印度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印度金融业对外开放同时对内开放,本土私营银行比花旗 表现优秀。媒体把黄亚生的观点解读成印度一定会超过中国,未来属于印度而非中国,他澄清道,这取决于中国下一步要做什么,是否尽快改革体制。他还 明确地说,中印将来肯定是竞争关系。
  他的"印度情结"已很浓郁,比起中国,黄亚生觉得跟印度的企业界、政府官员更容易接触,"这些人全球化,思想开放,即使是大资本家也可以谈社 会问题、文学、宗教,我们可以进行长时间的对话,"他叹了一口气说,"跟中国的企业界可能几分钟就带过了,他们热衷谈钱,钱当然很重要,但对我来 讲,人文的色彩非常重要。"
  黄亚生现在关注的是软硬件设施、教育及人力资本的中印比较。200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India everywhere(印度无处不在)"的国家宣传,也有黄亚生的功劳,是他向印度人做出的建议。
  很多人对此不理解。连《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都问黄亚生——他们在达沃斯给一家印度电视台做节目,"你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你要宣传印 度呢?"他说,"我热爱中国热爱到什么程度呢?我希望她有一个竞争对手。"但这种爱国是"一种非常不直接的方式",就像古代的义士谏言国王,黄亚 生也有疏离感,而且受到了年轻人E-mail的恶毒攻击,他感到很伤心。他写道,"很多勇敢的中国学者、记者和企业家冒着职业风险来推动机制改 革,我们至少不要损害他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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