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面

2012年10月18日星期四

周保松:什么是自由主义

周保松这篇文章[1]里的观点显示他较为准确理解了自由主义 liberalism 和 libertarism ,后者常译为"自由意志主义",其实就是放任主义 laissez-faire ,我建议译为"自任主义",意思是包括所有事情都得自己负责,个人对他人没有照顾的社会义务。

倫 @tun_kan 2012-09-12 09:44:40 UTC
彭明輝:我在上一篇文章「我們被騙了三十年!談全球性的青年困境」裡用美國為例說明過去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要為全球性的青年困境負起主要責任。現 在這一篇文章要用台灣的社會狀況說明這一代的年輕人是如何被上一代犧牲掉的。

lihlii @lihlii 2012-09-12 09:48:33 UTC
历史上本来"新自由主义"指的是英国自由党这类,自由主义左派,区别于原先的自由主义右派辉格党,相对于保守主义的右派托利党。自由党奉行的"新 自由主义"恰恰是如今说的社会-自由主义,既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也主张社会福利保障和兼顾公平。 @tun_kan

lihlii @lihlii 2012-10-17 00:41:40 UTC
秦晖视频讲座全集 emule/迅雷下载 http://www.mmmppp333.com/text/jiaoyu/renwen/q/qinhui.htm @xmfjm @IvanLoveFruit @Yisuca @edwardwei1 @dc_b

Ivan @IvanLoveFruit 2012-10-18 02:59:10 UTC
我們這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優點一個不剩,資本主義的缺點卻一個不落。實際上當年沒有蘇聯和納粹德國,資本主義民主的全民福利制度也不可能得到完 善。我想說 的是,人民和所謂"精英"任何一方面的獨裁,都不能算是民主制度。好的民主實踐,應該是精英政治與人民民主的共和體制。美國的參眾兩院就是樣本。

lihlii @lihlii 2012-10-18 03:10:13 UTC
这是误解。事实上福利国家的诞生和纳粹、共党没啥关系,而后者根本搞得也不能说就是福利制度。>@IvanLoveFruit 實際上當年沒有蘇聯和納粹德國,資本主義民主的全民福利制度也不可能得到完善。

lihlii @lihlii 2012-10-18 03:12:42 UTC
推荐看看秦晖先生讲座 http://goo.gl/k8QVh 中国福利问题的历史,社会主义思想在民主专政、宪政问题上的演变,西方近现代福利国家思潮 还有维基百科关于英国自由党福利国家思想的历史介绍。 @IvanLoveFruit

lihlii @lihlii 2012-10-18 03:14:01 UTC
当时自由党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就是兼顾社会公平的自由主义主张,而如今却居然有人将放任主义的经济学主张胡扯叫做"新自由主义",而这一点都 谈不上 新。后来自由党面临社会党/工党的竞争而衰落。社会主义兴起和马克思主义有关,但在马克思主义之前。 @IvanLoveFruit

lihlii @lihlii 2012-10-18 03:16:33 UTC
The Found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建立的历史 http://post.ly/5pdHS http://lihlii.blogspot.nl/2012/03/foundation-of-welfare-state.html @IvanLoveFruit

lihlii @lihlii 2012-10-18 03:17:17 UTC
http://lihlii.blogspot.nl/2012/03/blog-post_6223.html 这里摘录了关于英国福利制度起源的一些资料。 @IvanLoveFruit

Ivan @IvanLoveFruit 2012-10-18 03:19:32 UTC
@lihlii 剛開始在看,20世紀初的時候在英國,政府是完全沒有實行福利制度的意識和責任感。

lihlii @lihlii 2012-10-18 03:21:55 UTC
英国自由党是比如今社会主义者偏右,你看看他主张的优生学:无法工作的人应该得到政府救助,但应该永远失去选举权,人身自由和生育权等诸项公民 权。连这样 的右派都主张社会福利制度。欧洲福利国家思想有来自左右两派的资源。 @xbger @laoyang945 @IvanLoveFruit

lihlii @lihlii 2012-10-18 03:22:57 UTC
来自右派的资源也很早,比如普鲁士帝国俾斯麦为了对抗社会主义思潮,为了维稳,而推行某种程度上的福利制度。 @xbger @laoyang945 @IvanLoveFruit

lihlii @lihlii 2012-10-18 03:26:17 UTC
南都周刊 秦晖:改造我们的福利观 http://twiyia.com/link_show.php?id=4588224 @xbger @laoyang945 @IvanLoveFruit

@lihlii: 这篇文章也有讲座录像,更生动,强烈推荐读读。  西 方近现代福利国家思潮 >@365t 改造我们的福利观 - 秦晖 - 南都周刊 http://t.co/Xg0GHudu

lihlii @lihlii
英国自由党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左派。在辉格党时期也是左派,但是贵族里的左派,是右派当权时的左派。到了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英国工党崛起以 后,自由党相对就不那么左派了,变成了中间派。英国的福利制度就是自由党创建起来的。

lihlii @lihlii
goo.gl/mC6o 恰恰是主张古典自由主义(放任主义 laissez-faire)的英国自由党转向左派在英国建立了福利制度。这种自由社会主义主张当时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而如今反而放任主义被胡吹为 "新自由主义")。自由党认为排斥一切政府干涉是右派极端主义。

lihlii @lihlii
而且我发现即便在比例代表制议会选举中,也是容易两极对立的政党容易获得选票,而中间派不容易获得选民支持。比如英国自由党在继承辉格党反王权的 初期,得到压倒性的选举胜利;其政策的左派倾向明显,而获得较多支持并多次执政;到了出现更左的工党,自由党变成了中间派,反没人理了

  1. 周保松: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什么是自由主义
  2. 南都周刊 秦晖:改造我们的福利观
  3. 一人一票单一式选举的缺陷和复数票选举原理 http://lihlii.blogspot.nl/2012/03/blog-post_6223.html


http://www.gaolin.info/?p=80

周保松: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什么是自由主义

Categories: 读报角
星期三, 九月 29th, 2010 by 胡咧咧   4,763 views

【最近一直在看周老师的文章,所获颇丰,不敢擅专,共享之。】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自由主义是很多知识分子的价值寄托所在。但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席卷中国,很多人开始担忧,自由主义鼓吹毫无节制的自由市场和 私人财产制,势将导致严重的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公;而它提倡的自由和宽容,则会使得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泛滥;至于在政治领域倡议的自由民主 和宪政法治,更是西方霸权的产物,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被全盘摒弃,改走富有中国特色的另类现代化之路。我在《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一书中指出, 这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值得质疑。

自由主义有不同流派,而我认为,罗尔斯(John Rawls)所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传统提供的正义社会图像,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传统将自由和平等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并以此为基 础建构公正的社会制度。我相信,人们对自由平等可以有不同诠释;但我不相信,公然反对自由平等的理论和制度,可以有道德正当性,并能赢得人民的支 持。回溯历史,从法国大革命揭橥自由平等开始,人类从无到有,一步一脚印在不同国度建立起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人的能力,更没 有理由说中国人不配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为确证我的观点,让我们先重温一下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每套政治理论,无论多么复杂,背后必然预设某种对人和社会的基本看法。自由主义最根本的理念,是将人理解为自由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并愿意在 一起进行公平的社会合作,从而确保每个公民享有充份的自由和足够的社会资源,去好好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美好人生。这是自由主义的出发点。这个理念看 似平平无奇,背后却反映自由主义独特的政治理想。

首先,自由主义认为政治和道德密不可分。政治生活的最高目的,不是权术斗争,不是区分敌我,不是人压迫人,而是根据正义原则建立一个道德社群,保 障人的基本权利,实现人的根本利益,并令得政治权力的行使具有正当性。因此,自由主义肯定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并相信人能凭借这些能力建立一 个公正社会。诚然,怎样的制度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可以有不同意见,要点是我们必须将"道德的观点"放在制度评价的第一位置,这也是罗尔斯所说的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之义。一个国家,无论多么有效率和多么强大,如果它建基在不公正的制度上,便不值得我们追求。

第二,自由主义是以个体为本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先将人理解为独立自主,拥有反思意识和价值意识,并有自己人生计划的个体,然后从个体的视角,追 问怎样的政治秩序才能合理地保障和促进人的根本利益。对理想政治的构想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是以个体的正当权益为出发点,因为每个个体,都有独特 且无可替代的生命,都渴望主宰自己的生活,并期待活得有尊严有意义。所以,洛克的契约论,强调个人先于国家,国家存在的理由,是能更好地保障自然 权利;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和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同样将个人权利放在最高位置;而罗尔斯和德沃金等当代自由主义者,更大力反对以极大化整体利 益为目标的效益主义,主张个人权利优先。这是一脉相承的自由主义传统。

这不表示,自由主义看不到人有不同的社会属性;这亦不表示,自由主义不知道人打出生始,已活在国家之中;这更不表示,自由主义对个体权利的重视, 是基于自利主义。自由主义承认集体生活的重要(否则它不会如此强调社会作为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也承认社群生活是人的基本需要(否则它不会重视 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更承认公民之间必须有基本的道德责任(否则它不会主张社会正义和财富再分配)。自由主义毋宁是坚持这样的信念:个体具有独 立的道德地位,并不先验地从属于某个集体,并对这个集体有某种不可卸除且无可质疑的道德和政治义务。所有社会政治关系的建立,必须要从个体的观点 看,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中所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如何使这些限制自由的制度具有正当性,是自由人 最关心的事,因为所有政治秩序皆非出于自然,而是人为的产物。 自由主义强调以个体为本,是一种道德立场,而不是在知识论或形上学意义上接受某种原子论(atomism)式的人观。

第三,既然自由主义将人理解为可作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自主个体,那么它一定要容许和尊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自由。自由的重要,不仅在于人有选择的 能力,也由于人的多元性。人不是机器的倒模,千篇一律,而是各有个性喜好,各有对生命的感受和追求,各有安顿人生的方式。如果国家不尊重人的自由 意志,强行将人同一化,那是违反人性,是对个人尊严的最大践踏。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不仅对个人福祉有好处,也对社会文明的发展有好处。这一点, 密尔在《论自由》中早有详细讨论,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当然,容许人有选择自由,并不保证个体每次都能作出正确选择。在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有可能作出不理性或对自己对他人有害的决定。但这种担忧,不能 合理化家长制和专制主义。合理的做法,是国家提供良好的环境,鼓励及培养公民自小学会独立思考,了解自我,并懂得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人只能在犯错 中成长。不容许人犯错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同样道理,容许人有选择的自由,并不保证社会有不同性质且足够多的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供人们选择。过 度专制和过度商品化的社会,都不利于培养出异质活泼和不同领域各安其位的社会文化。因此,自由主义反对经济市场的自由放任,同样反对文化市场的自 由放任──倘若这些政策最终导致文化霸权和危及文化多元。

第四,自由主义坚持人人平等。所谓平等,是指就每个公民作为独立自主的自由人这一身分而言,每个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道德平等不是天赋或自明的 东西。在真实世界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事物,是人人同一的。即使找到了,也不一定是道德上相关的。更何况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超越他人,从与 他人的差异中肯定自己,更是大部份人生命的常态。因此,自由主义视平等为一种道德理想,实际上要求我们从这样一种视角看政治:在决定社会的基本政 治原则时,我们应该放下彼此的种种差异,接受大家是平等的理性道德人,并在这样的基础上找出大家能合理接受的合作方式。赋予我们平等地位的,是我 们自己。我们愿意这样做,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道德能力,可以站在一个普遍性的观点,穿过世间种种不平等,看到人与人之间共享的道德人格,认知和体会 到平等相待的可贵。

我常常认为,做一个真正的平等主义者,相当艰难,因为它要求我们必须从两种角度看自身:它首先要求我们将自己放在第三身客观的位置,认知到从普遍 性的观点看,我们每个人都是道德主体,没有人在价值上优越于其它人。它接着要求我们回到第一身的角度,将第三身的客观认知内化进一己主观的生命, 视平等为值得追求之事,从而使我们在道德思考和日常生活中,有足够的动机去尊重和实践平等原则。这样的身分转换和身分融合,其间的难度,很多自由 主义者也未必意识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花那么大力气处理他所称的稳定性问题,究其根源,也是在尝试论证,至少在他所构想的正义社会中,德福契 合是可能的,即从第一身的观点看,服从平等主义的要求是理性和可欲的。只有完成这种正当与"好"的契合,平等主义才有可能植根于在我们的生命,并 孕育出相应的政治文化。

但读者要留意,对道德平等的坚持,并不意味在资源分配上必须采取平均分配的立场。它涵蕴的毋宁是这样一种要求:"在决定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时,每 个自由人都享有平等的地位,拥有同样的发言权。最后商议出来的原则,必须是所有人合理同意的结果。"这等于说,平等具有优先性,任何不平等的资源 分配,必须要有合理的道德论证支持。这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核心所在。他那非常有名的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设计,目的正是要创造出一个公平的契约 环境,然后看看自由平等的合作者,会商议出一套怎样的正义原则。为什么是公平的呢?因为在原初状态中,立约者被一层厚厚的无知之幕遮去所有的个人 资料,包括他们先天的自然能力和后天的社会环境,从而确保每个立约者处于平等的地位。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契约,而是思想实验,目的是反映 自由主义对自由平等和公平社会合作的理解。罗尔斯的契约论精彩之处,在于背后的平等正义观:关乎整个国家基本制度的政治原则,不是由任何权威和精 英决定,而是由所有公民共同决定。在决定过程中,每个公民的权益都受到重视,没有人会因为能力财富和阶级权力的不平等而受到歧视。这体现了民主自 治的理想。

那么,自由主义会主张怎样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方面,罗尔斯主张公民享有一系列平等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论和思想自由、信仰和良心自由、人身安全和 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等,也包括集会结社的自由,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以至广泛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的自由。这些自由会被写进宪法,赋予最高地位,从而 保证个人权利的优先性。罗尔斯亦赞成立宪代议民主制,並透过各种制度確保政治平等得到真正实践。社会及经济方面,罗尔斯提出两条原则。第一条是公 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主张透过教育及各种社会培训,尽可能使出生在不同家庭环境的人,享有公平的竞争机会,促进社会流动。第二条是差异原则,主张经 济的不平等分配,只有在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时才可接受。这条原则体现了一种互惠精神:每个公民都应从社会合作中获益,并享受到经济发展的 好处。社会发展的目标,不应是只让一部份人富起来,其它人却要承担发展的代价。具体措施,可包括由政府为公民提供各种社会福利保障,例如医疗、教 育、房屋、失业援助、老弱伤残津贴及退休保障等;政府亦应在经济领域,实行累进税、遗产税及其他措施,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减低贫富悬殊,尽量令每 个公民从出生始,便享有发展个人能力和实践人生理想的机会。自由主义反对财富分配完全由市场决定,因为市场竞爭中很多导致不平等的因素是不公正 的。这里所说的不公正,不仅是指贪污和种种违法行为,更包括社会出身和个人天赋能力所带来的起点不平等。

基于上述讨论,现在让我回应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一,那些批评自由主义不重视社会正义,不重视平等的说法并不合理。事实上,自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以来,自由主义已累积大量有关平等和社会正义 的讨论。罗尔斯对平等的理解,甚至较马克思和很多左派更为激进,因为他认为从道德的观点看,一个人的先天能力和后天出身都是不应得的,任何不平等 分配都必须考虑最弱势者的利益。而在制度安排上,他更认为我们不应该满足于福利国家的模式,因为福利社会仍然容忍相当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如 果我们不将左翼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作出区分,然后以为弗里德曼、哈耶克和诺齐 克等主张的小政府大市场,便是自由主义的全部,那实在是最大的理论误解。自由主义既反对国家全能,也反对市场万能,它真正的道德关怀是:什么 样的制度安排,可以让平等自主的个体公平地活在一起,过上丰盛而有尊严的人生。至于实际的制度应该如何设计才能实现这个理想,则需要 具体讨论。

二,有人批评自由主义预设了价值虚无主义,亦难以成立。自由主义是一套完整的政治道德理论,对自由平等有很深的承担,并视民主、宪政、宽容、人权 等为普世价值,更相信凭着人的共同理性能力能够建立公正理想的社会,因此不可能是一套「主观」和「虚无」的政治伦理。

三,或者有人说,自由主义强调国家中立,放弃讨论善的问题,不可能为个人的安身立命提供基础,因此不值得追求。无疑,自由主义不会像儒家或基督教 那样,提供一套完整及涵盖人生所有领域的价值和信仰体系,并要求所有人都接受。这与自由主义对人及幸福生活的看法有关。自由主义认为人有足够的理 性能力对价值问题进行自由探索,同时相信活得幸福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理性主体能够自由选择和认可他的人生计划。因此,自由主义最关心的,是建立一 个公正的制度,保证每个公民有自由和资源去过自己认为值得过的生活,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罗尔斯所谈的「正当优先于善」,是说每个公民的价值追求 都不能逾越正义原则定下的规范,而正义原则的基础,则奠基于自由平等的公平合作这一理想。但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不重视善。恰恰相反,正因为自由主 义坚信每个人都有一己对生命的理解和追求,而这些追求对每一个体皆无比重要,所以才主张要尊重个人自主及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

再者,自由主义绝非对人毫无要求。自由主义期望公民对平等有所执著,对异于一己的信念有所宽容,对正义有恒久的追求,对弱者有真切的关怀,并能够 过上独立自主而又有个性的美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绝对不见得较做一个保守主义者或者激进主义者来得容易。自由主义包容多元, 而在多元的底层,是对个人的尊重和对自由平等的坚持,这些坚持构成公民的共同信念,并成为和谐社会的厚实基础。

据说在今天的中国,不少人认为自由主义早已丧失它的道德吸引力和政治正当性,甚至成了保守反动落伍的代名词。这教人不解。从上面勾勒出来的政治图 像来看,如果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不值得追求,那么在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基础、个人权利的保障、平等的实践、以及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等根本问题上, 非自由主义理论可以提出怎样一套道德上更为可取的正义观?这是所有政治理论均须回答的问题。而在进入辩论之前,我们至少应该知道自由主义是什么和 不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值得我们追求。

节录自《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10)


http://nbweekly.com/column/qinhui/201207/30721.aspx

南都周刊 秦晖:改造我们的福利观

现在讲的福利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搞福利是老百姓要求的,搞了老百姓不感谢,不搞老百姓要问责,这和统治者喜欢不喜欢搞福利无关,不喜欢也得干。

最近,欧洲福利国家闹危机。希腊福利开支太大,老百姓也没感谢政府,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政府借债太多,支撑不了,老百姓就抗议。但是,很多 人由此说"可见福利国家搞不得,搞福利就造成大问题",却值得辨析。这事到底怎么造成的?

在现在的西方语境中,"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是对立两极: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但最早的"福利国家",反义词不是"自由放 任",而是强权国家。

1920年代,福利国家作为德语名词出现,Wohlfahrstaat,是贬义词。当时德国极右翼分子,后来成为纳粹基础的一些人,用这个词来骂 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你们只懂讨好老百姓,搞虚伪的妇人之仁。不懂让老百姓为伟大的德国而奉献,你们搞的是福利国家,我们要的是伟大的德 国。这些批评福利国家的人,并不主张自由放任,而是搞纳粹那一套。

1930年代,"福利国家"概念传到英语国家,成了褒义词。1930—1937年,在政治学、经济学领域都有人用这个概念形容民主国家,"福利国 家"的反面是什么?这时也没说是"自由放任",而是"强权国家"。

这概念能在二战中广泛普及,1940年代的英国宗教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尔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年轻时是工党成员,信奉民主社会主义,主张 搞社会福利。二战期间,他写了《教徒与公民》一书,影响很大。其中提到两个概念:Welfare  state与Warfare  state,这在英语中是一个语言游戏,Welfare与Warfare发音相近,但按他的说法,意思完全相反。Welfare  state是福利国家,他解释是"民主国家要为老百姓提供福利"。Warfare  state是战争的意思,指的是军国主义,1940年代正是二战时期,指的是意大利、德国、纳粹法西斯专制独裁的国家。他说福利国家和军国主义国家是对立 的,没提到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的对立。

尽管这位大主教说Welfare state是搞福利的,Warfare state是搞军国主义,让老百姓当战争炮灰的,可当时的纳粹和意大利都有相当高的社会福利水平,也不是光打仗。同时,当时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在二战特殊 时代也在全力以赴地打仗。这两者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坦普尔没说得很清楚。在我看,有三个区别非常明显。

第一,现在讲的福利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搞福利是老百姓要求的,搞了老百姓不感谢,不搞老百姓要问责,这和统治者喜欢不喜欢搞福利无关,不喜欢也得 干。在宪政制度下,福利是一种责任。瑞典主要是社会民主党执政,但政党轮替,也有很多次是自由党或右翼政党执政,它们不喜欢福利国家,但也得做, 因为这是由老百姓决定的。

斯大林搞福利是皇恩浩荡,搞一点老百姓就高呼万岁,不搞也不能要求他。福利不是责任,而是恩情。这种观念,当然主要是由专制主义造成的,但有时一 些"卸责右派"也帮了忙,他们再三讲国家不必尽这种责任,老百姓应该"不找市长找市场",什么教育呀医疗呀都不能麻烦政府。既然他没这个责任,他 还给了你这不就是额外恩赐了吗?所以你要感恩。

第二,公共福利是一种二次分配手段,在民主国家由多数决定。一般都是正向分配,指向平等。区别只在于,一些国家比较倾向于(注意是选民倾向于,并 非统治者喜欢)自由放任,实行低福利制度。另一些国家的选民选择了高福利制度,平等的功能就很强。所谓低福利,一是覆盖率低,只照顾那些最穷的。 比如美国有福利房,但通常只给失业者,一般人没申请资格。而高福利国家的福利覆盖率很高,义务教育、全民医保全民共享,在有些国家任何人都可申请 住房福利,但在有些国家条件很苛刻。然而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只给官员分房,穷人反倒没份,这不可想象。二是同样受照顾的穷人,低福利国家照顾得少一 点,高福利国家照顾得多一点。北欧高福利国家二次分配后基尼系数往往会下降一半。美国这样的低福利国家下降得很少。但没有一个国家二次分配后基尼 系数是上升的。

可另外一些国家福利和特权挂钩,具有非常强烈的等级性。在这些国家,福利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待遇。包括用车、住房、医疗。这种福利的最大特点是,强 势者初始分配占了一次便宜,二次分配再占一次便宜,弱势者初始分配受损失,二次分配再受损失。这是福利反向调节,这种国家面临的不是高福利与低福 利的问题,而是"负福利"的问题。

假如福利有平等的功能,在最差的情况下平等功能等于0,是"零福利",即自由放任。但负福利国家是扩大不平等,岂止零福利而已。自古以来,我国的 强势者就主要不是靠初始分配,而是靠特权"待遇"来显示地位的。历史上,谁知道皇帝领多少工资?皇帝往往根本无所谓工资,在"初始分配"上他与乞 丐几乎是"平等"的。但乞丐饿死没人管,而皇上"从摇篮到坟墓"都狂吃国家的,还包三宫六院,享受"供给制"下的奢侈生活。皇上还发福利,当然是 论功行赏,先发给一定级别的权贵。

奥巴马上台后就要搞医改,很多人批评美国医疗,这么富的国家还是有人看不起病。但在美国谁看不起病?是穷人吗?不是。美国是低福利国家,覆盖面很 窄,按现在看到的数字(各州情况不一样),美国联邦财政提供的福利性医疗保险覆盖面只有18%,有些州还有州提供的。这18%主要包括两个项目: 一个医疗保险,这个项目标准是对65岁以上的老人全部负责;另外一个是医疗补贴,专门针对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其他人国家基本不管。

欧洲国家不一样。比如英国不仅国民全覆盖,学生在英国待半年以上就可享有。而美国没有,所以多数人只能买商业性医疗保险,但比较贵。如果有些人仗 着身体好不买医疗保险,一旦有病去看医生,的确是奇贵,以致有人看不起病。但这些人不是美国最弱势的群体,而是中下阶层。这些人没穷到可以享受国 家医疗福利的地步,又不愿买商业保险。

奥巴马推行医改,要赢得多数人支持不是很容易。富人不愿,因为从他们口袋里掏钱,富人也没有看不起病的问题。美国穷人也不愿意,因为那18%的人 已经有了保障,他们也不需要什么医改。只有中下阶层是奥巴马医改的支持者。

第三,既然民主国家的福利是国民要求政府提供的服务,这种福利就显然是公民的权利、政府的责任,而不能反过来变成是政府的权力、公民的责任。似乎 类似的事,如果是老百姓要求于政府那就是福利,假如是政府强加于百姓,那就不是了——当然,不是说政府不能要求于百姓,只是这种事不能叫福利而 已。

例如同样是老百姓干活儿,如果是老百姓要求政府保障就业、搞培训、增加岗位等等,当然带有福利含义。但官家抓老百姓去干活,就像秦始皇把孟姜女老 公抓去修长城,那就不是福利了。穷人要求政府以廉租房与福利公屋来改造"贫民窟",那是福利,而政府用铁腕"城管"拆掉穷人的"违章建筑"并赶走 穷人来"消灭贫民窟"就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济是福利,强制性抓捕流浪汉的"收容遣送法"就不是。国家承担责任提供养老保险是 福利,国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令其自耕终老而不许留在城里"给政府添麻烦"就不是。

以上三条归根结底,福利国家首先必须是民主国家。而反过来讲,争取福利问责就是通向宪政民主的一条重要道路。改变我们的福利观念,从"感恩型福利 观"走向"问责型福利观",这对我们走向宪政民主非常重要。

有人把福利国家和专制主义混为一谈,或者说搞福利会导致专制,或者说不专制就会失去福利。两者似乎一"右"一"左",其实作用却是一样的。

而我们知道所谓宪政机制,实际上就是通过限权问责而实现权责对应的机制。

在权大责小的旧体制下,"为福利而问责"与"为自由而限权"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在向宪政走近,其意义决不下于扩大直接选举等等。在权力不受制约、 责任不可追问的情况下,走向宪政得通过制度上的改变,但首先要有观念上的改变,要在每件事情上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宪政制度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于权力和责任的契约,在宪政条件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我和保姆之间的契约,我希望他买多少菜就给他 多少钱。

当然,我家两口子对此会有分歧:太太要求保姆多买点菜,因此要多交给他钱。而先生不愿让他处置这么多钱,也就不能要求他买太多的菜。那么保姆怎么 办?等你们吵出个结果来,给多少钱我买多少菜就是了。

国家也是一样,有人愿要大政府,要求它多服务,就愿意多授它一点权力;有些人愿意要更多自由,不愿给它太大权力,也不能要它承担太多责任。高税收 高福利或低税收低福利。到底怎么办?竞选出个结果,谁赢就照谁的办就是。这是一种制度安排。与之相对的非宪政制度,或者说是专制制度则相反,权力 不受限,统治者想横征暴敛就可横征暴敛,责任不可问,皇上给你点福利你就得感谢,不给你不能问他要。

很多人说,宪政制度是一种财政体制,财政公开、预算透明,这是渐进民主。可政府凭什么愿意搞预算公开?动力从何而来?从宪政制度的历史看,从最早 英国、法国出现宪政一直到后来的波兰、匈牙利率先走出铁幕,有个共同点:这些国家都是被赤字逼出宪政的。政府在什么条件下愿意向公众晾账本?如果 想收多少钱就收多少,想不给你就不给你,钱都留下我自己花,他愿意晾账本吗?不可能。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会主动晾:他向你收钱,你大声埋怨,使他 收不到多少钱,你又逼他花很多钱,必须从摇篮到坟墓都负责。这样两头逼,总有一天他受不了就会晾出账本。

有人说高福利国家不好,老百姓对政府的要求太高等等。他们的确是有这个问题。但是限制责任的前提是限制权力,权力无限责任就该无限。一个经济自由 主义者,在宪政体制下,不应提出从摇篮到坟墓都要国家负责,但在非宪政国家就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同样,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宪政国家可以为了搞福利 支持高税收,但在非宪政国家他能支持皇上横征暴敛吗?笑话!你去看看19世纪欧洲非宪政国家与向宪政过渡中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抗议高税收比自 由主义还积极!自由主义者最核心的观念是权责对应:不要求你负那么大的责任,前提是不希望你有那么大的权力。社会主义者对这个核心观念并无不同, 只是推出的诉求相反:给你多授点权,前提是我要更严厉地向你问责。

很多国家在走向民主化过程中,启蒙的作用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英国、法国最早出现宪政,不是因为启蒙思想家写了很多文章,而是皇上需要很多钱,财 政亏空一塌糊涂,实在没办法让老百姓纳税,不得不开国会跟纳税人商量,在时而暴烈时而温和的讨价还价中,宪政就出来了。东欧也一样,波兰、匈牙利 率先走向宪政,共同的特点是这两国的赤字在东欧最高,非常重要的杠杆是老百姓对政府实行福利问责,政府必须提供这、提供那,提供了不感谢,不提供 就抗议。

现在有人常把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相联系,如果这里说的是政治自由主义,那么问题不大,因为所谓政治自由主义其实就是主张宪政民主,民主社会主义者 在政治上也属于政治自由主义者。但是,"经济自由主义"也就是市场自由竞争、国家不干预的思想,却并非宪政民主体制在经济上的等值对应物。尽管这 种思想因其在逻辑上的限权取向,应该属于推动宪政的一翼,但却因缺乏问责取向而需要另一翼的互补,这另一翼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称社会民主主义。

事实上,几乎所有典型的宪政国家都是这两翼共同的舞台,当然也是两者博弈和互渗的场所,却没有一个宪政国家是只有"自由放任"论者唱独角戏的。已 有的宪政平台是如此,这一平台的建立同样是两者共同之功。过去的论者探讨东欧转轨的成就,政治上多强调政治自由主义对民主化的作用,经济上多强调 "经济自由主义"对市场化的作用。而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只是肯定其政治自由主义倾向对宪政的作用,对其经济上的福利问责主张推动宪政进程的重要性, 则很少提及。这是很大的缺陷。

甚至可以说,至少在东欧民主化的几个先行国家(现已加入欧盟的波、捷、匈和前东德),福利问责的社会民主思想对于宪政民主的推动力甚至大于经济自 由主义。欧洲国家在二战前有过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时代,比如捷克、东德、波兰这样的国家都有过社会党执政,那个时候老百姓就有了一种社会主义观念: 政府是为我们服务的,提供福利理所当然,给了不用谢,不给可以要。

现在很多人讲福利国家是左派思想,不应该有,老百姓就该不找市长找市场,就应自生自灭。如果这样,东欧国家不可能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就是问责问 出来的。

在东欧,民众的限权问责在经济上表现为,向我横征暴敛我抗议,向你要公共服务理直气壮,而且公共服务越要越厉害。那时的波兰人既没有主张私有化, 也没有主张市场经济,而是不断向政府进行福利问责,市场上没肉,就抗议为什么没有了,肉的价格高了抗议价格为什么高了。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 后,波兰民众一直对政府进行福利问责。政府不断讲,老百姓应该知道政府的苦衷,应该懂得不找市长找市场。

不断问责造成一个现象:赤字越来越高。高到波兰不可能有余钱供养贪官污吏,因此那些人就觉得当官太没意思,整天被老百姓追在后面找麻烦,自己捞不 到任何好处。

波兰从1980年雅罗谢维奇总理在问责声中辞职后,就没有一个稳定的内阁,9年间换了7个总理,从雅罗谢维奇、巴比乌赫、平科夫斯基、雅鲁泽尔斯 基、梅斯内尔、拉科夫斯基到基什查克。人人无心恋栈,"圆桌会议"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谈判是被逼出来的,这时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不要求也有 了,因为统治者比你更着急财政公开,急不可待地给你晾账本:"只有这么一点钱,你的要求满足不了,要么你给我多一点,要么不要向我要那么多。"那 时候不但有了财政公开、预算透明,而且我敢说那时的财政公开、预算透明是真的。

话说回来,如果老百姓问责惯了,民主化以后怎么办?民主化以后老百姓仍然要求福利无穷大,就变成希腊那样,就会出现财政不可持续的福利病。

但这些国家都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宪政前老百姓的福利诉求没有边际,可以从摇篮问责到坟墓。一旦实行了宪政,老百姓就变得很自觉,开圆桌会议,政 府跟你讨论,你给多少权力替你承担多少责任,这时社会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说"我愿当奴才,只要有低价的肉吃",有人说"我上台物价肯定要涨,肯定 不能保你那么多,但条件是可以给你自由。"在多种权力、责任的契约组合中,老百姓既然作出了某种选择,当然就会遵守契约。

于是,正如当年英法国王征税,国民以"无代表不纳税"相抗拒,但宪政后民选国会征税更多,国民却乐于缴纳一样,东欧的宪政也使国民痛快地撤销了福 利上的漫天要价。波兰圆桌会议后,国民的"过度福利"病一下就消除了,以前肉价上涨30%就上街,1990年后上涨500%也是理所当然,原因就 是有了一个权责对应的契约,政府和百姓只能签订一个权责对应的契约。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做不到的,但相反的现象经常发生,即马儿既要吃山珍海味但又不肯跑。这种情况怎么办?两种诉求都可以提,而且应该提: 第一抗议你吃那么多山珍海味,第二逼得你不能不跑。而两种诉求的"契约前"形式,恰恰就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促使双方走向契约的谈判过程,通常都会是一个"漫天要价施加压力、就地还钱达成妥协"的过程。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实际上做不到,可以做到 的是迫使这匹马要跟你谈它吃多少草,就跑多少路。但在达成妥协之前当然是可以漫天要价的。这与契约达成后的过分需索是两回事。

今天的希腊人糟就糟在,他们在宪政完成38年后真的追求起"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个不可能的结果,而昨天的波兰人高就高在宪政之前他们进 行了"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漫天要价。没有一个合理的要价策略,不提出这个要价,就没有还价的空间。这完全是渐进的、和平的改革,和任何 暴力没有关系。如果最后就吃多少草跑多少路的问题达成契约,那就是宪政成型的一天了。


喜欢这篇文章吗?欢迎发空信给 lihl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订阅《童言无忌》邮件组 发空信给 jrzl+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订阅《今日知录邮件组》。

发表评论